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剧焦一线 知宴

编辑|张风屹

什么？《安家》中，房似锦的悲惨身世还没看完，《完美关系》中，马邦妮身后又站着一个吸血鬼式的原生家庭！

有意思的是，饰演邦尼妈妈和樊胜美妈妈的是同一个演员。

纵观近几年的国产剧，《欢乐颂》里的樊胜美，《都挺好》里的苏明玉，《我的真朋友》里的曾慧敏，这些角色的出现，都在讨论着一个频频被刷上热搜的话题——原生家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悲情角色中，或主角或配角，受害者往往都是女性。

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女性角色如何迎来成长与救赎，既是影视剧的现实主义追求，也是在社会中被普遍讨论的话题。

不过，当下大多国产剧关于原生家庭的剧情已经进入了完全套路化的阶段，与其说是现实题材，不如说是贩卖话题。

“性别原罪”下的套路化设定

本以为《完美关系》讲的是精英男主带着傻白甜女主成长的故事，没想到，女主的闺蜜邦尼却有一条“原生家庭”“重男轻女”的隐藏线。

剧中，当邦尼控诉妈妈，自己的学费都是自己挣得，家里根本没为她出过一分钱，但却为了弟弟能上个好高中，拿出两万块钱择校费的时候，邦尼妈妈指责道：你一个女孩子学门手艺然后嫁人就得了，上什么大学？

这不就是苏母对苏明玉说过的话吗？一样重男轻女的妈妈，一样不懂事的兄弟，一样要为家庭奉献的女儿，马邦尼竟然又是一个“樊胜美”、“苏明玉”。

2017年，《欢乐颂》热播，剧中的樊胜美不仅要赚钱供养父母，还要为哥哥贷款买房。一家人不管女儿的幸福，只想着往死里榨干樊胜美，由此探讨的原生家庭话题掀起了全民讨论的热潮。

如果说樊母是只有缺钱、儿子出事时才会想到自己还有个女儿的话，《都挺好》中的苏母则是压根不想养苏明玉这个女儿，不同的是《都挺好》中的苏明玉事业有成，在面对家庭矛盾时不会像樊胜美一样无助。

慢慢地，国产都市剧突然爱上了原生家庭这个套路，而且这些故事的设定中，或主角或配角，受害者往往都是女性。

《我和我的儿女们》中的钱文静被父亲道德绑架，沦为解决老钱家种种矛盾的提款机；《我的真朋友》中的曾慧敏不仅有一个升级版苏大强的父亲，还有个女版谢广坤式的妈妈和吸血坑姐姐的弟弟，堪称“最强配置”的原生家庭。

不仅如此，近期热播的都市剧《安家》中，女主房似锦也综合了苏明玉和樊胜美的人设，房母潘贵雨也是十分不讲理，只知道张口要钱，一门心思压榨女儿。

这些父母看似一个比一个奇葩，然而，这些角色衬托的人设，却出奇一致——原生家庭下重男轻女的女性受害者。

此前，有媒体以当时热播的12部都市题材剧为样本，总结出了异国相遇、见面互怼、冥冥之中有关联、失去工作、去机场追机、异国重逢、前任危机等十种常见套路。如今看来，又得加上“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这个套路了。

被“快进”消费的“原生家庭”

《欢乐颂》中，樊胜美为了给到处惹事生非的哥哥还账，不仅丢了工作，还丢了尊严，最后在一群姐妹的帮助下勉强解决了问题。

《都挺好》和观众试着讨论了这些问题可能的出路。不过，强势如苏明玉，即使再想和原生家庭撇清关系，但苏家所有困难几乎都是明玉解决的，最终，明玉在石天冬的帮助下，选择和父母和解。

这两部剧探讨原生家庭的社会现实问题，掀起了全民讨论的热潮。其中，不少观众看到樊胜美后发起了“给蒋欣打钱”的活动，陷入中年危机的姚晨也因为《都挺好》再次翻红，可见原生家庭题材的话题度。

