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病毒研究项目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7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3万例。面对四处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各国政府都不得不对其高度重视并严阵以待。但是，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硬核”抗疫的同时，仍然有一些国家在应对措施方面准备不足或力度不够，可能对全球疫情防控构成严峻挑战。那么，哪些国家的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政策给力和措施得力？

3月25日，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学院的研究团队发布了全球首个用于追踪各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评估体系，被称为“牛津大学新冠疫情政府响应追踪系统”（Oxford COVID-19 Government Response Tracker，简称OxCGRT）。该系统旨在将各国疫情防控政策加以标准化，从而能够进行跨国比较和跨时追踪。

该研究通过新闻报道、政府公告等各种来源收集了77个国家和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通过11项指标来对政府响应的严厉程度进行评估。由于新冠肺炎的传染性较强，又具有隐匿性，所以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就是减少人员聚集。在该研究关注的11个指标中，其中7项指标针对密切接触和公众聚集的干预措施，包括关闭学校、关闭工作场所、取消公众活动、关闭公共交通、公众信息宣传、限制国内人口流动、管控国际旅行。疫情防控也需要加强政府的财政支出，通过各项政策来支持经济、就业、医疗等工作。4项指标有关政府财政措施，包括财政或经济刺激政策、货币政策、医疗应急投资、疫苗研发投资。

为了对各国防疫政策进行量化评估，研究团队基于7项针对公众聚集的干预政策，构建了“新冠肺炎政府响应严厉指数”（COVID-19 Government Response Stringency Index）。每项政策的评分都是以是否出台政策，以及政策是推荐执行还是强制命令来进行评分。针对7项干预措施，该研究进一步区分为区域性政策还是全国性政策。比如，针对国际旅行的限制这项指标，就分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体温检测、居家隔离、禁止入境四档，并依次赋分0至3分。

经过换算后，该综合指数的得分从0到100分，分值越高意味着政府的响应程度越严阵以待，分值越低表明政府的防疫态度越“佛系”。该研究显示，各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时采取的政策各种各样，防控措施的严厉程度也不尽相同。

哪些国家的疫情防控政策“拖了后腿”？

该研究追踪了今年1月1日以来各国对新冠肺炎的防控政策，每个国家的政策动态均每日更新。总体来说，各国的疫情防控政策都在随时间而逐渐“加码”。但是，各国之间的差异很大。最新的数据截止至3月30日，得分最高的国家达100分，也即“顶格”执行各项防控政策；得分最低的国家只有0分，即没有采取任何防控措施。我们以各个国家和地区最新更新的评分进行排序，具体如表1。

从最新评分来看，印度、津巴布韦两国得分为100分，也是有史以来政策最严厉的两个国家，说明它们采取了所有防疫政策并顶格执行。哥伦比亚、肯尼亚、卡塔尔的得分为95分，玻利维亚和巴基斯坦为93分，意大利、瑞士、巴拿马和土耳其为90分，马来西亚、罗马尼亚、乌干达和西班牙为86分，委内瑞拉83分，中国香港、荷兰和捷克为81分。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对英国和尼加拉瓜的最新防疫政策评分是0分。中国的最新评分为67分，历史最高评分为71分，中国香港的最高和最新评分均为81分，中国台湾的最高和最新评分均为48分。

疫情防控政策是否合理有效，取决于政策出台的时机。如果能够在疫情爆发和快速扩散前果断出击，那么防疫政策就可以事半功倍，否则就会事半功倍或收效甚微。比如，对几个主要国家的比较显示，中国、韩国等国家及时采取防疫政策，使确诊病例数量得到控制。相对来说，美国、英国等国家采取措施的时间晚了，致使疫情防控陷于被动。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尽管及时采取了防控政策，但是由于政策执行不够严厉，也使疫情扩散情况严重。

