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唐建伟

随着新冠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中国的宏观政策正在从应对疫情逐步转向稳增长发力，各地都在抓紧推进复工复产，扩大消费和投资，特别是通过加大基建扩大有效投资需求。可以看到，最近云南、河南等地均推出了总投资额上万亿的重大项目投资计划。

受疫情冲击，当前生产和需求显著走弱，一季度经济增速将明显下滑，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餐饮、旅游、住宿、交通运输等相关领域受到严重冲击，2月中旬以来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0%。2月份，官方制造业、非制造业及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都创历史最低值，特别是非制造业PMI跌破30%，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该指数都没有跌破过50%。

可以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了2003年的“非典”，从受冲击的产业及行业而言，甚至可能不亚于2008年金融危机。针对新冠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影响，非常时期必须用非常之策，宏观政策必须更加积极有为。

从投资的三大组成部分来看，疫情影响制造业的生产恢复，导致当前制造业投资需求减弱，制造业投资可能负增长。疫情导致房地产销售、开工都严重放缓，房地产投资也有可能显著下滑。在房住不炒、遏制房地产泡沫的政策基调下，全面放开房地产政策拉动投资需求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因而，为了应对疫情冲击，拉动投资需求的关键在于基建投资。

和此前的投资模式相比，新一轮基建投资需要重点投入补短板领域，形成新基建。新基建不但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并且能够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促进新产业新领域发展，提升长期竞争力。新基建需要具备四方面特征。

第一，基建投资新区域。从投资空间来看，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2019年末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60%，而发达国家平均在80%左右，我国城镇化水平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未来仍将快速发展。从人口流动来看，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这将是未来基建投资的重要区域。我们预计城镇化水平提升将重点推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中原城市群等7个主要城市群，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将面临短缺。此外，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广大农村区域也有基建投资空间。

第二，基建投资新机制。过去我国基建投资更多地依赖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地方融资平台带来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未来需要建立新机制，一方面拓宽多渠道融资来源，另一方面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在多元化融资方面，规范完善PPP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融资模式，提高PPP项目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推出更多PPP项目。探索其他类似PPP的多元化融资模式，吸引更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形成新的基建投资机制。在财政资金来源方面，我国政府部门整体负债水平不高，特别是中央政府杠杆率较低，可以适度提升中央政府杠杆率扩大基建投资规模，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截止到2019年末，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为38.3%。中央政府杠杆率为16.8%，处于较低水平；地方政府杠杆率为21.5%，相对高一些。由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不计入赤字，不会加重地方财政压力，年初以来财政部已经分两批次累计提前下达2020年新增地方专项债务限额12900亿元，全年新增专项债规模可以超过3万亿元。

第三，基建投资新主体。过去我国基建投资主要是地方政府主导，投资主体单一。未来将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基建投资建设，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放开基建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特别是消除对民营资本的各种限制。特别是具备一定收益的项目，要鼓励对市场开放，不同投资主体一视同仁。未来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列入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允许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

第四，基建投资新领域。新基建重点突出在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领域基建投资力度，支持结构转型和产业提升，促进新业态、新产业、新服务发展。具体投资领域包括信息通信、5G等基础网络建设，生态绿化、水和大气污染治理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文体等民生保障项目，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市政工程建设，农村公路、水利、文卫等农业农村设施建设。

不过，考虑到过去“四万亿”基建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轮基建投资过程中，重点要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方面，确保建立新机制、扩大新主体，规范基建项目融资行为，杜绝类似过去融资平台等不规范、不透明的隐性融资，防止地方隐性债务再次过度膨胀，严控地方债务风险。二是确保基建投资新区域、新领域，不能大搞基建全面投资，避免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严控人口流出地区的基建投资，防止大规模基建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