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7年，我考进了山东一所大学。填高考志愿前，我甚至不知道这所学校。它是个师范学院，几乎每个小城市都有一所。我高考成绩刚过线，拿着大学志愿册，只能从后面往前挑，没有选择余地。
我应该是有点不甘心，或自怨自艾。军训第一天，我向教官请了假，没想到从那以后，队伍就把我忘了。别人军训半个月，我却踢了半个月球。踢球的大都是高年级学生，也有几个老师，就我是个新面孔。远处操场上不时响起军训声，我混在踢球的人堆里，后来才知道，有个人那时就盯上了我。
不久后一天晚上，学生会组织开会，介绍学院课程时，提到一位教经济学的老师。介绍人忍不住笑了一下。我找人打听，有个学长神秘地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看了看课表，这个老师叫徐兵。
过了一段时间，就到了徐兵的经济学课。他戴着一副眼镜，脸削瘦，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看上去倒没什么特别。
他先做了自我介绍，就在教室里来回扫视，看见后排的我，目光停住，数了一下我的座次，点我站起来。他问了个问题，但我现在却记不得答了什么。他上课时又几次瞄向我这里，眼神里有点内容似的。我和他对视了几回，觉得他有点面熟，但不知在哪里见过。整堂课我都纳闷着。
这是徐兵的第一堂课，他不断抖包袱，整堂课学生不停地笑，他自己却总是板着脸。下课前，他在黑板上留了邮箱。我记了下来。
隔了几天，我不知怎的想起了他，就写了邮件，告诉他，我是那个第一堂课被他点名的学生。“你为什么一上来就提问我？”我很好奇。
邮件发出去我就忘了。几天后，我才看到他的回复，回复很简短，但我吃了一惊。他问：“你为什么整天逃课？”
二
在这所大学，我读的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它是这个学校分数线较低的专业。在学院里，大部分学生都是被调剂过来，普遍无精打采。我的一个室友每天晚上都抱怨，说自己本可以读重点大学，但填报得失败，才沦落到这里。
这所大学有个惯例，每年新生军训后，都要举办一场规模庞大的叠被大赛。从班级开始，把被子叠得最像豆腐块的人，会被选拔进学院，组成方阵，等待更高的领导检阅。因为是入校的第一次大型比赛，辅导员和班长分外紧张，临近军训结束，经常加练。军训时，每次我路过班长的宿舍，总看到他拿着尺子和书本，小心翼翼地把被子搞得棱角分明。
我逃离了军训，顺带也逃过了叠被子。但徐兵是怎么知道我逃跑的？
我回复了徐兵的邮件，说我对这学校没兴趣，所以不想上课。
邮件发出去，我有点期待。
“我不知道你经常逃课去做什么，”几天后，他再次回复我，“但我希望是去做有意义的，可以提高自己的事。”
他接着写道：“人的青春转瞬即逝，而一生也只有一次。我们只有这一次活在这个世界上证明自己的机会，把握这个机会的唯一的诀窍也许就是辛勤的汗水吧。”
这回复我读了几次，不知道该说什么。一周后的经济学课，我在楼道里等到了他。他约我课后再聊。
整堂课学生仍然不停地笑。下课后，有几个学生拉住他聊天，我在门口等他出来，一起下了楼。他在墙角推上一辆自行车，带我往湖边走。路上他说，军训时他总在操场看见我，他是那几个踢球的老师之一。
徐兵推着车，我在一侧跟着。在路边一个石凳上，我们坐了下来。说起高考的失落，他淡淡回答我，这些不是最要紧的，更重要的是发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点什么爱好，并且愿意坚持。
“你有什么理想吗？” 他突然问我。
“去欧洲踢球。” 我笑道。
他也笑道，他也这么想。说完，他的语速慢了下来，提醒我好好想想：“不要去考虑难度，你就想想，你有什么爱好，以后最想干什么？”
我说不出来。他又问我，高中最喜欢上哪门课？
我想了想说，算是语文课吧，我挺喜欢写作文。
徐兵眼睛一亮，似乎想起了什么，盯着我问，你看过《挪威的森林》吗？村上春树写的。
“看过。”
