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俄罗斯被称为为战斗民族，除此以外，俄罗斯在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等方面也有着悠久历史。在广博的疆域、严酷的气候环境、波折的政治局势之中，这些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更显其厚重深度。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同行、俄罗斯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称其为“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电影艺术的一座丰碑”。然而，当他在世的时候，和其他苏联流亡艺术家一样，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饱受“乡愁”的折磨——那种夹在两个世界之间无家可归的感觉，正如他在国外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的主题。而他的死对头、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叶尔马什甚至任命奥斯卡金像奖得主谢尔盖·邦达尔丘克担任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以确保塔可夫斯基的《乡愁》同金棕榈奖无缘。

1986年12月29日，塔可夫斯基因癌症在巴黎去世。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因为国家改革，叶尔马什被降职并被迫提前退休。随着风向变换，剧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塔可夫斯基去世之后，苏联政府授予了他列宁勋章，甚至恢复了他的半官方职务，而苏联电影界对他的评价，也由原先的羞辱和排斥，瞬间转为浮夸的奉承。偶像式的崇拜和对苏联流亡艺术家身份的好奇，分散了人们对作品本身的关注。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趋势。人们开始将塔可夫斯基奉为神一般的存在，对其电影中朦胧的诗意、宛如梦境的雾景和雨景以及史诗般的配乐如痴如醉。

而今，人们对塔可夫斯基的兴趣有增无减。影迷们不断从他的作品中解读出新的元素。无论是电影学者、神学家、哲学家还是心理学家，都能将塔可夫斯基的作品同自己的专业领域相结合，并为此展开热烈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鼓励了来自不同国家，拥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电影人。

在英格玛·伯格曼看来，塔可夫斯基在电影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因为他“把生命像倒影、像梦境一般捕捉下来”。塔可夫斯基的艺术风格也影响了一大批导演，比如西奥·安哲罗普洛斯、沟口健二、侯孝贤、蔡明亮、福瑞德·科勒曼和来自伊朗的帕纳巴克霍达·礼萨伊。除了这些捕捉灵魂的导演以外，匈牙利不可知论者贝拉·塔尔也是塔可夫斯基的追随者。他的两部代表作，《诅咒》（1988）和《撒旦探戈》（1994），通过冷雨和浓雾的画面，凝视那些生活在无边无际孤独中的绝望人群——人类裸露的灵魂之下，拥有的只是存在主义的虚无，而非希望。

俄罗斯当代著名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一度否认师从塔可夫斯基，但不可否认，在索科洛夫早期的作品中，塔可夫斯基的影响显而易见。在得知塔可夫斯基去世消息的时候，索科洛夫正在病床上修养，“我离开病房，来到黑暗的大堂，蜷在楼梯的角落里哭了好几个小时。”随即，他写下了一篇悼念塔可夫斯基的文章，在他的笔下，塔可夫斯基既不是万众敬仰的神，也不是天才革命者，他只是一个被赋予了悲剧命运的俄罗斯人，偶尔还有点浮夸和自恋。

这篇文章收录于最近出版的《我的不朽已然足够：塔可夫斯基图文集》当中，书中还包括萨特、伯格曼等人关于塔可夫斯基电影的文章，以及塔可夫斯基本人的日记随笔和拍立得作品等。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书中选取了索科洛夫的文章以飨读者。

