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一个名为 Vaishno Das Bagai的印度移民在美国加州的圣荷西租了一间房。在那里，他打开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时年仅37岁。

13年前，Bagai带着妻子与两个儿子移民旧金山，满怀希望，“梦想要在这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他在旧金山的菲尔莫尔街上开了一家商店从事进口贸易，生活体面，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穿着三件套西装，俨然是一个美国人了。然而，当Bagai全家试图搬家到伯克利的时候，他的邻居们竟然把房子锁了起来，他不得不将装满行李的卡车又开了回来。到1923年，Bagai发现自己陷入了反亚裔法的圈套：最高法院裁定，因为不是白种人，南亚人无法获得美国国籍。与此同时，Bagai的各项“公民”权也被剥夺。依照1913年加州所颁布的《外国人土地法》（一条带有强烈 “种族主义” 色彩的法律，目的是阻止亚裔“侵占”白种人的工厂与农场），失去“公民权”意味着失去了你的全部财产与生意。而后，Bagai又接连遭受打击，在他试图返回印度的时候，美国政府竟建议他申领英国护照。

华裔历史学家李漪莲（Erika Lee）在其所著的《亚裔美国人的故事》（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中指出，悲惨的境遇是杀死Bagai的主要原因。《亚裔美国人的故事》是为纪念《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颁布50周年而出版的。这部法案在1965年10月3日正式发布，可惜的是，Bagai没有等到这一天。

自杀前，Bagai在圣荷西的房间中留下了一封写给旧金山检察官的遗书，满纸皆是控诉。遗书的标题为“一个自杀者致全世界的公开信”，Bagai在下面写道：“我把我自己和孩子们变成了什么？我们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受尽了歧视和侮辱，该对这一切负责的是谁？我，还有美国政府。我们的生活四面楚歌，已无退路。”

Bagai的遗言道尽了亚裔美国人当时的艰难处境：来自中国、日本、印度、韩国、越南、柬埔寨和菲律宾等的他们，刚刚从殖民统治与落后经济中走出来，到美国却又陷入了种族主义的泥沼中。根据李漪莲所言，种族主义的压迫令亚裔美国人学会了抱团取暖，23个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移民族群因此而走向团结。种族主义决定了亚裔能够在美国找到什么工作，组建多大的家庭，拥有多少自尊。系统性的种族歧视造就了美国的亚裔族群。

不久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一场演讲中恶意模仿了日本（或者中国？）的口音，仍然执着于一个长久以来的偏见：日本人都是没有灵魂的，贪婪的商人。而就在此前，另一位候选人杰布·布什（Jeb Bush）刚刚为“定锚婴儿”（Anchor Babies）这一说法而辩解，指责滥用美国公民出生权的是“亚洲人”而非“拉丁美洲人”。今年9月，联邦调查局（FBI）终于撤销了对华裔美国人郗小星的指控，这个任教于天普大学的物理学家在5月因涉嫌向中国泄露敏感超导技术而被逮捕。FBI称握有涉案技术模型，但经专家小组鉴定，这份技术模型跟出问题的设备并无关系。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郗小星表示：“我不指望他们能搞懂我的工作，但他们竟然在没有咨询专家的前提下就贸然起诉我，把我的家人都卷入了这件事，还损害了我的名誉。他们不该这么做，这不是玩笑，也不是游戏。”

当然，以上只是一些最近所发生的事，但它们是很具代表性的。时至今日亚裔美国人仍被其同胞当成是 “外人”，而你很容易发现，亚裔美国人中的许多人并不愿意为消除“种族歧视”而呐喊——也许是因为和其他少数族裔相比，亚裔还保有相对多的特权。就在这个过程中，亚裔美国人的历史，那段横跨半个世纪的爱恨情仇，已渐渐地被人遗忘。

李漪莲在书中写道，第一批来到北美的亚洲人是菲律宾的海员们。他们在15世纪后半叶乘坐着西班牙的船只而来，面对颠簸的洪流和船上恶劣的生存条件，一半的海员在途中死亡。当幸存者成功抵达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后，很多人不愿再重渡太平洋了。他们在阿卡普尔科定居下来，娶了当地的女孩为妻，至此，亚裔美国人的悲惨经历开始了。