他马上笑了，说：“还有一本《挪威没有森林》，你肯定没读过。”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似乎很认真。他说那也是一本小说，作者是他的一个同学。那个同学也喜欢写作文，并且一直坚持，大学时四处流浪，喜欢村上春树，后来就完成了《挪威没有森林》。说完这些，他盯着我总结道，“人最要紧的是找到自己的兴趣，那才是最幸福的。”
回到宿舍，我在网上并没搜到《挪威没有森林》这本书，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但从那以后，我常跟他聊天。大都是在课后，都是谈谈足球。在球场上有时遇到他，他常会一本正经地说一句“你又逃课”，却又把球准确地踢给了我，然后笑着。他跑得慢，不太愿意跟学生拼抢，球到脚下，停留不多就传了出去，常常恰到好处。他每次只踢一小会儿就走开，临走向我摆摆手。
一个学期下来，他在大一新生里口碑很好。一个原因是讲课非常好玩。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本就有点枯燥，老师上课总是照本宣科，一下课就收书走人，徐兵不怎么念课本，下课后常被学生围住。
有学生甚至把他的话记下来，起了名字“徐兵语录”，整理到学校论坛里，帖子不时被人推到首页。更离谱的传言是，有人偷偷在讲桌里放了手机，录了他的课，宿舍夜谈时作为背景音，当相声听。甚至他的穿着也成了话题。他长年穿着一条天蓝色的牛仔裤，好像从没换过似的。有时上课他还没到，有人掏出零钱放在桌上，赌他当天会不会穿那条牛仔裤。
转眼到了大二。开学不久，徐兵主动约我踢球。山东的初秋仍然酷热，他踢完没急着走，跟我一起在球场上坐下来。
有一搭没一搭地，徐老师第一次跟我谈起了他眼中的这所大学。他有点无奈，抱怨似地告诉我，大学的教育很有问题，学生都把时间花在了无意义的事情上，他想做点什么，却总是效果不好。
那天他穿着运动衫，脱了球鞋，蜷着腿，胳膊抱着膝盖，面露愁容，不见了讲台上的轻松。他问起我以后的打算，我讲不出什么，有点不好意思。他跟我说，北京很近，买张车票去转转，总好过呆在学校里。我说，人生地不熟，去了之后不知做什么。
我的回答似乎总在徐兵的意料之中。他叹口气，跟我讲起他的一个设想。他希望能设计一门课程，指导学生提前走出学校，去社会上寻找兴趣点。他告诉我，课程的难点在于，学生从小就习惯被学校安排，如果课程不够具体，学生就不会行动。
那个晚上，徐兵也第一次聊起了他的大学生活。虽然有时聊得愉快，但说到最后，他的话题总落在对学生的担忧上。晚风吹在脸上，太阳早已落山，球场上人群早就散了，分外安静。
三
徐兵是山东本地人，高考时听了亲戚的建议，选择了石油大学。填志愿时，发现学校尽是勘探、化工之类的专业，觉得太遥远，他选了管理学。大学是在山东读的，读研时去了北京的石油大学本部。
在大学里，他始终觉得有些不对劲。起初和别人一样，他也努力拿奖学金，考各种证书，然后考研，拿到更高的学历，但始终觉得缺点什么。直到毕业前考注册会计师，他才找到不痛快的原因。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考注册会计师，是一个找工作的好砝码。徐兵虽然知道自己不喜欢会计工作，但也跟风报了名，硬着头皮做准备，考完第一门，他想了几天，决定放弃。
回过头来，他觉得从中学开始，自己就一直在迎合外界评价，活在他人的价值标准里，自己努力给自己贴着标签，之前是“重点大学”、“好学生”，接下来，可能是“留京”、“外企”等等。可是这些是他自己喜欢的吗？他琢磨出一个词——“外部控制者”——指的是和自己类似，被外界评价控制了人生，却从来没认真想过自己兴趣的人。
这个发现令他茫然。那段读研的日子，他常常放下手上的事情，一个人在学校里晃荡。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大学做老师，他觉得这个选择不再是“外部控制”，而是满足了自己的需求：上班时间自由，能传递知识影响别人。
2004年，他住进单身宿舍，到了秋天，徐兵正式入职，成了讲师，主要课程是经济学和会计学。最初他有大把时间花在备课上，他那时25岁，只比学生大一点，学生也喜欢和他混在一起，课上课下，他都很受欢迎。
