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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发放消费券促内需回补,但怎么发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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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发放消费券促内需回补,但怎么发有讲究

分析师认为,由于关系到民生和就业,提振消费在目前具有很强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建议疫情过后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拉动内需,提振企业生产,实现稳增长稳就业的目标。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辛圆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提到,要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

自2014年以来,消费已连续六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2019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拉动经济增长3.5个百分点。在疫情防控之下,餐饮、酒店、旅游、线下娱乐等行业不得不暂停营业,收入归零。

分析师认为,由于关系到民生和就业,提振消费在目前具有很强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建议疫情过后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拉动内需,提振企业生产,实现稳增长稳就业的目标。

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负责人杨畅对界面新闻表示,疫情防控期间,餐饮、住宿、旅游、教育等行业损失巨大,需要靠“非常规”的手段来回补需求,消费券就是“非常规”手段之一。

“给居民发放消费券有两方面好处。一是可以设定用途,对特定行业形成拉动,刺激特定行业的消费回补,并且在总量上能够实现消费回升。二是可以设定使用范围,特别是发放给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低收入群体,通过提供补贴,弥补因疫情影响导致的收入下滑,保障基本生活。”他分析称。

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对此表示赞同。他对界面新闻表示,除了提振需求外,消费券还能在供给端帮助企业。“受到疫情影响,短期有效需求收缩,势必会对生产端造成制约,而提振消费既能使生产恢复,也能使国民经济运行回到正轨。”付一夫说。

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也认为,发放消费券是一个可行的选项。“‘消费券’如同‘导火索’。因为当期消费的提振,将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生产端的回暖,进而保障和稳定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从而为下一轮消费提供基础。”他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称。

2月26日,香港财政司在公布2020-21财年预算时称,将推出高达1200亿港元的大规模逆周期措施,包括向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1万港元现金,以鼓励消费、纾解民困。这引发了市场对中国内地是否会推出类似措施的关注。

沈建光表示,香港向居民派发现金的做法并不适用于中国内地。他指出,1万港元接近香港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港府估计这一红利将惠及700万港人,涉及财政支出约710亿元港币,对香港的财政收支压力不会有很大影响。

“而中国则不同,当前18岁以上人口约占14亿总人口的80%,即便以月最低工资水平较低的省市为标准(如‪1500-1800元)向这部分人口发放现金,粗略估算需要高达1.7万-2万亿人民币左右,即便不考虑中国日趋严峻的财政收支状况,如此大规模的全民撒钱也显然行不通。”沈建光在文章中写道。

消费券并非新鲜事物,此前国内外已有较多实践经验。

1999年,日本为应对经济泡沫和亚洲金融风暴,曾向15岁以上65岁以下的居民及弱势群体发放过“地域振兴券”,总额达到6194亿日元,折合人民币每人约1500元。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家电、汽车下乡”政策。官方数据显示,在实施“汽车下乡”政策的22个月(2009年3月至2010年12月)中,全国补贴下乡汽车、摩托车1791.47万辆,累计兑付资金265.67亿元。

此外,金融危机时期,部分省市还推出“消费券”政策鼓励居民消费。例如,杭州在2009年1月24日和3月17日两次向特定对象(主要为低保和困难家庭、企业退休职工、学生等)发放“消费券”,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家电、手机、旅游、文化、体育健身等产品。

这些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比如,在家电下乡政策的带动下,家电行业销售产值同比增速从2009年6月开始由负转正,2009年全年实现3%的增长。2009年,中国汽车销量达到1364万辆,比2008年增长46%,正是在这一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尽管消费券可能是刺激消费回升的重要选项,但分析师指出,仍需要厘清和避免一些问题,例如政策实施的具体方向、范围以及其可能出现的传导受阻、财政压力等。

沈建光指出,财政压力之下全面派发消费券不现实,需要关注特定地区、特定行业、特定人群,应分情况、分阶段、有针对性地鼓励重点产品消费。此外,因为消费券的发放涉及财政支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分配出资比例也值得探讨。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甘犁此前撰文指出,政府发放的补贴应该聚焦于未能享受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红利,且年收入在6万元以下的群体,主要针对其教育、医疗、住房和赡养支出。政策实施需要的财力支持,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来解决。

付一夫也表示,不能盲目地大规模发放消费券,而是要基于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落实,以防止财政压力进一步增加。同时,应加快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保证产能的恢复与产品的供给,以供给侧的复苏来配合需求侧的提振才能取得更佳效果。

杨畅则建议,通过支付宝和微信的支付方式发放虚拟消费券,将消费券定点发送到居民手中,从而规避传导链条过长的问题。此外,在消费券设计上要做出合理调整,避免出现日本此前发生了居民将消费券作为收藏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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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发放消费券促内需回补,但怎么发有讲究