图 主要国家防控政策严厉指数与确诊数量

该研究还发现，各国确诊病例总数和死亡人数同疫情防控政策严厉指数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关联，也即疫情风险的高低同防疫政策的宽松关系不大。比如，美国、伊朗等国家的疫情危急，但是其防控政策的评分并不高，或者说没有达到其应达到的严厉程度。与之相比，一些国家所采取的防疫政策严厉程度较高。面对新冠肺炎这样凶猛的未知病毒，过度反应可能比反应不当更为可取。相对来说，早期果断采取防疫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在尽快达到疫情峰值并有效控制传播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哪些防疫政策是值得关注的“短板”？

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评分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表现不俗的“硬核”防疫，但也都存在值得关注的“短板”。以最新评分为准，我们对7项防疫政策的得分进行跨国比较。如表2所示。

平均分得分较高的防疫政策包括公众信息宣传、取消公众活动、关闭学校、管控国际旅行，其次是限制国内人口流动、关闭工作场所，关闭公共交通的平均得分最低。这说明防疫政策的严厉程度主要同政策执行的成本和难度有关。比如信息宣传和取消群体性获得都较容易操作，而关闭公共交通则较为困难。标准差反映了各国在各项防疫政策得分上的差异程度，可以看到各国之间在疫情防控方面差异较大。特别是在难度较大的关闭公共交通等政策方面，各国差异最大。

就政府财政政策来说，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出台了政策。具体来说，在经济刺激政策、货币政策、医疗应急投资、疫苗研发投资等方面出台政策的国家数量依次是38、37、31、32个。当然，由于国家规模和财力不同，各国的投入力度也不尽相同，差异非常之大。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参考这项评估？

显然，对各国千差万别的疫情防控政策进行量化是一项富有勇气而冒险的行动。但是，这项研究在两个方面使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参考价值。首先，该研究动员了牛津大学数十名公共政策硕士项目学生和职员，他们来自全球各地，这使他们可以用母语来搜索资料并核实数据。其次，该研究的原始数据都全部公开了，并附有每项评分依据的信息来源，因而可以实时核验和纠错。当然，由于学生和职员的来源国有限，这制约了该研究可以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所关注的这些防疫政策的干预力度不同，将其简单加总可能未必合适。当然，确定每个指标的相对权重也不容易，因为疫情防控要随需而变，不同措施在不同阶段的重要性也不尽相同。更为可取的是追踪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每项政策，进行更加细致的比较和分析。

诚如该研究的作者所言，这套评估体系只能说明各国采取的防控政策的严厉程度，而很难对各国疫情防控政策的合理情况和效果进行评估。防疫政策并不是越严厉越好，因为过于严厉的防疫政策可能会令经济运行和社会秩序遭受重创，而难以恢复常态并反而会影响疫情防控效果。各国的疫情和社会状况各不相同，哪些政策在哪些时候和哪些地区适合并奏效，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也意味着各国在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时要因地制宜和灵活应变，而不能照抄照搬和盲目效仿。

全球疫情防控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低收入国家，因为它们在疫情防控方面的“短板”，可能令新冠肺炎长期存在并难以克服。这些国家为什么没有及时采取严厉的防控措施？究其原因，可能会有两个方面的解释，即动机和能力。

一方面，各国政府是否会出台严厉的疫情防控政策，同其所面对的政治格局关系密切。特别是在两党制和多党制民主国家，执政党为了选票可能会隐瞒疫情、迷惑民众或拖延疫情，致使本应及时采取的疫情防控政策迟迟无法出台。

另一方面，疫情防控会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一些国家在医疗资源、物资储备和治安保障等方面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能力，这使政府担心采取严厉防控措施可能会使社会失序乃至失控。

由此可见，要想推动全球协同防疫，就需要在各国政府的防疫动机和能力上下功夫。比如，可以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G20、欧盟等国际组织推动跨国合作防疫，形成全球联防联控机制。再如，加强各国之间的防疫资源共享、经验分享和能力共建，或许也有助于提升较弱国家的防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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