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鹏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经济政策实践教授，曾任奥巴马总统高级经济顾问的杰森•弗曼（Jason Furman）表示，全球未来还会有更多金融波动，但资源丰富的央行应该可以避免金融危机，比如美国、欧洲和中国。

“比较令人担心的是一些低收入国家，比如印度、土耳其、巴西、阿根廷等国家。我担心他们的央行储备不足、工具不够，对金融系统控制不力，而这些问题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弗曼周日在第9期浦山讲坛上表示。

美国经济政策调整的溢出效应通常被认为是导致其他经济体发生危机的因素之一。弗曼指出，“美联储、欧洲央行等机构作出的举措确实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波动，但如果他们不这么做的话，波动还会糟糕得多。这种压力对各国造成的影响取决于各国自身的政策。”

他还提到，新冠疫情可能导致部分领域的“去全球化”，但政策应该尽量鼓励更多融合，不应该设定投资限制或是贸易限制、贸易战，否则对中美来说是两败俱伤。

就美国而言，弗曼表示，当前的头号任务仍然是控制疫情，在这之余，应尽量多做一些强化经济势头的工作。

他指出，有四个因素决定疫情对经济的长期影响程度：家庭资产负债表、企业完整度、金融体系，以及全球经济状况。有一定的理由相信，疫情过后，美国经济可能会反弹到正常状况，前提是政策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

以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为例，“在疫情结束后，消费者手头是否会有钱来消费，包括去餐厅、看电影、看比赛？还是说消费者届时将会两手空空？”弗曼说，美国政府日前宣布将向居民派发现金，还扩大了失业保险的范围， 因此他对于疫情结束后的消费前景较为乐观。

美国国会上月批准了一项总额高达2.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向居民发放现金支票，向企业、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贷款和担保，扩大失业保险等等。

弗曼指出，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措施一一落实到位，并且开始着手恢复经济。

“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对应接下来2-4个月的局势可能是足够的。但那之后，可能还需要继续向民众发放现金，继续延长失业保险，也许还需要提高商业贷款的额度。至于经济重建，我们的部分努力包括确保经济基本盘处于随时可以重启的状态。”弗曼说。

此外，他提到，有必要继续实施基建规划，尽快开展新的基建项目，同时让现有基建项目延长，每次延长半年。虽然这些基建不会在今年提振经济，但可以在未来两年起到作用。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通常是5年规划，当前的5年规划将在今年9月30日结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总结时称，对中国来说，在弗曼提到的四大因素中，前三个最为重要。除了现有措施，中国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家庭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在直接提供流动性和改善资产负债表方面可以做更多，首先要让他们“活下去”。

“目前来看，中国在这方面也许做的不够充分。”他说，“‘发钱’在我国尚未成为普遍现象；而在其他许多国家，‘发钱’纾困已成关键措施”。

“当大危机来临时，我们不应该再过多拘泥于财政赤字率在3%以上还是以下，甚至不要拘泥于政府负债是否超过60%，眼下的问题是政府需要把流动性充实到微观的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首先让他们活下去。”黄益平说，只有如此，当疫情得到控制时，经济才有反弹的基础。

就短期刺激政策方面，增加基建投资可能是中美共同的选项。黄益平认为，鉴于特朗普就任以来，基建投资进展缓慢，因此未来美国基建力度也难以确定。相对而言，中国更加熟门熟路，但应注意“不能为了‘保增长’而‘保增长’”，核心应该放在经济稳定与社会稳定，在投资的同时，也要更加关注民生、关注效率。

以“新基建”为例，还需要考虑究竟应该投资什么技术，是否有能力准确预判到未来真正所需，以及钱从哪来等问题。“尤其是数字技术，我们今天能不能知道5年以后需要什么基础设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