17、18世纪的亚裔移民主要来自于饱受殖民侵略的亚洲地区，比如中国的广东省——在历经干旱、饥荒与鸦片战争的洗礼后，那里已是民不聊生。在人蛇集团的诱惑之下，无数中国人、印度人、韩国人和日本人穿越大半个地球，来到英属西印度群岛、夏威夷以及美国南部腹地做工。作为契约性的劳工或是“苦力”，他们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长达6天，在5年或更长的时间内都无法获得自由。一些亚裔妇女也会以仆人的身份被雇佣，但其工作大多都具有“慰安”的性质。这些男人获得自由之后，大部分人往往就不回家了，要么是怕丢人（因为他们的收入还不足以向乡亲们炫耀）；要么就是因为他们由于孤独娶了当地的女人，无法带着全家远渡重洋。李教授查阅了一些劳工写给家人们的信件，字里行间充满了忧郁。劳工们的一个愿望，让李教授对他们的心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很多人会绝食，因为他们相信在死去的那一刻，灵魂会带着他们回到家乡。

自迁入美国的那一天起，亚裔就开始向外辐射发展自己的聚居地，尤其是中国人与菲律宾人。18世纪中期的时候，路易斯安那州已经出现了一个菲律宾渔村，哈瓦那出现了唐人街，美国西海岸活跃着众多中国社区。李漪莲详细阐述了当时这些社区的生活与劳动情况。比如说，她解释了中国移民为何会在淘金的过程中突然做起了洗衣生意：当时，对于居住在旧金山的人来说，把衣服送到檀香山去洗的花费大大低于在城市洗衣的成本，中国移民就抓住了这一机遇。

李漪莲对这些移民们所承受的“种族歧视”感到愤慨。在不同的时期，中国移民分别被叫做“老鼠”、“怪物”和 “猪”。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主席也曾直言，亚裔在美国所面临着的问题可以被概括为“肉与米饭之争”，或是“美国猛男”对阵“亚洲劳工”。1895年，Kaiser Wilhelm从噩梦中醒来，画出了一幅可怕的作品——画面上，天使米迦勒被东方的异教徒们团团包围着。这表达的正是著名的“黄祸论”。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涌入美国淘金，参与到修建太平洋铁路这样的大工程中，反中国的言论却变得越来越刺耳。1882年，因为不满中国劳工压低了工资，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低技能劳工移民以及家庭移民。按照李漪莲的话来说，此举令中国劳工成为美国的第一批“非法移民”。这项直到1943年才被废止的法律，至今仍然是美国历史上唯一针对某个族群而禁止其移民的法律。当时，墨西哥边境经常会出现专门抓捕中国人的特工，劳工部长甚至绝望地表示，即使在边境上修建一道万里长城，也阻挡不住中国人非法移民美国的步伐。1871年，洛杉矶发生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动用私刑案，17名中国人被一伙500人的暴徒残忍杀害。

其他的亚洲人，印度人、韩国人和日本人，也饱受美国的仇外心理之苦。当时还在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斗争的韩国人被视为日本的臣民，印度人则被视为英国的臣民。只是这些群体的规模不如中国人庞大，所以他们并未受到法律的威胁。

然而，偏见还是像洪水一样四处蔓延。1911年，美国移民委员会称，在39个移民群体中，印度人是“最不受欢迎”的一个族群。华盛顿报刊《贝灵汉起床号》的编辑称印度教徒“在外貌和举止上令人反感”。1907年，贝灵汉发起了一场“驱逐印度人”运动，整个南亚族群被迫离开该城。另一个著名的案例是，来自香港的客船“驹形丸号”（Komagata Maru）曾试图停靠在英属哥伦比亚的范库弗峰港口，此举挑战了1908年出台的不间断航行法（Continuous Journey Regulation law）。该法只允许来自亚洲的船在加拿大停泊，而完成这样一段不间断的远途航行近乎是不可能的。“驹形丸号”的下场十分惨烈，船只被遣送回了印度的加尔各答，甲板上的所有人都被英国政府逮捕，26人因拒捕而惨遭屠杀。

