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政治理论家，同时，我也将舞蹈视作毕生追求。在我的一部分生活中，“工作”和“思考”完全是体力劳动，而在另一部分生活中则完全是脑力劳动。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舞蹈和学术研究是两个相互分离，但却同等重要的领域。但是，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意识到，许多人认为舞蹈是一种没有什么价值的思维和工作方式。在他们看来，舞蹈是一种纯粹的情感活动，由不加思考、自然而然的动作构成，或者是纯粹的体育活动，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克服我们身体的生理极限。

我认为，这种舞蹈观之所以一直存在，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根植于对具体职业的偏见。例如，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国家当中，技工、农民、店主以及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被排除在正式公民的范围之外。他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娱乐时间，但是他们的体力劳动对于那些管理城市的人来说必不可少。如今，我们依然将工作分为“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层次结构。我们错误地认为，那些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对那些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没有任何贡献，反之亦然。

舞者便处于这种偏见的风口浪尖上。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主要工具，我们通过身体来吸收、提炼和产生无形且短暂的思想。正因为如此，我们也被视为艺术家。正是因为我们经过了高度的训练，能够将身体与思维相结合，我们才能够跳出充满力量的舞蹈。

我们舞者学习、保持并传授着身体表达的无限可能性。和许多人一样，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被迫接受这个世界的规则、模式和习惯。我们将左手放在扶手杠上，转向扶手杠来变换方向；站成五位脚；正面、背面；肘，手腕，手指；脚跟，足弓，脚趾。作为训练中的舞者，你要学会将自己与身体分离开来，放弃自己的主导权，将身体交给形式的结构和美学。无论是古典芭蕾舞、现代舞还是其他舞蹈，皆是如此。但是，如果将舞蹈单纯地视为一种人格处于服从地位的身体形式，却存在很大的问题。正如美国编舞家兼舞蹈作家特蕾莎·露丝·霍华德（Theresa Ruth Howard）所言，“通过将身体视为一种类似于粘土的工具，浪漫化身体的非人性化。”它使我们的身体变成单纯的工具，接收某些外部来源（无论是老师、编舞者，还是我们自己对技术要求的理想）的思想、信念和表达。那么，在这种身体活动的约束下，舞者能在哪里找到自由的空间以及个人的主动权呢？

培养主动权和自主权对我们的身体和道德自我至关重要。在我的舞蹈生涯后期，我学会了如何欣赏和尊重主动权，但是，这一点却是在我政治理论家生涯的早期学到的。2013年，我开始读研究生。尽管我的大部分日常练习都是古典芭蕾舞，但我仍然表演了很多当代作品。我曾多次受伤，并接受了手术。我感到非常焦虑，因为我的身体已经过了黄金时间，无法再适应艺术形式的要求。我觉得我应该退出舞蹈界，寻找其他出路。但是芭蕾舞课上的一个片段改变了我的想法。

穆里尔·马弗尔（Muriel Maffre）是旧金山芭蕾舞团的前首席舞蹈家，也是我当时在斯坦福大学的芭蕾舞老师。她呼吁我们关注组合之间的关系。她说，“舞蹈家要养成打破习惯的习惯，展现出你对自己身体的主动权。”在接下来的整堂课当中，这句话都一直回响在我的脑海中。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认为，跳舞只不过是养成特定的身体习惯。一旦我踏过 “现实世界”和舞蹈工作室之间的门槛，我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去完成这些动作。但是，马弗尔的忠告让我开始去质疑，甚至去消除自己数十年来努力养成的习惯。这并不意味着芭蕾舞在突然之间被颠覆了，包括它的组织、组合、词汇和语法。相反，这意味着，即便是最技术性，最形式上的结构也必须充满主动权。

我仔细检查了我的舞蹈动作，包括幅度最大的跳跃以及最微小的手势，思索着它们的起源。阿拉贝斯克舞姿（arabesque）中的手臂支撑（Port de bras）练习让我非常困惑。这是芭蕾舞演员的一个标志性姿势，它使我失去平衡，但我又感觉它看起来很美。阿拉贝斯克舞姿的统一性来自哪里？我的胸骨，我的直立腿，还是我的指尖？有时候，一些肢体举动以及无意识的动作。实际上仍然在我的控制范围内，但我需要去调查这背后很长一段时间的肢体史。即使我不需要保持平衡，我的脚趾也会过分弯曲。即使我拥有再旋转一圈的体力，但我还是会停下来。我以为我将目光投向下方的举动是一种风格上的选择，但是实际上，我是在检查自己的脚。我开始以不同的角度来注意和观察自己的身体以及其他舞者。最简单的动作、手势和步骤可以传达出不同的感觉和体会。我认为，“擦地”动作（Tendus）不是在展示我的脚弓，而是在展示地板的阻力。我最喜欢的仰翻姿（renversé）不仅是我用腿和手臂塑造出来的一种形状，而且是我的背部在空中移动的一种表达。在练习中，我的目的不是让自己看起来轻盈如燕，而是接受重力的作用，利用重量的力量。

所有的这些特质都构成了舞者的艺术性，我们能够自主进行选择。这启发了我。舞蹈是对独立和批判性思考的肢体练习：对所接受的想法、所养成的习惯、所持有的基本价值观和信念的思考。这不仅仅是对舞蹈的思考，更是对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人的意义的思考。正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所接受的舞者教育和学者教育正在融合，并成为研究人格和美好生活的观念的重要方式。作为舞者，我懂得了用肢体来表达自主性和自由性，而这正是我作为政治理论家正在研究的内容。我的舞蹈练习是日常的、真实的活动。最重要的是，它是引导生命、改变生命的能力在身体上的体现。正如罗布·赖克在《在美国教育中的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架起桥梁》（Bridging Liber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American Education）中所说的那样，这一能力是我们根本的人格当中“力量而非脆弱性的证明”。

美国舞蹈家兼编舞家玛莎·格雷厄姆曾经说过，我们是在实践当中学习的。我们的实践（无论是身体上还是脑力上的）远远超出了日常工作和习惯的积累。通过选择“特定的动作集合”，我们能够拥有“成就感、存在感，以及精神上的满足感”。我们体现了我们的自主性和人性。

本文作者Glory M Liu是布朗大学政治理论项目的博士后研究员。

（翻译：尉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