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室渡过的，人生最痛苦的那段时间也是在工作室里渡过的。工作室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可以转化、消化我很多心情的空间，它是一个转化器，一个空间的容器。

我和我的工作室其实是一种共生的关系，随着和它相处时间的增加，它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我一有时间就把工作室每个可以画的角落都画上，用笔刷把它填满，我也会把世界各地淘到的器物、首饰、玩具全部布置在这里，所以你们会看到，它基本上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类似于博物馆一样的存在。此外它也是我的创意中心，我的休闲冥想中心，它虽然被称作工作室，但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内心的家。

——艺术家朱敬一自述

访谈者：苏冰（策展人）

访谈对象：朱敬一（艺术家）

访谈时间：2020年2月20日

苏冰：你最早的工作室是什么情况？

朱敬一：每一个艺术家，他最初的的愿望可能就是希望有一个工作室，有一个完全独立的空间，属于自己的创作空间。我的第一个工作室在我江阴老家的车库里，大概只有20个平方。

苏冰：大概是哪一年？

朱敬一：1998年，那年我大学毕业回老家江阴做美术老师，2005年我才来到上海。当时在车库里工作其实有很多的问题。首先没有空调，冬天很冷，夏天很热。然后地方太小，用喷罐绘画味道就会特别重。原来在大学，画室虽然是共用，但很大，毕业回家自己在一个小车库里面，也不知道自己要创作什么，因为我是学水墨专业的，就画一些山水相关的东西，但是已经稍微产生一点点变化了。那个时候的心情状态其实是很不好的，特别孤独，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应该有点抑郁了。

苏冰：可能是因为呆在江阴。

朱敬一：对，一方面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再加上跟女朋友分手了，自己从一个大城市回到一个特别小的城市，所以整个人的心情是挺糟的。其中有2年我去了北京，到清华美院学习室内设计，2000年我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

苏冰：北京，是住地下室吧？

朱敬一： 对，我在北京住了一年的地下室啊，而且是地下3层。太恐怖了，被子都可以挤出水来了。

苏冰：呵呵，对，很多年轻艺术家那时候到北京都住在地下室。

朱敬一：后来我实在受不了，就搬出来了。地下室首先空气不好，味道特别重，第二就是你永远不知道白天黑夜，跟电影《寄生虫》是一样的情节，你得把手机放在窗口，因为我那个地下室就窗口可以收到一点点信号。而且当时混居在北京的那波，里面真的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我隔壁住的就一波吸毒的，能闻到味道，还有一帮性工作者。其实最恐怖的是上厕所！那个时候公厕几乎很少有人打理，卫生特别不好，而且最主要是觉得被子永远是潮湿的。

苏冰：05年你来了上海后，工作室的情况如何？

朱敬一：05-06年在多伦美术馆上班，07-08年开始自由创作，09年又去了证大美术馆。一开始我在小区隔壁租了一个地下室，来上海的头两年没有工作室，因为那个时候在美术馆上班，下班后回到租的地方，空间也很小。

苏冰：一个月租金多少钱？

朱敬一：300块钱一个月，虽然小，但整个空间完全是空的， 我记得我画了几张画后出差了一个星期，回来之后画全部发霉了。上海的地下室太潮，没办法处理。后来我就把这个地方退了，把家里的客厅倒腾出来画画，《妖野荒踪》系列就在那个时期创作的。因为松节油和油画味道比较重，后来改用了丙烯。

苏冰：我记得你那段时间还做了个展？

朱敬一：对，第一次个展是2006年，在赵丹虹老师的顶层画廊。我最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关于当时作品情况，是金属烤漆板绘画和最早做的两个雕塑。那批作品都是在电脑上先画完，之后去工厂制作出来的。

苏冰：后来你的工作室搬到了杨浦区。

朱敬一：在五维园区。当时证大美术馆在这里创建艺术家工作室，对员工有福利，我跟艺术家陈小虎、赵松就每人租了一个小空间。我那个工作室大概80平方米，《立体的墨》就在这创作的，你去过的吧？

苏冰：是的，我有印象，因为五维园区最初就是我和王辉参与策划设计的，证大美术馆在园区里搞了一个艺术中心。你从09年到现在，有10年一直在这里，租金情况怎么样？

朱敬一：刚开始租金是以作品抵的，直到2013年证大出现了各种状况，有了调整，80平米的工作室租金大概3000块钱，差不多是5毛/平方米/天。当时拿去抵的几件作品其实特别好，是最早我画的特别丰富的《妖野荒踪》，都在证大。现在工作室的租金是2元/平方米/天，翻了4倍，但相对于周边园区，已经算便宜的了！