论死亡的平庸主义

文 | 亚历山大·索科洛夫

整个病房悄无声息。但直觉告诉我，每个人都醒着。窗外也是一片寂静，只有雪花在默默飘落，形成厚厚的积雪。1986年，俄罗斯经历了一场可怕的霜冻。当然，作为一个坚忍的民族，俄罗斯人早已习惯了严寒和匮乏。但这一次，寒冷却似乎永无止境。每天清晨一醒来，人们听到的就是天气预报的坏消息：又是-40℃。1986年已经接近尾声，眼看就要迎来新年的庆祝活动。然而，看看我身边这些同命相怜的人们，却无一例外都很悲伤和阴郁。是的，谁会愿意在病房中迎接新年呢？屋外的霓虹灯光映进病房，整个房间泛着淡蓝色。隔壁铺的男人手臂骨折了。他看上去很强壮，头发乌黑，说话带乌克兰口音。这时，他低吟一声，翻身冲我躺着。我看到了他的脸和闪烁的眼睛。他冲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我试图用小晶体管收音机寻找一个能听的电台，比如那种会播放小提琴或钢琴演奏的音乐频道，但一直没有搜到。所有能接收到的信号都很吵闹。毕竟，整个欧洲都在庆祝圣诞，节日的喧哗霸占了全部电波。然而在病房里，听到的却是另一些声音：病床发出的嘎吱声，隔壁屋的抽泣声，护士们的说话声、走路声，还有她们手中金属托盘里注射器和针头碰撞的叮当声。这时，短波里传出了一个信号微弱的电台节目。节目中有个男人正用带着口音的俄语播报——是那种确信、实事求是的语调，听上去是在表达准确无误的信息。“巴黎……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去世……”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第二天早上，医生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他塔可夫斯基去世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他问，“他是你的亲戚吗？”“不是。”我说。

我离开病房，来到黑暗的大堂，蜷在楼梯的角落里哭了好几个小时。准确地说，不是我，而是我内心深处的某个东西在流泪。眼泪止不住往外涌，我感到呼吸困难。那几个小时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五脏六腑都在翻腾，仿佛挣扎于某个痛苦的道德困境，又像是撒旦在狂暴中将我推倒。之前的新闻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好像不太明白。我甚至开始让自己去怀疑它的真实性。毕竟，之前也有过塔可夫斯基去世的传闻。但我没有办法欺骗自己。这一次，直觉告诉我，塔可夫斯基真的离我们而去了。但我究竟是在为谁而哭泣？或者说，是在为什么而哭泣？是他吗？是他。

是我自己吗？

是我自己。

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塔可夫斯基的学生。我总会回答：不是，绝对不是。我没有上过他的课，没有崇拜过他。我也不会去接续他的工作，因为艺术家总要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塔可夫斯基选择的路，只有他自己能走。他知道自己要跨越哪片丛林。于是，他努力清除路途中的障碍，朝着指南针的方向，一直向北走——最终走向死亡。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每个俄罗斯人都在走自己的路。至少，每个有信念的俄罗斯人都是。

每个俄罗斯人在灵魂深处，不管是出于自主选择，还是出于被迫，都在“努力穿越自己的丛林”。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奋斗，同丛林中的阻碍作战，一路上付出这样或那样的牺牲。有时，我们会碰巧在森林中发现一片阳光之地。那里浆果充盈、草地柔软，让我们迷失于其中，忘记找寻“希望之地”的初衷，而是选择了在死寂的丛林深处寻找新的方向和契机。于是，我们再也回不到最初简单却诱人的人类幸福。俄罗斯是“灵感”和“启蒙”之地，欧洲则是“智慧”之地。作为一个值得被同情的国度，在俄罗斯，每个人都需要帮助。因此，我们很容易发掘内心深处温情脉脉的浪漫情怀。俄罗斯人很难掩饰自尊心，这是他们最突出的性格。与其说这一点让俄罗斯人看起来充满攻击性、处世不圆滑，倒不如说这是整个民族的性格（不过，这个民族现在还存在吗？）。

俄罗斯人一无所有——他们什么都匮乏，未来还会继续匮乏下去。俄罗斯人很穷——他们的钱像是存在了满是破洞的袋子里，总是找不到。从物质角度说，老一代的俄罗斯人倾向于过一天是一天，这是他们的处世哲学。但在灵魂深处，他们却一直在寻求上天永恒的援助之手。

但究竟谁才是救星呢？上帝，天才，还是革命者？

我们的车行驶在列宁格勒的街道。车里冷极了。他坐在副驾驶座上。我记不清那天他穿了什么，只是隐约记得有些不寻常。于是，我对自己说，或许只有他才敢那么穿。他到底穿着什么？还是想不起来。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我怎么能连这个都忘记？后来，我们到了教堂。大家都在等我们。教堂司事是个友善的人。显然，他知道塔可夫斯基的名字。我们一起做了礼拜。

