10日，全国棚户区改造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总理李克强再次强调棚改重要性，要求进一步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创新机制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有了政策加持，周一一开盘，棚改概念股顺势而涨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除了在证券市场和GDP端起到刺激作用，与保障房和棚改工程始终密切联系的却是“资金挪用”、“空置”、“违规购房”等字眼。如果说，3个季度过万亿的配额只是为了保证适当的财政支出刺激和保地产商、土地财政的活路，那这个机会成本未免也太高了。

 

危改难推，修房比建楼更麻烦？

上周四，国家审计署公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2015年中央安排的农村危改432万户仅开工245.3万户（占56.8%），10个省开工率不足50%。其中开工率最低的湖南省只有24.8%，而广西、江苏、上海和山东的开工率也分别仅有25.9%、30.2%、30.5%和30.9%。

同比开工率已达90%的全国棚改，农村危房改造显然拖了整个保障安居工程的后腿。先不说审计署的数据水分有多少，农村危改房的开工基数本就比棚改房少148万套，可进度却比前者慢了37%。莫非修个平房比建成片的高层还费劲？想来工程自身难度不是农村危房改造推进滞缓的原因，繁琐的审批流程、专款的低效使用以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归属才是症结所在。

由于农村危改资金是国家财政拨款，地方财政发放，所以下到村镇一级，农户个人需求至省级财政统筹间的审批链条是非常长的，极易出现人为性的逆“牛尾效应”。比如海南、河南等省的个别市县近两年就多次因工程招标缓慢、先验房后拨款和相关电子档案的录入不及时而导致危改工程进展迟缓。并且，随着专项资金的逐级下拨，越发不规范的监管与追踪机制常常引发前者被克扣、挪用、盗用，因而最终的实到款项额度不足势必阻碍危改的正常进行。

另外还很重要的一点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问题，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面临征收，其中也不乏地方政府征收后再倒卖给开发商赚取差价的案例。虽然危房改造资金同样会诱发道德风险，但总体而言由传统征地产生的土地财政的体量显然更丰厚，并且灰色空间也更大，更具操作性，这也就难怪一些空巢村的乡镇干部更倾向于拖拖拖，然后劝服老人们卖地了。

空置保障房的回购经济

有个经济学的老笑话，说两个学生打赌吃屎，赌金1000万。A先吃了，B付了1000万；可是A心里窝囊，B觉得亏了，于是B又吃了，从A那儿拿回了1000万。最后两个人想想谁都没赚钱，反而都白吃了屎，委屈得不行。这时候他们的导师了解了情况，笑着告诉他们“给国家GDP创造了2000万的贡献”。

 

这个笑话的现实版，就是地方政府违规回购空置保障房和安居房。由于此类房源通常交通区位不佳，相应配套设施建设落后，且申请受理流程复杂、透明度差，故而常出现房源过剩的情况。以此次被通报的浙江杭州萧山区为例，其已建成的626套廉租住房中闲置超过2年的就有546套，而其中448套闲置更是超过4年。

长期空置的保障房无疑给地方政府带来一定的回款压力以及面对开发商的失信风险，且与“购买商品房作为保障房使用”的救市政策不同，政府回购保障房自用，从地方财政角度而言，不仅回款更迅速，更能直接削减保障房库存，增加GDP。这是因为此类回购可以借助政府融资平台变相引入社会资本，而在先前环节，除了开发商和物业，其他商业资本很难参与进来。

重庆奉节县在此做了个反面教材，自2013年至今，该县违规改变廉租房用途，由县融资平台公司使用财政资金2500万元购买210套，将其装修改造成办公楼后出租给县委、县政府机关使用。

保障安居怎么才能实现？

既然是国家统筹的专项资金，地方政府难免要视其为一块肥肉，所以最重要的仍是保证保障安居资金的合理合规使用，这点需要通过不断完善款项的审批与监管流程来实现。随着款项的不断分流，越向下延伸，越可以执行“谁审批谁负责”的机制，但同样也要控制追踪成本。

简化个人的审请受理流程和及时反馈房改进度也是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关键。就农村危房改造相对于城市保障房建设而言，分散度更高，更难统筹管理，因而基层工作人员需要提高执行力，及时反馈与了解农户的房屋情况。而对交通区位、经济区位敏感度更高的城市居民来说，提供更加全面的配套设施才是吸引他们入住的关键。毕竟在任何时候，房子对国人来说都是一个保值增值的存在。

（掌上青岛/青网记者 周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