诚然，“自古真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套路”本身并没有错，它的形成是经过实践后观众喜欢的方式。因此，复制成功模式是市场的本能，不少热门剧也从这些特点进行故事和人物的设定。

只是，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已然告诉我们：第一个这样拍是“欢乐颂”，第二个这样拍“都挺好”，第三个第四个这样拍就差点意思了。

《甄嬛传》导演郑晓龙曾指出，套路之所以被认为是套路，是被很多粗制滥造剧的强行使用才造成如此误解。拍戏总有基本“套路”，只要符合生活逻辑、人的逻辑、情感逻辑，就可以保留。

相较于《都挺好》和《欢乐颂》的基本符合生活逻辑，《完美关系》中，江达琳让邦尼的母亲意识到自己错误的方式，就有些“悬浮”了。现实中不可调节的矛盾在剧里被几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说出来的话化解了，未免有些太魔幻现实主义了。

不可否认，这些国产剧对于原生家庭的探讨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原生家庭父母重男轻女之苦，电视剧仍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但遗憾的是，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已然成了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这些强行塞入原生家庭重男轻女的都市剧，缺乏诚意和独特性的叙事，掩盖了“原生家庭”社会话题的多样性，也成倍地消费着观众对于“原生家庭”剧情的热情。

一味迎合便失去了惊喜

对影视剧中这些饱受原生家庭迫害的女性角色来说，和重男轻女式父母的矛盾有多大，大结局的时候，和父母和解的速度就有多快。

国产剧关于原生家庭的表达总是中间的时候气死观众，然后强迫似的圆满大结局。以至于很多人感叹，《安家》中的女主房似锦，安心搞事业不好吗？为什么要加一个樊胜美式的原生家庭，太糟心了！

其实，影视剧对于角色的设定往往基于一定的创作逻辑。重男轻女这个千年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是整个社会不得不提的痛点。故而，国产都市剧在“重男轻女”这个话题上大有文章可做。

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女性思想、经济逐渐独立，女性在社会中的话语权逐渐增高；另一方面，影视剧的受众群体向来以“女性观众”为主体，因此在题材创作上，影视从业者更愿意花时间契合女性的心思。

樊胜美、苏明玉、房似锦、马邦妮、曾慧敏、钱文静等角色无一例外地传递着身处逆境的女性凭借努力改变命运的新时代独立自主精神，契合了当下流行的女权主义者的基本诉求。此外，这些深受原生家庭折磨的女性角色或放大或缩小地呈现了原生家庭对于女性的不公和强权，承担着女性观众反抗原生家庭情感宣泄口的角色。

处理得好，这种设定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不过可能是太过想要突出矛盾，强化原生家庭中的压迫，很多剧情慢慢走向了极端。

《安家》中，房母说“我可以虐待你，但你必须供奉我”，而房似锦，一个抢同事生意的人，居然被一个不讲理的母亲牵着走。编剧这样写，很可能是为了凸显房似锦有多惨，母亲有多可恶，由此激发出女性观众对于房似锦的怜爱和对于房母的憎恨。

如果说，《安家》对于潘贵雨的刻画是一个极端，《下一站是幸福》中的贺父贺母则是另一个极端。《下一站是幸福》中，当姐弟二人都喜欢上了与自己年龄差距过大的对象，贺父贺母第一时间让弟弟分手，不分手就等于没良心，反而对女儿的恋情各种守护，这样的设定自然不缺女性观众的追捧。

强烈的创作套路下，一个又一个性别对立的故事被创造出来了，话题热度自然不缺，但是国产编剧什么锅都想甩给重男轻女的设定却总让人觉得太典型了。正如鲍德里亚在《仿真与拟象》所言的那般，仿真与拟象的东西因为大规模的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东西，世界因为变得拟象化了。

托尔斯泰曾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国产剧的编剧对于原生家庭的创作就不能新鲜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