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疫情席卷全世界，“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成了眼下这个非常时期的一大热词。

各国政府并未呼吁囤积食物或迅速就医，而是提出保持社交距离——即有意增大人群间的物理距离——是普通人所能做的最有利于“压平曲线”和控制病毒传播之事。

说起隔离策略，第一个出现在我们脑海的东西可能不会是时装。但身为一位专攻服装的政治与文化含义的历史学家，我明白时装在人保持社会距离时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所建立的空间是用以解决健康危机还是用来赶走不受欢迎的求婚者。

长期以来，服装就是避免近距离接触与不必要暴露的有效手段。在目前的危机中，口罩成了流行的装备，其传达的信号是：“离远点。”

时装在诸如疟疾之类的过往疫情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医生会头戴鸟嘴式的面罩，便于和病患保持距离。一些麻风病患者被强制要求在衣装上佩戴一颗心和铃铛、响板之类的东西，以便在所到之处向他人发出警示。

不过，更常见的情况却是，要让人们隔开一臂的距离并不需要一场世界性的流行病。

以前，保持距离——尤其是在性别、阶级和种族之间——乃是社会聚集和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距离与隔离或健康关系不大，它关乎礼教和阶级，时装则是其最好的工具。

让我们以维多利亚时代的“鸟笼裙（crinoline）”为例。这种裙子笨重而肥大，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流行起来，其作用是在社会规范中确立性别间的壁垒。

尽管这一趋势的起源可追溯到15世纪的西班牙宫廷，这些肥大的裙子成为某种阶级象征还是要等到18世纪，唯有不受家务烦扰的特权阶级才能穿着它们。你的房子要足够大，才能自由出入各个房间，另外还得配一名仆人来帮助你穿上它。你的裙子越大，你的地位也就越高。

在1850和1860年代，鸟笼裙已经可以量产，穿着此裙的中产女性也开始增多，“鸟笼裙狂潮”迅速席卷了整个时尚界。

衣装改革者对此虽多有批评，如指责其压制了女性的活动能力和自由，但这种裙子确实也是一种维持女性社会安全度的巧妙方法。鸟笼裙让潜在的求婚者——也包括一些陌生人——必须与女性的身体和胸部保持安全距离。

尽管这些裙子于无意间缓和了当时的天花和霍乱疫情带来的风险，但它本身也可能带来灾难：裙子若是起火，穿着它的女性便基本没有存活的机会。到了1870年代，鸟笼裙被另一种裙撑较小的裙子取代，新裙子只有身后那部分是鼓起来的。

女性依旧将时装用作一种防范不受欢迎男性之注意的武器。随着裙子体积在1890及1990年代早期的不断缩小，大帽子——更要紧的是帽针，它是一种用于固定帽子的尖锐钢针——为女性提供了类似于鸟笼裙以往所带来的那种面对图谋不轨者的自保手段。

就保健方面而言，在西班牙大流感期间，微生物理论以及对卫生的更深刻认识推动了面罩的普及化——它与我们今天所用的口罩十分相似。尽管女性防范不受欢迎的求婚者的需求依然存在，但此时帽子的作用更多在于保证面罩的完好，而非驱离陌生人。

回到今天，新冠病毒能否引领一波新的穿戴习惯还是个未知数。或许我们能见证一些新奇的防护外衣的兴起，类似于某家公司研制的“可穿着盾牌”。

但以眼下而论，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大概是：大家都继续穿着睡衣。

（作者Einav Rabinovitch-Fox系凯斯西储大学访问助理教授）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