“这些是沙皇的坟墓，”司事说，“这些是异邦人留下的踪迹。看，就是这些。再看这里。这里的青铜刻字已经不见了。还有一些游客，一边口口声声谈论着艺术，一边就把纪念碑上双头鹰的脑袋扯掉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塔可夫斯基问。

“他们是想带回去作为模型，制作皇家武器的青铜复制品，然后在黑市上卖掉。现在这些东西很受欢迎，通常都很好卖。”司事说。“其实这不能算是俄罗斯现象。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有这样的小偷。”他补充道，听起来仿佛是一个周游世界的人，努力在为自己的祖国说话。

随后，他将我们带到了教堂的内殿。我们走到了一架布满灰尘的旧马车前面。这个场景让人感到阴郁，于是我们都没有说话。最后还是司事打破了沉默。“当年，就是在这架马车里，革命者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现在看来，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其实他的很多举措都是进步的，但人们不管这些。他们就是要杀他，就是要扔那些炸弹。这架马车被原样保存了下来。人们说那时门上和座椅上都溅着沙皇的血……”

教堂里很冷。我们走过的地方，鞋子在冰冷的大理石板上留下短暂的湿脚印。大理石板擦拭得很明亮，没有一丝灰尘，映出洒落进来的冬日阳光。我们踏着越来越窄的旋转楼梯来到教堂的尖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终我们停留在一扇装着红铜配件的小窗口前。我们用了好大的力气，才随着吱吱嘎嘎的声响，勉强推开了这扇窗。伸头向外看，我们看到了冰封的列宁格勒。那一年也是寒冬。我们站在教堂楼顶向远处遥望，可以看到几公里之外的景象。那一瞬间，我们似乎迷失在对眼前景象无休止的思考中。或许一辈子都会这样。不过那天真的太冷了。塔可夫斯基安静地站着，看着这座被冻坏了的城市。我们距离地面有100多米高，但他似乎一点也不害怕，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那种感觉，就好像他已经来过这里很多次了，这一次只是在履行例行的参观义务而已。为此我有点生气，甚至怀疑我的这种不悦已经表现在了脸上。毕竟，为了取悦这位“来自莫斯科的客人”，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教堂让我们上到楼顶。我本以为，他会为此而无条件地感激我。

但这位“来自莫斯科的客人”却只是那样静静地站着，没有表露任何情感。而我却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站在高处向下俯瞰这座西化的俄罗斯城市的经历。同时，我也不会忘记他回到车上对我说的那番话。暖和起来之后，他说：“当我意识到是命运选择了我，我就平静了。曾经我也需要面对诱惑，但我抵制住了。在那之后，我就开始相信命运，愿意去完成命运交给我的任务。”

宽檐的黑色帽子、长款的黑色风衣。一个穿着略显浮夸的男人在酒店大堂里踱步。显然，这身打扮略为隆重了。每个经过的人都忍不住打量他两眼。我们站在大堂另一侧等塔可夫斯基。这是列宁格勒一个灰蒙蒙的冬日早晨，连酒店门厅都显得格外阴暗。我们看到了一个还没睡醒的坏脾气门童。大堂里满是刚煮好的咖啡的香味。按照约定，我们今天要去列宁格勒大学，现在时间已经有点晚了。那个穿着隆重的男人正在报摊前晃悠。这时，他走到青铜吊灯下面，灯光映照在他脸上。看得出来，他脸上带着笑意，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他是个疯子。他的电影只是自我卖弄。他太傲慢了。他的那些所谓作品，对苏联人民来说毫无用处。他自以为超越了前辈，其实只是疯了而已。他的电影看起来特别不自然，都是一些远景，连个正常的角色都没有。华丽的辞藻听起来刻意十足，仿佛是硬生生被塞进那些被虐待的演员口中。伪哲学不过如此。“那些相信他的人应该劝他清醒清醒，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些基本上就是苏联著名导演马尔连·胡茨耶夫对《镜子》的评价。即便是那些同样被主管部门的压力甚至暴力所折磨的同行，也将怒火投向了《镜子》的导演，将他批判得一无是处。这就是令人悲哀的现实。即便到了今天，也有很多人不明白塔可夫斯基的信念。

