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前夕，作为医学院的学生，我们曾谈论过这样一个话题：当病人的生命一步步走向枯竭，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特意抽出三个小时，与临终关怀服务的专科医生共同探讨这个话题。而这是每一个毕业生都必须经历的。

主持讨论的是一些年轻的医生，他们看起来和蔼而体贴。但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在医学院寒窗苦读多年，学习病史询问技巧、钻研心脏杂音识别、背诵着治疗糖尿病、高血压甚至癌症的种种用药；我无法理解，怎么会有立志于医疗事业的人愿意投身到临终关怀。在校的最后一个月，我到重症病房工作，在那里我照料的是离了呼吸器和维持生命的机器就无法存活的重危病人。我学会了如何进行插管和使用中心导管。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成为救死扶伤的医者，我们在帮助病人活下去。

我那时想：最失败的治疗结果无外乎死亡。

就这样，我从医学院毕业，开始了我的医生生涯。

第一年，我在解剖实验室中见过一具尸体，那是一年多时间内我见过的唯一一具尸体。直到我医学实习的第二个月，我才又一次接触到死亡。而这一次接触，让我的观点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当时，我是唯一兼顾所有病人的实习生。传呼机一刻不停地鸣响，一有问题我就要想办法解决。但是某天晚上，一名护士叫我，说我需要去“宣告一下556号病房死亡”。我的心沉了下去。

我不太确定宣告病人死亡需要做些什么。当我到达556号病房，推门进去，我发现一个女人虚弱地躺在床上。这位李女士被她的家人围绕着，老老少少都围绕在她身边。让我惊讶的是，他们脸上带着微笑、彼此聊着天，甚至有人笑出了声。我嚅嗫出一声问候，然后走到床边，颤抖着翻开实习手册，找到宣告条目。

李女士的一个女儿碰了碰我的手。“那是我妈妈，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可是她和阿尔茨海默氏症抗争了太久了，现在是时候让她离去了，”她说，“她只想最后离开时，能安然一些。”

其他的家庭成员也赞同地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谈论他们有多爱李奶奶做的奶黄包，谁又能获得李奶奶的食谱。

李女士的家人和朋友都聚集在她身边同她告别。这一幕打动了我。

李女士很有先见之明，她告诉了自己的亲友她希望如何离开这个世界，而他们都守候在她身边，直至她离世。我从来不曾想过“何以善终”这个问题，但那一晚，当我走出556号病房，我的脸上带着微笑，因为可以说，我刚刚见证了一次美好的死亡。

当我还是菜鸟医生时，我再一次来到了重症监护病房。不过这次我不再是医学生的身份，而是真正地承担起医生的责任了。

重症监护病房中的病人大多病入膏肓，他们需要全医院最好的监护和干预措施。这一特殊的区域中分布着便于病患行动的护栏，这儿还有着滑动的玻璃门、晃眼的白墙、闪烁的显示器和小夜灯。警报器时不时就会鸣响，漂白粉消毒水的气味刺激得让人忍不住流泪。每天早上5点，我开始巡房，为我的病患做检查并了解留院观察的病患情况。

某天早上，重症监护区迎来了一片混乱。几个护士围绕在一个新病患的床头，几个夜间值班的住院医师站在角落，满脸忧虑。我还没来得及询问发生了什么，一阵响亮的蓝色警报突然想起，一群医生蜂拥而入。我凝视着房内，透过成堆的呼吸管和各种导线，我看到了一个老人。在资深住院医师的指挥下，实习医师跃上床边的凳子，开始有节奏地进行胸外心脏按压，护士们向他的静脉中推注各种药物，并不断观测心率检测器。

我注视着眼前的景象，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经历紧急抢救。整整半个小时，我看着那些带着口罩和手套的陌生人围绕着失去了意识的老人，竭尽所能地在挽留他的生命。但心率检测器最终变成一条直线，医生们宣布了他的死亡，脱下了防护服，离开了这个屋子。

后来我才知道，救护车将老人送来时，他因为心脏代偿失调而出现心力衰竭的症状。他的心脏无力将血液输送到各个器官，另外还出现了肺水肿症状。到达医院后，这位老人立刻进行了插管，并被送到重症监护病房。他的家人都不在这座城市，他也没有预留文件表明他的离世意愿。

这并不是这位老人第一次来医院。过去6个月，他一共来了5次医院。第一次住院时，他的诊疗记录显示这是一位“全力抢救（full code）”的对象，他的家人希望医院“用尽一切办法”确保老人活下去。尽管已多次入院，但这个问题却再也没有被提起，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用一切办法”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位老人叫作阿扎罗夫先生，今年88岁，是一个鳏夫。来美国前，他在俄罗斯生活，是一位裁缝和音乐家。他在旧金山开了一家面包店，过着简朴的生活。在他住院期间，阿扎罗夫先生的身体机能开始逐渐退化，变得越来越虚弱。他要同肾衰竭、中风、痴呆症恶化等病症搏斗，上一次他来医院时，他几乎无法自主站立。他已成年的孩子们也不再照料他，在阿扎罗夫先生去世前几个月，他的家人将他送到了一个养老院。

我并不认识阿扎罗夫先生，但我意识到，其实他已经死去很久了。他受到的是残酷而不人道的终了，他根本没有机会为自己做出选择。如果能够做出选择，谁会愿意这样死去？周围有医生在尖叫、奔走、任他们断开你的肋骨，没有朋友和亲人，独自一人在医院走到生命的尽头。我甚至怀疑，是否有人有机会同他和他的家人解释过临终抉择。他们到底明不明白他很可能会死去？

