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厂】纪录片导演的秘密：我们都是“小偷”|界面新闻

刘汉祥觉得“冰上时刻”这个名字有很多含义。“冰上”当然跟冰球有关系，这是一部记录学冰球的孩子的影片。而更多的韵味应该在“时刻”二字。当他坐在那些冰球队家长的车里面，跟着他们在北京穿行，时刻带来了一种时间感：孩子在冰上；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在等待。

他尝试去表述一个简单的感官体验：人其实是在不同的维度里生活的，虽然对于时间的计算方法是相同的，但是感觉始终千差万别。

这种哲学层面的追溯，更像是创作者的思维习惯，而非一个绝对明确的主题。具化到拍摄中，刘汉祥想让儿童冰球队的视觉语言看上去尽量单纯。理想状态下，这个纪录片呈现出来的东西很简单，但是能带给观看者很多的思考。

儿童纪录片导演刘汉祥与冰球小选手

对于刘汉祥来说，其中一个思考，将是城乡儿童的教育差别。学习冰球的孩子大多来自一线城市的中产以上家庭，这项运动也可以被看作是阶级身份的某种象征。

他们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接受训练，在冰上排着队，等待跨过一个一个很小的障碍物，而与此同时，那些乡村的儿童却要跨过更大的宿命的艰难——这种夹杂着同情和自怜的判断是真实的吗？

儿童冰球队的故事发生在城市中，在室内体育馆的穹顶之下，但它极有可能同样残酷，因为童年原本就很残酷。

《少年少年》剧照

再回到在冰上排着队的等待跨过一个一个小障碍物的孩子，那时候一个家长带刘汉祥去冰场看训练，这一幕让他完全出乎意料：教练让小孩挨着跳过去，大部分在跳过去后一定会摔倒，但必须很快爬起来，因为不爬起来就会影响后面的人。跳跃，摔倒，爬起，继续排队。从这个圈，刘汉祥觉得看到了城市儿童的成长。

作为FIRST影展纪录片实验室的项目，《冰上时刻》是刘汉祥的又一部儿童题材纪录片。箭厂出于对题材还有导演拍摄目的的兴趣，以及作为合作方，跟FIRST影展一路跟踪了下来。

从2009年开始，刘汉祥一直做儿童题材的片子，因为“对别的任何都不感兴趣”。很多人把坚持做了多少年当成是一种情怀，刘汉祥否定这种判断。在他眼里没有情怀，也没有坚持，只是巧合。但仔细想想，这种巧合的发生可能还是源于自己，源于一直尊重内心的选择。

拍摄儿童是不容易的，尤其是纪录片，导演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在这里将全部失效，成人世界的规则很难适用，因为孩子有他们的一套原则。

“在这个世界中，孩子其实是处于弱势。他的周围都是比他高很多的大人，因此他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很强的。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不能拿成人那一套客套去对待，因为他们比我们要敏锐得多。但这恰恰是真正动人的东西。”

2014年，一辆改装的红色大篷车来到了四川雅安地震灾区，建立了一个流动露天影院，这是《夏日流动影院》。刘汉祥最初以志愿者的身份去随行记录，后来他把拍摄的权利交到了雅安小朋友手中——给了他们30台相机去记录自己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11岁的小女孩，父亲一直在外面打工，她像小大人一样照顾两个弟弟，做饭，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刘汉祥在拍摄时就和女孩建立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友谊，拍摄结束后，女孩给刘汉祥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讲述妈妈去世后自己的改变与成长。

《夏日流动影院》剧照

这种拍摄过程中建立的信任可遇不可求，被刘汉祥看作是额外的奖励。在他的概念里，成长存在一种巨大的失落感，而孩子身上的天真对成年人是有治愈性的。尤其是当他回到钢筋水泥的世界里，他没有告诉过山里的孩子，他也期待听到他们的消息。

刘汉祥认真回复了那封信，告诉女孩一些自己的关于“失去”的童年经验。通信意外地维持了很久，后来，情绪的东西反而少了，女孩开始问刘汉祥数学题。

“我的数学也不好，就各种找辅导资料和上网查解题步骤，感觉自己上学时也没这么认真。”刘汉祥笑着说。

16年冬天，刘汉祥的妻子怀孕了。女儿的到来让他在拍摄儿童纪录片的时候更多投射到自身。未来她会在北京生活吗？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在做每一个片子时，他都去找作品主题和自己的关系。

如果缺乏关系，就很难有信心和耐心继续。在儿童冰球队的故事里，他保持着创作者的敏感，同时又多了一份与家长们的共情。

过去他常常去拍摄乡村里的孩子，感受到被对方需要，但当拍摄城市里的孩子时，他们“根本不需要”。这种失落感也让他再度调整自己的客观性。“也许人家本来都不需要你，只是你需要他们而已。”他苦笑着总结。

即使是那些对镜头展现出喜爱的孩子，其实也并不知道这些影像将成为什么，或以什么方式呈现。当你在拍摄的时候，往往是拍摄之外的事情令他对你产生了信任，他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有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过程并非是绝对平等和真诚的，反而有点像“偷窃了别人的东西”。刘汉祥有些惆怅地说，窥视着他人生活的纪录片工作者们，应该被叫做小偷家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