他是神？天才？革命者？

事实上，他只是一个俄罗斯人。

一些电影主管者嫉妒塔可夫斯基和他的天赋，就像性无能的人对性能力的嫉恨一样，致命且难以消除。对塔可夫斯基泄愤很容易：只要打着“国家”的幌子，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为自己“诚实”的愤怒辩护——毕竟，这群人代表着“整个苏联人民”的利益和道德标准。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光辉愈加闪耀，他们的愤怒和敌意就愈加明显。每分每秒、年复一年，他们都在代表“国家和人民”拒绝他。他们不允许他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即便创作环境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个古老的问题，那就是，电影是一门艺术……

让我重新来阐述一下这个问题：现代形式包装下的电影，算一门独立的艺术吗？我的个人观点是，当代电影暂时还不能承担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它更像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性别特征尚不突出，同现实世界中的形式、类别、阶级的关系也尚不明显。显然，电影对文学、戏剧、美术等艺术的过分依赖让电影工作者们沮丧不堪。在国际电影市场上，人们有时会鼓吹“综合艺术”的概念——也就是说，电影可以融合各种艺术形式！可惜，没有人能保证，这种大杂烩能升华出什么崭新的成果。

即便如此，伟大的当代导演仍然发现了，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只属于电影艺术的品质：时间。他们将时间的流逝作为重要的主题来研究。虽然“时间”在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依然需要依赖戏剧手法去表现，但塔可夫斯基和布列松却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电影时间。这种时间被视觉手段创造，只能存在于电影艺术中，无法被其他艺术形式呈现或复制。毫无疑问，塔可夫斯基在努力创造“真正”的电影艺术。这种艺术的独特之处在于极其个人化的观念感知和导演个性的表达方式。没有多少导演能做到这一点。很少。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能做的，就是摧毁塔可夫斯基这样的先驱，或者表面达成和解，然后再想办法取而代之。但这样一来，我们就丧失了谈论艺术的权力，因为我们已经将它彻底框死了。毕竟，那些符合惯例和传统的老生常谈的东西，往往才让人看着更舒服。

虽然塔可夫斯基无意攻击任何异议者，但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对他的同行（也是他的同胞）造成了威胁。他们嫉妒他的成就，害怕未来他可能发挥出的无限潜力。毕竟，塔可夫斯基已经成功吸引了年轻人的关注。有了这种关注，他终有一天会取得胜利。

那个打扮略显浮夸的黑衣人向我们脱帽致敬，露出乌黑的头发。是塔可夫斯基。刚刚我们并没有认出他，但他其实一直都在观察我们。我还从未见过一个穿着如此讲究的人。看得出，这位电影大师知道如何穿衣。他品味独特，追求质量。我们一起坐上车。和上次一样，我还是只能侧着头看他。

我们在列宁格勒大学的见面会一结束，学生就将他围住了，问了一堆愚蠢的问题。显然，即便是报纸上的那些负面评论，他们也只是了解了皮毛，比如“先验论者”什么的。

“愚昧。”塔可夫斯基边说边走出大厅。显然，学生们的表现让他心烦意乱。回到车上，他沮丧地抱怨说：“没想到一大早就这么不顺。”他把帽子扔到一边，解开了大衣上的扣子。当时，列宁格勒正在下雨，整个街道都湿漉漉的。车子在红绿灯前停了下来。车里太安静了，以至于挡风玻璃上雨刷摆动的声音都显得刺耳。红灯亮了很久。我们谁都没说话。我不忍心看他，他的表情让我痛苦。我感到惭愧，为自己国家的电影艺术惭愧。

塔可夫斯基同意在列宁格勒大学演讲，和他的经济状况有关。显然，他在努力解决家里的经济问题。每次演讲，他都会拿到一些出场费，但这些钱却让他痛苦、愤怒。总会有一些不自知的观众，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和这位导演“比比智力”；还有一些人带来了自己的作品或手稿，恨不得他现场就能读完，然后告诉他们“何时开拍”……但还是有另一群人，他们相信他、爱他，生怕一不小心会说出冒犯他的话。因此，他们只是用欣赏的目光注视着他，崇拜他的一切——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声音和穿着。这些人是俄罗斯的希望。他们知道日复一日地同不堪的创作环境做斗争意味着什么，知道创作道路上的艰辛和阻力。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坚信另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文化和信仰才是生命之源，相比之下其他的一切都没有那么重要。内心深处，他们知道，谁才是这个国家真正优秀的人才。他们愿意用心中的能量去帮助他，为他做出牺牲。没有谁比这些简单的俄罗斯民众更尊重这位艺术家。俄罗斯的艺术为他们而生，因他们而存在。他们虽然什么都没说，但从他们的眼中，却看得到祈祷。他们静静地坐着，时不时向邻近的听众友好地点头示意。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希望，那种台上导演的目光可以在自己身上稍作停留的希望。这种停留哪怕只有一秒钟，就可以照亮他们的灵魂。