找他聊困惑的学生很多。他很快发现，大部分来找他的学生，和读书时的自己一样，都是典型的“外部控制者”。学生们满脸迷茫和失落，说的都是一个相似的意思——对学校不满意，对专业不感兴趣，自己觉得很失败，想考研去一所名牌学校，但看来看去，又不知考什么专业合适。在这所学校，考研几乎成了一项传统。许多自认高考失败的学生，早早就为考研做起准备。由于考研人数会算入“就业率”，校方对考研也尤为支持。入校第一次开会，辅导员迫不及待似的，强调了考研的重要性。
和校方不同，徐兵总对找他的学生说，要紧的不是外界评价，而是早早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学生总是认真听着，但只是听着——一切更像纸上谈兵。徐兵的努力收效寥寥。一到大三，他就看到那些学生去图书馆占了座位，加入考研大军。
他没找到什么办法，就办了个社团，取名“锐志践行社”，拉了十几个常找他聊天的学生进来。无论学校还是学院，学生会里已经有各种社团，各类活动表现都能拿到加分。期末，这些加分和奖学金等挂钩。徐兵的社团则和官方没什么关系，参加活动也没法拿到加分。他要求成员设定一些生活目标，定期和他沟通汇报，讨论进展。这些目标五花八门，有人只是想每天去操场跑十圈，有人想坚持每天看一部电影，有人更简单，只是想养成每天午睡半个小时的习惯。
对这个社团，徐兵的初衷是促使学生主动做事并从中找到满足感，有助于帮助他们对抗外部评价的干扰。践行社一直办了七年，每年都有十几二十个学生。下课后，我有时看到徐兵拿着书包，站在教学楼的角落，旁边围站着几个学生，有说有笑，不知在聊些什么。
他也试着通过选修课来做点什么。学校里，素质选修课虽然有几十门，但大部分都成了教师完成授课数量、学生拿到足够学分的摆设。徐兵也开了课，内容是他感兴趣的创业课程。第一次开课，选课学生有120人。
那一天，一百多个人坐在台下，讲台上的老师一开口，一定有人以为自己听错了：“如果你是为了凑学分，而不是对创业感兴趣，那现在就可以走开，以后不用来，我不点名，期末保证给你们及格。”
学生们不知真假，以为是个陷阱，没人真敢走开。
徐兵笑着说：“说到做到，我不是诈你们。不感兴趣，上课就是浪费时间，你们不如去做点别的。”
几个胆大的学生看出老师诚意十足，试探着起身，从后门溜了出去。看讲台上的徐兵却不做任何表示，学生们放了心，一个接一个，纷纷起身，不一会儿，只剩下稀稀拉拉二十多个人。
接下来几节课，来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五六个。讲课变成了聊天。徐兵坐在课桌上，几个学生围着。他跟我回忆说，这种讲课方式对学生和老师都是更高效的，但在本校显然不被推广，甚至属于“教学事故”——到课率不足5%。
讲完选修课，徐兵看着课表上长串的名单，走出教室，边走边想，剩下一百多人，他们去哪了？真是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了吗？
四
大学第三年，我和徐兵见面变少了。他的社团还在办着，也继续开着选修课，我还听说他结了婚。而我，作为他眼里的一个“外部控制者”，去图书馆占了座位，忙着考研去了。有一回，徐兵找了一家企业，拉了一笔钱，建了一个助学基金，他找到我，让我推荐几个学生，“不管成绩好坏，关键是有比较明显的兴趣”；还有几次，他张罗了一些实习机会，让我问问周围有没有人想去。
学生们最关心的仍是就业——毕业时有个归属是最为紧要的事情，无论读研，还是一份工作，而讨论兴趣和爱好，似乎和学校里的空气太不相符。公务员考试的高峰随即而来，和大部分人一样，我也报了名，并告诉了徐兵。
他仍旧叹气，建议我不要去。他说，公务员考试三十多岁也有机会，如果你在外面混不下去，回去再考也不迟。外面的花花世界像大海一样，爽死了，你们这些学生，年纪轻轻的干嘛非往水库里钻呢。
听了他的建议，我没去考试。
毕业论文答辩前后，徐兵常出现在教学楼。有时我们见面，聊的都是毕业后的打算，有几次，他又跟我提起自己想做的教育课程，问我是不是感兴趣。
