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樊旭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财务金融系教授孔爱国日前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时期，且近年来投资在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弱于消费，所以这次经济重启不能以政府投资为主体，而要以研究市场的企业为主体。

4月2日晚，孔爱国在复旦大学管院举办的直播活动中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经历了从短缺到过剩的两个时代。短缺时代发生经济冲击或危机，政府作为主体实施强有力的投资能起到恢复经济的明显效果。而在如今经济整体下行的过剩时代，政府的投资作用已不比从前，企业和企业家才是经济重启的决定性要素。

“在短缺时代，我们知道自己缺什么。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缺家电，2000年以后缺住房，谁都知道应该发展什么。但是今天我们进入到一个比过去发达得多的过剩时代，政府很难找到比较好的产业工具来刺激经济的增长。”孔爱国说。

“当前，支撑经济的主力是消费。而消费需求的特点是分散而灵活的，这是企业研究的内容，政府没办法去决定这件事。”他说，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呼唤企业家。“在这个时代，政府应该做的是刺激企业的成长，让企业家去填补技术，填补未来的市场空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连续6年超过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2%。

直播中，孔爱国回顾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过的四次危机，分别是1989-1991年经济疲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非典”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从下图可以看到，政府为应对这四次危机，均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投资扩张。

孔爱国说，这四次危机都处于中国经济整体动力强大的上行期，但过去的发展方式已经到了一种极限，在经济下行期且投资对于经济贡献已经弱于消费的当下，对于本次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显然不能按照过去的思维处理。

除了疫情的冲击，孔爱国在讲座中还提到中美贸易争端。他指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对高科技的封锁和中国要如何突破，要解决这个问题并提高中国整体的竞争力，企业的力量正是重中之重。

对于如何支持企业发展，孔爱国认为货币和财政政策都应该作出相应举措。货币政策要扩张，但一定要有配套的手段，确保将资金引入到实体经济中。财政政策要向科研企业倾斜，大幅降低科技型企业的各种税收。

孔爱国特别指出，未来企业的发展亟需地方政府的让利，这就要涉及到政府发展理念的转变。

“多年来，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都是以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他说，如上图所示，以2000年以来为例，很多时候税收增长率（红线）都超过GDP增长率（蓝线），也就是说政府集中的财富，比企业积累的财富多得多。”他说。

对于近期火热的“新基建”话题，孔爱国持肯定态度，但他强调，“新基建”的建设一定要发挥市场的作用。

“政府要鼓励所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比如通过上述所说的财政政策刺激。否则新基建虽然建设起来了，但没有企业应用，那么它也只能拉动建设时期的GDP。”孔爱国说，从这一点上来讲，政府要两手抓，一手做新基建，一手刺激微观企业的转型。

根据中国政府的定义，“新基建”主要涉及七大领域：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

孔爱国还表示，除了短期刺激作用，他希望在建设“新基建”时能更强调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

“每次危机之后，我们工具的选择都是强调见效快，前一两年还能增长，但是后面就产能过剩了。”他表示，“新基建”是新一轮风口，希望地方政府能够跟风跟得慢一点，更注重长期利益，特别是维护企业家精神和改善市场环境，如此，这个“新风口”才能走得更加平稳和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