有时想想，人们是多么相似，多么易于理解——特别是那些和我们生活在相同的圈子中的人们。在俄罗斯，如果一个艺术家不能同时承担先知的角色，他往往就不会有太大的成就。因为，只有成为先知，他才能实现作为俄罗斯艺术家的终极成就——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俄罗斯人有一个奇怪的特色，那就是每个人都需要先知。大家习惯了被伟人所带领、所指引。我们是一个出色的民族，永远在前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未真正安定过，哪怕待在家中。然而，这种品格所带来的一个不良后果就是，前进的路上总会有受害者……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为温顺和弱小而停留。

那天晚上，我们还参观了普希金生前最后居住的公寓。安静的房间被冬日夜晚半明半暗的光线笼罩。我们站在台灯旁，望着地上自己的影子。这家博物馆的管理人，妮娜·波波娃，静静地走在我们后面。这会儿，她点上几根蜡烛，我们发现已经站在了普希金去世的病床前。沉默。塔可夫斯基笑了。是的，他笑了。很明显，他想到了自己的一些事。

“这里面有多少是当年遗留下来的真品呢？”他问波波娃。

“很遗憾，其实并没有几件是当时留下来的……”

墙上挂着一幅画。画中，普希金睡在棺材里。

“他想死，”塔可夫斯基说，“看他脸上的微笑——他想死。”

“是的，他的一生已经很充实了，没有其他需要再去追求的了。”我表示赞同。

“你可以拍一部关于普希金的电影啊，应该会很不错。”塔可夫斯基忽然对我说，依然在微笑。这对我来说有点意外。我看了看他。

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在心里想，原来天才的看法也不一定正确！我永远也不会去拍一部有关普希金的电影。那不是我要走的路。塔可夫斯基把一切都想得太明显、太容易理解了。

塔可夫斯基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这家博物馆。他理解这里。这里与其说是博物馆，不如说更像是一块墓地，弥漫着一股同生命搏斗后的死亡气息。一场通往虚无的战斗。塔可夫斯基看起来身体还不错，但那只是表象。清晨，他把自己的心跳比作列宁格勒的天空。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同自然紧密相连的人，是“自然之子”。他对自然的兴趣简直无穷无尽。但影响我至深的是，他相信自己拥有超自然的能力。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墓地”时，我忽然觉得有点头疼。塔可夫斯基立即扶我在椅子上坐下来。然后，他就开始在我的头顶按摩，说是可以产生一种治愈的电流。看得出来，这让他感到满足。于是，我开始撒谎，说这种滑稽的治疗方式有效。我说，我能感到一股暖流穿过身体……仿佛是从某处传出来的力量……我的内心也因此变得明亮起来。总之，我胡编乱造了一通肉体和精神重生的画面……显然，塔可夫斯基很满意。但现在，我很遗憾自己没能告诉他真相。事实上，我的头更痛了。自然，他的双手也没能产生任何暖流。