和两年前比，他的计划看起来更清晰了。他想设计的课程，目的仍是为了帮助学生摆脱“外部控制”。在他的设想里，这套课程能向学生展示不同职业不同岗位的真实状态，并且提供寻找实习机会的指导。根据这些指导，学生去校外寻找不同的职业尝试，并渐渐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再做职业打算。
在他的计划里，形成这套课程，需要一些帮手。他设想，这些人前往不同的职业岗位实习、工作，并把体验记录下来，总结规律，反馈给他，由他讲给学生。
为了这套课程，他还找到了一笔投资，希望形成课程后，最终能做成课件，放到网上，让更多大学生看到。
“网上有许多视频课程，却从来没人教过学生怎么去学校外面看看，怎么发现自己的兴趣。”跟我聊天时，他常重复着自己的困惑。
那时我才知道，这两年，他已经积累了一些案例，大都来自他教过的学生——比如一个本来准备考研的“外部控制者”，在他的鼓励下放弃考试，自学编程，去做了感兴趣的程序员，毕业后一直和他保持沟通，反馈了不少内容。在自己的课堂上，他常把这些故事讲给学生。
但现有案例太少，远远达不到课程规模。那段时间我们见面，他总是聊到这个计划时，眼里闪着光。
2011年春天，我突然接到了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我觉得应该给徐兵打个电话，也不知对他来说，这是喜讯还是噩耗。那时他已经买了一辆车，开到宿舍楼下。上车以后，他问我，你真要去读研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宿舍楼前人很多，他慢悠悠开出去，长叹了几口气，突然刹车停下来说：“你稀里糊涂选个容易读的专业，换了个学校，也是再去混几年。”
我不知说什么，只好跟着叹气。他又启动车子，没有目的地开起来，遇到路口就停一下，走着走着，我们开到了学校的主干道上。他拍了拍方向盘，扭头对副驾驶座上的我说，你们简直就像这台车一样，根本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
在操场边，他熄了火，好像想明白了什么，又跟我说，你去读研之后，会有大把的时间，别再混在学校了，早点出去转转。
他又启动车子，开到一条环路，绕着半个学校转起圈儿来。我们绕了半个下午，有时停在操场边，有时停在学校门口，最后停在宿舍楼下。学校里有几波学生在拍毕业照，我们一路交谈，不时沉默。然后没多久，我就离开了那所大学。
五
2015年春节除夕前，我路过山东，停了一天。我给徐兵打电话，说想去见见他。他的双胞胎儿子已经四岁，客厅里四处散落着玩具。和以往一样，他削瘦又精神，没有任何发胖的迹象。我们坐在沙发聊天，却不断被孩子的嬉闹打断。
毕业后，我前往上海读研，然后又肄业，四处晃荡。但无论在哪里，我常和徐兵联系。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通一次电话，往往是深夜，他照看孩子睡觉以后。我们常常一个电话就聊两个小时，聊工作，也聊足球，更多的，还是谈到学校。有时聊到那个计划里的课程，他常会语速变快，透露出兴奋，告诉我一些进展，比如又有某个学生受他的影响，做了改变。也有些时候，他陷入迟疑，时不时叹口气。
他仍是教经济学，到去年，他工作第十年，职称仍是讲师。
我们喝着茶，话题好像都落在两个孩子上。我们没再谈“外部控制者”，没再谈他那个设想中的课程是否实现，他也不再踢球。双胞胎声音尖锐，总发出喊破整栋楼的尖叫。徐兵不停地制止他们，但毫不奏效。吃了饭，他送我出门。楼下停着一排汽车，我认出了徐兵的那辆，曾载着我在这所大学不停绕圈。第二天，我再次离开了这个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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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徐兵”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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