分析师认为,由于关系到民生和就业,提振消费在目前具有很强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建议疫情过后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拉动内需,提振企业生产,实现稳增长稳就业的目标。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辛圆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提到,要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

自2014年以来,消费已连续六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2019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拉动经济增长3.5个百分点。在疫情防控之下,餐饮、酒店、旅游、线下娱乐等行业不得不暂停营业,收入归零。

分析师认为,由于关系到民生和就业,提振消费在目前具有很强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建议疫情过后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拉动内需,提振企业生产,实现稳增长稳就业的目标。

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负责人杨畅对界面新闻表示,疫情防控期间,餐饮、住宿、旅游、教育等行业损失巨大,需要靠“非常规”的手段来回补需求,消费券就是“非常规”手段之一。

“给居民发放消费券有两方面好处。一是可以设定用途,对特定行业形成拉动,刺激特定行业的消费回补,并且在总量上能够实现消费回升。二是可以设定使用范围,特别是发放给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低收入群体,通过提供补贴,弥补因疫情影响导致的收入下滑,保障基本生活。”他分析称。

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对此表示赞同。他对界面新闻表示,除了提振需求外,消费券还能在供给端帮助企业。“受到疫情影响,短期有效需求收缩,势必会对生产端造成制约,而提振消费既能使生产恢复,也能使国民经济运行回到正轨。”付一夫说。

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也认为,发放消费券是一个可行的选项。“‘消费券’如同‘导火索’。因为当期消费的提振,将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生产端的回暖,进而保障和稳定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从而为下一轮消费提供基础。”他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称。

2月26日,香港财政司在公布2020-21财年预算时称,将推出高达1200亿港元的大规模逆周期措施,包括向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1万港元现金,以鼓励消费、纾解民困。这引发了市场对中国内地是否会推出类似措施的关注。

沈建光表示,香港向居民派发现金的做法并不适用于中国内地。他指出,1万港元接近香港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港府估计这一红利将惠及700万港人,涉及财政支出约710亿元港币,对香港的财政收支压力不会有很大影响。

“而中国则不同,当前18岁以上人口约占14亿总人口的80%,即便以月最低工资水平较低的省市为标准(如‪1500-1800元)向这部分人口发放现金,粗略估算需要高达1.7万-2万亿人民币左右,即便不考虑中国日趋严峻的财政收支状况,如此大规模的全民撒钱也显然行不通。”沈建光在文章中写道。

消费券并非新鲜事物,此前国内外已有较多实践经验。

1999年,日本为应对经济泡沫和亚洲金融风暴,曾向15岁以上65岁以下的居民及弱势群体发放过“地域振兴券”,总额达到6194亿日元,折合人民币每人约1500元。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家电、汽车下乡”政策。官方数据显示,在实施“汽车下乡”政策的22个月(2009年3月至2010年12月)中,全国补贴下乡汽车、摩托车1791.47万辆,累计兑付资金265.67亿元。

此外,金融危机时期,部分省市还推出“消费券”政策鼓励居民消费。例如,杭州在2009年1月24日和3月17日两次向特定对象(主要为低保和困难家庭、企业退休职工、学生等)发放“消费券”,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家电、手机、旅游、文化、体育健身等产品。

这些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比如,在家电下乡政策的带动下,家电行业销售产值同比增速从2009年6月开始由负转正,2009年全年实现3%的增长。2009年,中国汽车销量达到1364万辆,比2008年增长46%,正是在这一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尽管消费券可能是刺激消费回升的重要选项,但分析师指出,仍需要厘清和避免一些问题,例如政策实施的具体方向、范围以及其可能出现的传导受阻、财政压力等。

沈建光指出,财政压力之下全面派发消费券不现实,需要关注特定地区、特定行业、特定人群,应分情况、分阶段、有针对性地鼓励重点产品消费。此外,因为消费券的发放涉及财政支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分配出资比例也值得探讨。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甘犁此前撰文指出,政府发放的补贴应该聚焦于未能享受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红利,且年收入在6万元以下的群体,主要针对其教育、医疗、住房和赡养支出。政策实施需要的财力支持,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来解决。

付一夫也表示,不能盲目地大规模发放消费券,而是要基于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落实,以防止财政压力进一步增加。同时,应加快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保证产能的恢复与产品的供给,以供给侧的复苏来配合需求侧的提振才能取得更佳效果。

杨畅则建议,通过支付宝和微信的支付方式发放虚拟消费券,将消费券定点发送到居民手中,从而规避传导链条过长的问题。此外,在消费券设计上要做出合理调整,避免出现日本此前发生了居民将消费券作为收藏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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