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第二眼财经  小徐博士在香港

编辑|张望

有人问肺炎会否抑制全球化？

答案是，可能性很小。

但是，疫情持续时间的长短确实会影响全球化的进程，而如果疫情不受控，则可能会构成对全球化的重大挑战。

一、本次保守主义指向重构全球化而非反全球化

当前全球化的一个重大背景是，全球的保守主义抬头。所谓的保守主义就是各国只顾自己，顾自己没错，问题是，如果只顾自己，就可能出现所谓的“囚徒困境”，那就是，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因此就是需要国际组织来协调全球政府。

现在保守主义抬头，有譬如美国优先，巴西优先。但是，保守主义抬头并不一定是全球化的障碍，因为必须分析每一次的具体语境。比如这次的抬头可以讲是美国为先，美国本身对全球化没什么意见，他甚至一度是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问题在于，从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它认为自己得到的好处没有以前多。客观来讲，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中，中国当然是最大的得益者，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的崛起，也一定程度上撼动了美欧关系。这就是美国为什么不断地退群的原因。

但是，要知道，美国退群是一方面，但是，美国又不断地组群，不断地退约，又不断地签订新的区域贸易协定。即便是对世贸组织，美国想做的也要另立圈子，而非抛弃世界贸易。可见，其实美国对于全球化没有意见，美国本土主要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金融，全球化是美国社会最深刻的基因，美国有意见的是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中它得的好处可能没以前多。所以，这次的贸易冲突，本质上并不是反全球化，而是美国要求其他地区和国家要分更多的利益给它。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保守主义并不一定与全球化相背，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重构全球化。

因此，不一定要把各国政客“XX优先“的口号理解为对全球化的反对，这需要去分析每一次和每一桩抬头的语境。当然，如果各国保守主义走向极右翼，那就是麻烦，那就不是反全球化的问题了，而可能是更严重的事了。

二、喜剧：前疫情式的全球重构

我们思考疫情的影响，恰恰要放在这个保守主义的背景下。

因为保守主义的抬头具有多重的可能性，它既可能走向极右翼的反全球化，也可能走向对既有全球化格局的重构。在当下的具体语境中，疫情就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变量。

如果疫情持续时间不长，比如半年时间得到基本控制，那么，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分工仍然是世界经济的基本结构，曾经的中心和边缘位置也不太可能发生逆转，那么，未来世界的进程会继续“前疫情”节奏，那就是，中美博弈下新的动态的全球化格局，这当中，不仅是中美欧日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会发展不同以往的变化，国际舞台的主角，国际组织们更可能发生一轮洗牌，事实上，这件事已经在发生了，对世贸的挑战，欧美各国对世卫组织的挑战，实际都是“前疫情”延续。

三、平剧：本土安全与诸世界体系

而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过长（但最终受控），导致各国不得不为了应对疫情，将产业向本土收缩，而这种收缩如果一但在产业链和产业结构上形成定势，那么，当然是对全球化的一个巨大挑战。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太可能走向各国封闭，讲一个最直观的，美欧经济得衰退成什么样？它的劳动力价格才会萎缩成与非洲看齐呢？而一般而言，美欧经济极速萎缩，非洲的经济形势又会如何呢？

因此疫情持续时间过长，当然会使得各国不得不采取“本土策略”，以求自保，但是，疫情结束后，全球的产业分工又必定复苏和重启。

只是重启后的全球化，当然是一个更为深刻的重构的全球格局，那么，这个新的格局会是什么样的呢？没人能预知未来，但是这个格局可能会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

1、本土安全：本次疫情继911后，又再次把本土安全纳入了政府过程的首要议程，疫情与911同样关系到生命安全，但是，与911关涉的政治安全不同，本次疫情涉及的是经济安全。就像恐怖主义并没有导致反全球化，而恰恰形成了新的（强化了美国在世界尤其是中东地位的）全球化，这次疫情本身要求的国际合作，也很难阻碍全球化，而可能恰恰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某种契机。当然，我们要知道，全球化不是中性的，它是有偏向的，有其内在结构的。

2、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动：这个权力不仅仅是政治、军事、经济权力，同时，也是文化权力，公信力。疫情是突发事件，但是全球的、深入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突发事件，是可能带来结构性改变的。因应这次疫情而发生了新的全球权力格局的调整，甚至是微调，都可能成为后续重新全球化的基础之一。

3、“诸世界”策略：如果疫情持续过长时间，各国必须在封闭和开放、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走一个中间路线，世界结构也不会区域化，而可能是“复数的帝国模式“或者“诸世界模式“，即诸强自立，形成个自己的世界体系，类似于十九世纪的世界状况。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即便发生，也可能只是一个各国不得已的全球化的政治经济策略。但是，这种政经策略一旦成为现实或者形成了某种趋势和气候，则很大程度上结构化此后的全球进程。

四、悲剧：极右翼政治与全球文明危机

当然，还有一种最最糟糕的情况，尽管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但是，也并非没有可能，尤其是基于病毒超强的传染性和尚不可知的变异性。

这种最坏的情况就是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最终失控，那么，这不仅仅意味着各国向内收缩，比如将既有的产业系统永久本土化的倾向，同时，也必然发生各国国内政府或政党“向外归责”，这个向外归责首先基于的并不一定是事实考量（因为事实本身具有多重的可塑性），而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考量：责任谁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向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转移矛盾“。“向外转移矛盾”在政党民主和大众民主的语境下非常容易成为社会性的现实。这时，究竟谁是矛盾的源头并不是重要，重要的是“转移”，解决掉政治主体在话语、政策上的窘境，相关的理性的声音即便发出，也很难被听到和接受。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那就是最坏的情况：全球政治政治的极右翼化。而如果这样，那就不是全球化戛然而止，而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戛然而止。无怪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新冠肺炎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

因为在此种情况下，危机，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更是文明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