苏冰： 谈谈你对自己工作室的感受吧。

朱敬一：你拜访了近300位艺术家工作室，应该能感受到每个工作室都代表了艺术家个体的性格。而我的工作室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很多艺术家的工作室墙面上挂满了画，像一个陈列空间。但我的工作室，是墙上画满了画！墙体成为了我绘画实验的一部分，如果要了解和观察真实的我，那就是来我工作室。很多人以为我只是个写书法的，但到了工作室才发现各种风格的创作我都有在尝试和探索。我比较混搭吧，不同系列的创作都分阶段同步创作。

苏冰：后来你在园区里重新租了一个大点的工作室，为什么？

朱敬一：对的，因为我当时觉得原来的工作室风水不好哈哈！朝北又阴暗，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被摁住了。后来在园区换了一个大点的工作室，隔壁就是艺术家林加冰老师跟张爱东还有Sk。那个时候其实挺好玩的，艺术家们经常聚在一起喝酒，炸金花。

苏冰：那时候我到你工作室，就看到你天天在里面做各种材料和实验。

朱敬一：对，工作室在我的生命中算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现在回想起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室渡过的，有时候干脆晚上就睡在这里。人生最痛苦的那段时间也是在工作室渡过的。工作室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可以转化、消化心情的空间，它是一个转化器，一个空间的容器。

苏冰：2003年非典的时候，你还有印象吗？

朱敬一：我记得，03年的时候，我一北京的朋友说北京有份工作还不错，让我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那是一个类似于职业技术学院的学校，需要各种各样的证明，反正我倒腾了半天，还是没能进得去哈哈。接着马上非典就开始了！我爸让我赶紧回来，因为北京是重灾区，北京政府已经开始要求大家都戴上口罩，然后坐火车要查身份证，挺严的了。我当时的感觉是从北京逃回来的，一到江阴就好很多。今年2020年武汉疫情撞上了春节，期间我在北京录线上的春晚节目，录制完毕我又逃回来了，最近一直在工作室安静的创作新的作品系列。

苏冰：你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爷爷搞中医，父母学西医，你自己对中医也有所研究。在非典时期你父亲也在一线，对吗？

朱敬一：我爸是江阴呼吸科的，肺炎就跟呼吸科相关，2003年我从北京回来后差不多有两个星期没见到他，因为他当时被关在病区里，跟病人同住。

苏冰：这次疫情又把中医往前推进了一步，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朱敬一：从我的角度，我觉得中医更偏整体，它从一个大的、宏观的角度来治疗疾病。我只是作为一个门外汉稍微学习了一下，从我自己的体验上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我这条命就是被中医捡回来的。我在青年时代，并没有太多的艺术创作，很大原因是身体太差了， 我在遇到金医生（一位中医朋友）之前，身体基本上处在一个半崩溃状态。

苏冰：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那样对你而言确实是蛮痛苦的。

朱敬一：应该是在2008年，之前身体不是特别好，经常三天两头地发热，我爸妈就给我吃抗生素，吃到后面抗生素都没啥效果了。非常痛苦，你想多画点却没啥力气，整个人提不起精神来，长期低烧，状态特别不好。后来遇到金医生之后，他开始调理我的身体，经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阶段，我觉得明显有效果。那个时候他比较空，在给我治病的同时也让我系统地了解和学习中医。

苏冰：对的，早期我觉得你是比较偏文弱的，像个数学老师哈哈。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12年再遇到你，你炯炯有神，整个人的气场都不一样了。

朱敬一：是的，真实的改变，中医让我的身体脱胎换骨了。

苏冰 : 躺着真好，这个是您想的吗？

朱敬一：对啊，因为我平时的状态大多数时间都是躺着的，我创立工作室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要放一张非常舒服的沙发，让我可以安逸的躺着创作多放松啊。

苏冰 : 对青年艺术家的生存和创作，您有什么建议吗？

朱敬一：他们都是我的老师！真的，他们用自己的痛苦挣扎在拓展着这个时代的艺术话语的边界，很多真的是肉身和激情在对抗平庸和原子化，力图去改写“日光之下并无新意”这句咒语。我看过很多沉浮，其实很感慨，在时代的精神绞肉机下能存活下来的都是牛逼的！

朱敬一，艺术家

知名跨媒体艺术家。南门书法创始人、立体的墨创始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展，并与众多知名品牌如万宝龙、COACH、资生堂、NPC、Nike等50余家品牌合作。《南门书法》是艺术家朱敬一自创的书法系统。他写的那些看似无厘头、幽默诙谐的语言，恰是今天的、这个时代的人们所能理解与认同的新的哲理。

苏冰，策展人

2019年国家艺术基金展览项目策展人，2019法国尼姆城市双年展中国展区策展人，2019年第4届国际工艺创新双年展中国主题馆联合策展人。致力于多维度跨界展览项目策划，独树一帜。十年来，策划组织了近百个国内外文化艺术展览活动大赛和公共空间项目，让艺术和文化创意进入更多公众空间和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