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尚清

编辑 | Masha Li

4月8日，一条“上市公司高管性侵养女4年”的消息引爆全网。爆料称，烟台一上市公司高管自2016年起对年仅14岁的养女李星星实施性侵并殴打。

经多方查证，爆料中所指的高管是鲍毓明，中兴通讯董事会聘请的独立非执行董事，杰瑞集团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曾任美国思科、香港南华集团、美国新闻集团等跨国企业资深法律顾问，拥有中美两国律师资格。

4月9日下午，杰瑞集团发表声明，称已经与鲍毓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4月10日，中兴通信宣布鲍毓明已辞去独立非执行董事职务。

犯罪嫌疑人鲍毓明曾在4月9日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称，自己不会触犯法律底线，并称“事情并不是像她说的那样，事情说起来话长，但我和她从来没有以 ‘养父女’的关系相处”。

时间回到2015年4月，鲍毓明与受害者李星星的母亲通过网友介绍认识。虽然年过40，1.9米近200斤的鲍毓明让李星星母亲有些动摇，但对方名校学历、律师身份的加成让她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把女儿托付给他的可靠对象。

2015年11月，鲍毓明带着刚刚年满14周岁的“养女”李星星到北京上学。没想到，由此开启了李星星长达3年的噩梦。

在《南风窗》的报道中，2016年初刚满14岁的李星星拿到手机，在百度上查询“下体疼痛的原因”，弹出一个医生诊疗的对话框，看头像是一位“医生奶奶”。李星星告诉医生发痛的起因。

“你被强暴了。”

这是李星星第一次直面这句话。她想了一会儿，是什么意思，然后听从“医生奶奶”的指导，报警了。

从心理学看性侵受害者，当面对危险时，少有人能聪明地立即反抗。

2017年4月27日，台湾作家林奕含因抑郁症在公寓内自杀身亡，留下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有这样一段：

思琪用面包涂奶油的口气对妈妈说：“我们的家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

妈妈诡异地看着她，回答：“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思琪一时间明白了，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还没开学。

因为性教育的缺少，受害者李星星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更无法知道如何在事发之前保护自己。

在与南京警方的对话里，烟台警方说“别老说被强暴强暴的，我们不管。”一位曾经对李星星表达过善意的民警直言说，“我不能再管你这件事了，再管我就没工作了。”社会对性的禁忌感为性侵者提供了便利，让受害者噤声，让周围的人学会视而不见。

林奕含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

4月10日晚20点，李星星再次发出求救：他不敢承认 希望警察叔叔公正处理。

在鲍毓明性侵养女案中，TOP HER列出了网友最关心的三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关注性侵？我们该怎样讨论？

若是不建立谈论性侵的安心环境，只会让性侵事件成为受害者单独背负的伤痛。而首先，我们不该假设性侵受害者都是同一种样子，世上不该有“典型”的性侵幸存者，每个性侵案件都是不相同的个案，

你被性侵，你活该？鲍毓明将如何定罪？

中国为避免养父母对养子女的侵害，在收养上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收养法》第四条规定：在三种情况下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由此见得，受害女孩并不符合收养条件。

仔细梳理也会发现，鲍毓明并没有走正式收养程序，只是把14岁的少女“养”在身边。

《刑法》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法律出身的鲍明白，先不说能否凭借自己的法律背景和社会关系成功脱罪，将强奸行为说成两情相悦，恩将仇报，即使不能脱罪，也能避免强奸幼女的重罚。

李星星的妈妈去哪了？

把14岁的女儿交给一个年过40、单身未婚的成年男子带去异地“接受教育，并且在3年内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即使是愚昧迷信的法盲也很难做到，显然李星星妈妈的责任难逃。

2019年，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 Ellen DeGeneres 公开了自己幼时被继父性侵的经历，多年后她告诉妈妈，妈妈却不相信她：“我不应该为了保护妈妈而伤害到自己……这对我来说是很可怕的回忆，而我会选择说出来，是因为我想要让所有女孩知道 ，没有人能如此对待你。”

目前对于受害者母亲的失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只有几种有待商榷的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是受害者的母亲愚昧盲目，过度崇拜权威，希望女儿能跟着鲍毓明接受更好的教育，过上更舒服的生活。家庭对性教育的漠视也让她眼中的鲍毓明是富有正义感的律师，是西装革履的总裁，而不是一名成年男性，从而疏忽的潜在的危险。

第二种可能，有报道称鲍毓明曾经多次浏览“女童送养”的网聊账号并有过沟通，存在鲍毓明私下“收养”受害女孩的可能性。这点目前证据不足，仅作推断，但对地下“送养女童”市场的调查依然要进行，防患于未然。

李星星的未来如何复原？

通过南风窗的报道得知，受害女孩李星星在做强奸案笔录时并没有女警陪同，独自接受多名男性警察问询，在途中被警察捏住脖子，被迫与犯罪嫌疑人发生肢体接触却没有人制止，甚至在鲍的保证书中还被称为“现在的女儿，和未来的妻子。”

报警失败后，李星星跳进了黄海，所幸被人救起。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李星星患有重度抑郁症、重度创伤后应激（PTSD）和重度焦虑症，而且阴道损伤发炎。

“警察叔叔”们让受害者李星星害怕、绝望，只有 “医生奶奶”和“女检察官阿姨”带给她帮助和抚慰。

引进女民警和辅警以应对女性受害者和未成年受害者的报案和求助十分重要。在TED 一期演讲《增加女警数量，可以让社区更加安全》中，资深警察Ivonne Roman指出，女警察可能较少使用武力或较少被指责过度使用武力。女警察较少被提起诉讼或被公民投诉。即使现场只有一名女警，也会减少其他警员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女警察不仅对消除暴力方面十分成功，在应对暴力或性侵受害者者时，也有许多优势，包括体恤受害者情感，降低受害者焦虑和恐惧程度等。

另一方面，李星星在寻求援助期间也认识了一些有着相似经历的“病友”，积极为她提供心理支持和法律援助。

罗希是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是陪伴李星星至今的病友之一。她曾在中学时被老师性侵，老师对她说，“我伤害你，你反抗了，大家都知道这是性侵，但我用我的方式让你不能反抗，那我们做的一切就是理所当然的。”

北京师范大学的清子是陪伴李星星最久的“病友”，她向李星星讲述自己从小被邻居性侵的经历，并告诉李星星，“姐姐们不需要你回报什么，这是姐姐们欠你的，因为我们不够勇敢。”

对于旁观者，这些是不忍直视的惨痛故事，但对于受害者来说，这是她们正在经历的真实人生。

性侵复原的历程就像是把一面被打碎的镜子，原本镜子里映照出的真实自我，如今都一片片的碎裂在地上，而自己的身体一边淌着鲜血。创伤性羞耻感、失去信任的烙印、背叛、无力感。将碎裂的镜子一片一片捡起的过程，也可能重新割伤自己，要花多久时间，没有标准答案。

最后，用澳大利亚女性喜剧演员汉娜.盖茨比的一句话结尾：“没有什么比破碎后又重塑自己的女性更强大了。”

There is nothing stronger than a broken woman who has rebuilt he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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