是的，我一点温暖都没有感觉到。但过去那些年，我却总觉得他如影随形。

他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爱他的人在他生前就把他奉为神明。他仿佛存在于两个维度中。对一些人来说，他是圣徒，是天才；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他只是个疯子。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安纳托利·索洛尼岑来看他。当时我正待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因此他没有注意到我。他是来找这个电影导演说钱的事。这位导演虽然不受欢迎，但对索洛尼岑来说却是神一样的存在。不，他不是要向塔可夫斯基借钱，只是想要一些关于赚钱的建议。多年来，这位受人尊敬的著名演员，却连一套属于自己的公寓都买不起。眼下，有人向他兜售一套共有公寓，但这无疑要花很多钱。他们就那样安静地坐在洒满阳光的房间，讨论如何筹钱买公寓这个平庸的问题。这时，拉里莎·帕夫洛夫娜，塔可夫斯基的夫人，从市场买菜回来。她做了点肉。我们太饿了，狼吞虎咽地，很快就吃完了。其实，东西并不好吃，她甚至连肉都没有煮熟。那是我第一次——我相信也是最后一次——那样吃东西。奇怪的是，内心深处，我总感觉自己正待在一间富饶的房间里，什么都不缺。但实际情况是，拉里莎·帕夫洛夫娜已经欠了好多债务，根本不知道如何还得起。她的生活似乎游离于他人和物质之外。虽然有经济的压力，但天才的骄傲解决了一切。

塔可夫斯基是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电影艺术的一座丰碑。他的创新并不是无迹可寻的。那些从物质世界升华出的精神上的一切，其实早就以其他形式存在于俄罗斯的诗歌和哲学中了。苏联生活的冲突和共性，早已流淌在他的血液里。虽然他坚持认为，自己首先是属于欧洲的。在我眼中，俄罗斯文化史上唯一能同塔可夫斯基媲美的，就是19世纪的外交官和救世主丘特切夫。但两个人的命运却有很大的不同：丘特切夫是政治家们的宠儿，塔可夫斯基却被他们排挤和压迫。

“我这边一切安好，切勿担心。真的，请放心……”他从意大利打来电话，说的都是这些宽慰的话。但我却能感觉到，电话那头并不是他的声音。潜意识里，我告诉自己，可能我再也见不到塔可夫斯基了。电话里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某个卡通人物的配音，单调而乏味。是的，那些宽慰的字眼，我一个都不相信。但与此同时，我也不愿意相信他得了癌症的消息，虽然我知道，很多时候命运都过于冷酷无情。为什么要让这位已逝的俄罗斯天才承受那样痛苦的思乡之情？为什么他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枯萎？“还是尽快把手头的事情都安排好吧。”这就是医生在拿到诊断结果时，对这位导演说的话。

然而，在更高的地方，在灵魂可以肆意驰骋的地方，我们一定能找寻到塔可夫斯基力量的源泉，明白为什么他在意识到结局的情况下，依然会坚持战斗。如果我们能明白灵魂的感受，我们就会懂得。不管那种感受是平静、是寒冷，还是自由。

伴随着音乐声，火车离开了列宁格勒。几乎没有人认出他，我们默默地走到车厢旁。没有人为他而转身，没有人上前抓他的胳膊。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人。个子不高、精力充沛、坚定乐观，并总为我们对他日常生活的帮助心怀感激。眼下，他和儿子安德烈、妻子拉里莎一起坐在车厢里。塔可夫斯基从口袋中掏出一台小照相机，对准了我们。车厢里的光线昏暗，但他们的脸却洋溢着光芒。我从未看到过这些照片，因此你可能会质疑，会不会是我凭空想出了这个场景。但依然是很美的画面，不是吗？

火车驶离了站台。雪花又开始飘落。

下雪对俄罗斯人来说太正常不过了。我们还很在意，一个人死后，会被埋葬在何处。是的，塔可夫斯基的坟墓不在俄罗斯（但这并不是他的错）。但我们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分担他精神痛苦的人。他的模样始终存在我们心里。

他们扶走了隔壁病床的男人，说是要换绷带。病房里寂静而阴郁。这时，扇形窗被打开了。瞬间，一股无情的冷风划破了病房里的温暖。我把被子拉过头顶，想象着他们在诺沃迪维希公墓安葬他的情景以及谁会在葬礼上讲话。

一个伟人死去了——这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警示。没有他在身边，我丧失了安全感，好像再也没有人和我站在一起了。那个用祝福和信仰照亮了我整个生命的人走了。显然，我一无是处，只是一个平庸自私的小人。虽然看上去我是在为塔可夫斯基的痛苦和死亡而悲伤，但事实上，我只是在自我怜悯。然而，与此同时，我也明白，我会活下去，承担起独自战斗的重担。

列宁格勒、莫斯科，198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