我永远不会得到答案。但是，看到阿扎罗夫先生独自躺在医院冰冷的床上，被白布盖着，身体依然连着机器，那一刻，我觉得我们让他失望了。

实习期的某天，我在急诊室遇到一位琼斯先生。他是一位植物学教授，住在旧金山郊外的一个富人社区中。琼斯先生已经结婚了，有三个孩子。他拥有最宝贵的财富——一生之中，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康。可现在他72岁了，他的生命正因为小细胞肺癌而燃尽。琼斯先生正接受一位著名肿瘤学家的治疗，那晚，他被送进急诊室是因为呼吸情况的严重恶化使他无法走出房间。他告诉家人他很害怕，事实也确实如此。进入急诊室前，我检查了他胸片，发现肺癌之外，他的双侧胸腔有明显积液。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当我走进急诊室，我发现曾经健壮的琼斯先生如今看起来疲惫而消瘦。我们聊了一会儿。我依照惯例问了他一些关于症状的问题，能够感觉到，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我告诉他，由于肺癌，他的肺部有严重积液。他可以选择入院，我们会通过针管将积液导出，这会让他暂时好受一些。我还告诉他，他的癌症情况又恶化了。

和琼斯先生的对话出人意料的轻松。告诉他这一消息后，我决定冒险去做一件不常涉及的事：我问他，是否了解自己的病情诊断和他的未来。琼斯先生解释说，他在网上查到，他可能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了，但他的医生希望他继续进行化疗。于是我问他，他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令我惊讶的是，他沉默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眼中带着泪水的湿润。

“我的一生都很美好，”他说，“我拥有完美的家庭，家人们都很爱我，我希望在家陪伴他们，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留在医院。”他开始哽咽，抓住我的手继续说道：“没有人问过我我的想法。我可以回家吗？我只想要回家。”

我惊住了。怎么会这样？我不禁想，我们为什么没能退一步，在诊断和治疗方案之外、在实验室和影像检查的结果之外，去问一问那个最重要的问题？琼斯先生并不想住进重症监护病房。他不希望被浑身插满针管、连着各种导线去维持生命。他知道自己的癌症已无药可医，他对自己的死亡的愿景跟我们每个人一样：走得安适一些。后来在病例管理员和社工的帮助下，我成功将琼斯先生送了回家。两天后，我得知琼斯先生在自己深爱的家人陪伴下，安详地离世了。

我抽出时间与他交谈，了解他的生活和他的意愿。然后，我们一起为他剩余的日子制定计划。他离世的消息为我带来一种满足感。让我感到宽慰的是，我让他免于受苦。我又想起医学院的那次研讨会，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医生会选择临终关怀作为自己的事业。

作为医生，我们在医学院的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了解人类的身体，去研究为什么身体机能会出现问题，现代医学又是如何治愈这些问题的。作为住院医师，我们掌握了大量数据分析的方法，因而能够准确地做出判断，下一刻我们的病人将面临什么。

但是，我们几乎从未花过一秒去了解，对病人来说疾病到底是什么，以及，当现代医学无能为力时，我们该如何拯救病患。我们从未学过如何心怀悲悯地宣布一个不好的消息，如何与悲伤的家属们静默而坐，甚至如何为病患的临终关怀提出合适的建议。

我曾多次为在生命最后几天接受治疗的病患数字感到心灰意冷。有那么多人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连着重症监护病房的插管，急救铃声大作，而所爱之人不在身边。现代医学往往能够提供治疗和延续生命的方法，但它在延续生命的同时，也不曾考虑过生命的质量。多活5个星期值多少折磨？5天呢？5个小时呢？

今天的医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肩负着更多的责任。我们常常紧盯着电脑屏幕，而不是陪伴在患者床边。或许停下来告诉某个患者她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要远比给予更多的治疗难得多。这样的对话从来都不容易，永远不会有熟能生巧这一说。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对话也显得无比艰难，而通常情况下，病患（更多时候，是病患的家属）会处于争吵的状态，否认即将发生的事实，闹着要求换医生。

或许我们只是不想经历这一切。又或许，我们希望躲藏在更多的检测和疗程背后，让我们自己更好受一些——装作我们从没放弃过，装作我们从没失败过。

可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坚信我们欠患者一场开诚布公的对话，去告诉他们未来会怎样。病人和家属需要被告知这些，才能做出符合他们价值观的决定。

我的病患们都告诉过我，在他们眼中，什么才是真正的“得以善终”。每个人都提醒着我，治疗不仅意味着心脏检测或气管插管。越来越多的检测方法和疗程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一次都要用到。有时，心怀悲悯的促膝倾听是最有效的治疗。

我们知道，75%的美国人更倾向于在家中辞世，但只有20%真正实现了这一愿望。我们还知道，80-90%的医生不愿意在病人生命的尽头使用心肺复苏术或机械呼吸。医生们更倾向于选择放弃重症监护室中的苦痛，因为我们亲眼见过，我们更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而我的目标，就是去缩小医生与病患间的认知鸿沟。我想告诉我的病患，让他们基于公开、真诚的对话做出选择。我不再将死亡视作医生的失败，而是将其视作每个人都会到达的终点——如果我能够让谁的余生尽欢，那么，我也就炼成了世上最好的药物。

 

（翻译：周依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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