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研究美国总统们的著作而言似乎不算一个好时机。前任总统奥巴马是个求知欲旺盛的读者以及成功的作者，他的书得到了评论家们的称赞并获得了惊人的销量，而如今的总统特朗普则声称自己成年以后就再没有读过书——值得注意的是——也包括那些据称是他写的书。

克雷格·费曼（Craig Fehrman）的《总作者》（Author in Chief）一书邀请读者思考在我们总统的书里——用《总作者》的副标题来说——“未曾道出的故事”。此说乍一看令人难以置信。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昆西·亚当斯、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和奥巴马的著作已经被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研究透了，远远谈不上被忽略或无视。

但费曼的书有一个不同的目的。他讲述了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故事：总统或为其代笔的写手们如何炮制、出版和推销他们的书。他还挖出了这些书籍的印数、购买数及被阅读次数，以及总统从中赚了多少钱。

回忆录和自传对总统候选人们的竞选有莫大功劳，费曼对此提出了一项趣味盎然且细节丰富的解释。他不追求面面俱到，他的选择背后的理由也难以捉摸——且有些古怪。读者对一系列自己熟悉或不熟悉的书有了新的认识：既涉及总统及其代笔写手的著作，也有和总统无关的书，诸如圣经、年鉴、《大白鲨》和《达芬奇密码》。

费曼首先关注开国时期的列位总统，他深入考察了华盛顿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间“复杂的合作关系”，向读者展示了首任总统的离职演说里的各部分是由何人所写，但他没有谈及其中的理念。

杰斐逊博览群书，但作为作者而言并不算高产。“我嗜书如命，”杰斐逊曾写道，其孙女也回忆称书本“每时每刻都是他最心仪的伴侣”。他的唯一一本著作《弗吉尼亚笔记》先后出了19版，卖出了至少两万册，依照费曼的估计，基于当时和现在的人口数量差异调整后，这本书相当于卖出了50余万册。

费曼写道，约翰·亚当斯的政治著作较为乏味，但其自传“亮点颇多且生活气息浓厚”。在费曼看来，这使他成为了“国父中最有娱乐感的作者”。

到了19世纪，政客出版回忆录助选的做法开始流行起来。著作内容遍及理念、政策、品质和性格。身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和决斗高手，安德鲁·杰克逊的著作是这一变化的最佳例证。费曼指出，杰克逊的死对头、博学多才且著作等身的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日记多达51册，“无论就他个人而言还是在美国的任何时代，都堪称文学巨著。”

林肯则想尽办法将他与史蒂芬·道格拉斯的辩论出版成书，造就了“一种新型的选战论著”，由候选人自己发声，不依靠传记作家。根据费曼的说法，该书卖出了“惊人的”5万套，放到今天来看也相当于50万套的销量。当时的媒体《波士顿信使》形容林肯总统的“遣词造句在最聪颖的美国演说家里也无人能及”。不过，《总作者》一书并未提及读者感兴趣的林肯有关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具体观点——他们还得自己去读那篇辩论词。

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的回忆录被费曼誉为“经典之作”，理由在于其文笔“直截了当”且有丰富的个人“体悟”，费曼将此归结为格兰特读过大量的小说。两卷本的回忆录大获成功，卖出了32.5万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写了37本书，威尔逊总统写了12本，费曼在计算每位总统的产出时表示“这取决于你的计数方法”。除罗斯福的《1812年海战》和威尔逊的《议会制政府》之外，费曼对两位总统的论著着墨不多，只提到罗斯福善于调动读者的感官，而威尔逊则长于诉诸理智。

相反，费曼专门花了一章的篇幅在“沉默卡尔（Silent Cal，柯氏绰号）”柯立芝总统身上。在费曼看来，“《相信马萨诸塞》确实是一本好书，”它对柯立芝当选总统的助力不亚于林肯的演说。后来出版的传记则关乎淳朴的民间智慧，这本书帮柯立芝赚了5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000万美元），而他也因此成为了首位凭借出版回忆录“大赚一笔”的前任总统。

1880年代以来，按照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的说法，总统出书的目的是展现其“接地气的生活”。费曼观察到，1920年代以降，电影和杂志营造出一股盲目崇拜名流的风气，公众开始发掘各种“性感迷人的细节”。海报男孩还是要数约翰·F·肯尼迪总统，他就把给自己生活贴金的工作交给了别的作家，自己专注于写一些历史方面的东西，当然同样少不了代笔者的支援。

费曼笔下的罗纳德·里根是个非常爱好阅读的人——柯立芝的自传是他的最爱——并且长于写作。根据里根之子迈克尔的回忆，其父“一直在伏案写作。不是几乎一直。就是一直”。费曼证实，里根的演说词都是自己写的，还为1964年参选的戈德华特代过笔。《余勇可贾》（Where's the Rest of Me）在费曼看来是一本“收获颇丰的助选论著”，该书不仅卖出了20多万套，还帮助里根一路平步青云，赢得了加州州长及总统的宝座。

《总作者》的最后部分谈到了出版界大亨们为出版前任总统的大作及获取补贴而砸下的海量经费，读来几乎使人窒息：理查德·尼克松250万美元；里根700万美元；克林顿1500万美元；奥巴马夫妇二人的回忆录共6000万美元；号称出自蒂普·奥奈尔、泰德·肯尼迪、科林·鲍威尔和莎拉·佩林手笔的一系列著作合计也有数千万美元。费曼称，这些书的内容其实无关紧要，在这个时代的出版业巨头眼里，围绕书的宣传造势比书的品质更重要。

费曼对奥巴马的书还不算刻薄。《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从技术上而言并非为选战造势的书，但其演讲《无畏的希望》是为选举量身打造的——它凸显了奥巴马对美国历史与政治的深思熟虑，以及身为作者的娴熟技巧。

大部分总统著作都旨在娱乐大众，此论或许也适用于《总作者》，但费曼的前期工作依旧出色。他的传记性散文一向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关于写作、出版和阅读的研究的作品。读者们将能学到很多有关总统的书是如何写成、出版和销售的东西。如果想弄清书中的门道，他们还得参照费曼的指引，自己去读那些书。

本文作者James T. Kloppenberg,系哈佛大学查尔斯·沃伦历史学讲席教授，著有《走向民主：欧美思想中的自治努力》。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