针对于亚裔的移民政策在1924年被最大幅度地收紧，当时美国政府执行了一项“捍卫种族同质性“的法律，将几乎所有的非白种人都排斥于国门之外。亚洲移民被全线禁止，各地纷纷建起了“亚洲禁区”。在这之前以及之后的很多年里，没有一个亚裔站出来为公民权而发声。一名曾在一战中为美军效力的锡克教徒Bhagat Singh Thind曾向高等法院申诉，称自己是雅利安人，理应保有美国公民的身份。但申诉还是被驳回了，理由是：“我们生来而伟大的身体本能地拒绝南亚人的思想同化。”与之类似的还有日本人高雄小泽，他向法院请求入籍，因为自己信仰基督教，接受了美国教育，并且“受到了美国精神的强大感召，渴望回归善良的本性”。只因为他不是白种人，这一请求也被拒绝了。随后的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不断被拘留，亚裔移民的数量一度达到最低点。

后来他们的命运开始发生改变。冷战重塑了国际关系，曾经被视为弱小地区的台湾、菲律宾和韩国成为了美国的盟友。这些地区的人民不再像其他人一样受限于官方的移民政策了。与此同时，针对种族主义的民权运动也开始轰轰烈烈地展开，涉及到亚裔的抗议行为也层出不穷。终于，在1965年，新《移民与国籍法》颁布，种族配额制被废除，技术移民与家庭移民重获允许。在时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签署这一法案时，他并不是为了要帮助亚洲人。确切来说，希腊人、波兰人与意大利人一直在为自己的移民额度少于北欧而抗议，这才是新《移民法》颁布的主因。约翰逊当时还警告称，这不是一项“革命性”的法案，也不会“影响到百万人的生活”。

然而他错了。之后的几年，亚裔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1960年，亚裔在美国人口中的占比不到1%，但时至今日，亚裔人口已经迅速膨胀，以1950万的数量占据总人口的6%。因为越南战争，1960-1970年代来到美国的难民令亚裔美国人，或是说美国人的组成更加多元。因为《排华法案》，1900年之前的美国华裔中只有不到1%是女性，但如今这一比例已大幅增长。此后，亚裔美国人的形象开始与“模范的少数族裔”相挂钩。

现在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亚裔美国人：一种仍然活在持续了500年的种族歧视中，而另一种则在1965年的新移民法中得到了重生。这两种亚裔美国人就像地形板块一样此起彼伏，拥有着截然不同的跳动频率。所以虽然华裔美国人和印度裔美国人是这个国家最富有的族群之一，但韩国裔美国人、越南裔美国人和菲律宾裔美国人的人均收入仍然低于平均值。美国华裔总体较为富裕，这种表面的繁荣，遮盖住了华裔人口的贫困度高于平均水平这一事实。2000年的调查显示，亚裔美国人中拥有大学学位的比例远高于其他族群，但同时，受教育少于4年者的比例也比白人高5倍。

更为糟糕的是，亚裔群体的声誉还是和过去一样变化无常，经常因各种突发的国内或国际事件而急转直下。举例说，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启动新出入境安全系统，特别点名要求25个国家的移民进行指纹登记，而其中有24个国家都来自中东地区（这一规定的部分条款在2011年被废止。）仇恨犯罪开始在如锡克族人一样的少数族裔中蔓延，2012年，威斯康星州的一间寺庙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始作俑者就是一名锡克教徒。今年2月，一名白人男子枪击3名穆斯林大学生致死，警方声称这仅仅是一场“邻里纠纷”，但其中一名受害人的父亲却指出：“我的女儿感觉到了仇恨，她曾对我说： ‘爸爸，我想人们是因为我的长相和穿着而讨厌我’。”

李漪莲在其书中写道，“在一些人的眼里，亚裔美国人一辈子都是外国人；稍微宽容一点的，也只会把他们当作是‘准’美国人。”面对种族歧视，如果亚裔群体保持沉默，在艰难的处境中只知埋头工作，这绝不是因为他们想成为“模范的少数族裔”，而往往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翻译：徐徜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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