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苏·布莱克（Sue Black），女爵士、解剖学家、法医人类学家。1999年，她带领英国法医小组在科索沃搜集战争犯罪证据。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她是率先到达泰国的法医人类学家之一，为那里的死难者鉴定身份。以下内容摘自她的著作 All That Remains: A Life in Death。该书中文版《法医报告》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推出。
如果一个国家对死者足够重视尊重，那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国民会心怀慈悲，尊重法律，追求崇高的理想。
—— 威廉· E. 格莱斯顿，英国前首相（1809—1898）
2004 年圣诞节的第二天，全世界的人都急切关注着发生在印度洋海岸线的海啸，受到海啸影响的国家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印度。在那天之前，我们都很少有机会用到“海啸”这个词。但在后面的几个月里，这个词却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因为这次海啸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不受灾难的影响，不管是偶然发生的自然灾害，还是人类自身错误或者集体忽视导致的结果，或者是恐怖分子精心策划的恐怖活动。为了尊严、健康和公平，遇难的死者需要被妥善处理，而启用反复演练过的DVI（灾难受害者身份识别）项目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为了项目可以顺利进行，DVI 的各环节需要随时做好准备，包括先进的沟通网络，跨部门的合作，危机处理的能力，应急方案及时有效地执行，工作人员训练有素、反应灵敏。这个项目很复杂、很困难、很耗时，还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
世界上所有发生过重大死亡事件的国家都应该明白这样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那就是处理重大伤亡事件不可能那么及时，不可能那么便宜，不可能那么轻松。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如果我们不注意对待逝者的态度，不尊重逝者，就会有民众怀恨在心，甚至会推翻政府的统治。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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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海啸是由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的海底地震引起的，这是有历史记录的第二大震级的海啸。地震产生的巨大海浪造成了印度洋沿岸14 个国家的人员伤亡和房屋破坏。说这些受灾国家完全没有准备，其实都是委婉的说法。因为这样级别的自然灾害在印度洋很少见，所以这些国家并没有像海底火山爆发和地震频发的太平洋沿岸国家一样有自己的预警系统。这次海啸造成超过25 万人死亡，4 万人失踪，几百万人被迫转移。有超过一半的人员伤亡是在印度尼西亚，最多欧洲人死亡的国家是泰国，因为这时是欧洲人冬天出游的旺季。
我和汤姆在圣诞节的第二天看到电视上播出的第一条关于泰国的新闻时，他看着我说：“你也应该收拾一下行李，你知道你可能也会去。”结果却跟汤姆想的不一样。在英国，很多的法医从业者都在等待召唤，希望可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受灾地区，都蓄势待发地准备跳上飞机大展拳脚，结果政府却出奇地安静，没有采取任何动作。
我能想到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坐下来，给时任首相布莱尔写一封信，一封来自中年易怒凯尔特女人的信，告诉他法医专家和警方都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DVI 应对措施的重要性。DVI 不是可能会用到，而是肯定会用到。
结果政府还是保持沉默，我又分别给当时的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领袖迈克尔·霍华德和帕迪·阿什当写信。可能是有人把我的信透露给了媒体，就在我要出国的时候，媒体已经炸锅了。受够了等着政府召唤的我，接受了肯尼亚国际（一个私营DVI 公司）的邀请飞往泰国，留下可怜的汤姆跟媒体周旋。
泰国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媒体和疯狂的家属全部涌到受灾地区，当地资源已经很难满足需求了。海啸的破坏力好像很随意，有大片的土地被淹没，但也有一些土地没有受到任何破坏。你甚至还可以看到有些酒店的建筑安然无恙地伫立在一堆废墟中，只是周围的建筑物都倒塌了，独留下这一栋。通常我们在灾区工作时，都是用行军床或者席地而睡，而在这里，我们白天在令人感到绝望困难的临时停尸间工作，晚上却回到有餐厅、酒吧、游泳池的豪华酒店，我们都觉得很不安，就是感觉不对。当我知道我们还可以使用酒店的洗衣服务时，我觉得这简直奢侈得过分，不过后来我意识到，泰国急需经济收入来克服瘫痪的旅游业造成的消极影响。我们这批人是泰国这一段时间迎接的最像游客的人了。
我的天，泰国的湿热实在让人受不了。在酷热潮湿的国家，受害者身份鉴定最大的阻碍就是尸体腐烂速度快。所以，迅速行动，注意保护遗体就是首要任务。记录发现尸体的地点对于加快身份确认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如果死者的发现地就是他们本来该在的地方，比如在自己的家里，或者是入住酒店的某个地方。而泰国的情况是，两种可能相互混淆。每个地方找到的尸体都被带到当地的寺庙里。
当我们到达克拉山的第一个收集点时，我们在寺庙外面看到的情况真的很糟糕。为了出一份力，有交通工具的人到处收集尸体，再把尸体全部放到寺庙的入口。没有任何记录表明这是谁，在哪里被找到的，被谁找到的。尸体只是高高地堆在老旧的平板车上，放在寺庙前门等待分类或者最后被认领。每一具尸体从车上搬运下来时都被拍了照片，照片储存在寺庙院中的电脑上。要知道这已经是灾难发生一周后了，尸体浮肿、变色、腐烂非常严重。
家属们疯狂地寻找自己失踪的亲人，他们把自己亲人的照片贴到一个专门的墙上，备注上各种信息，期望着有人能联系他们，告诉他们自己的亲人还活着，还在某个医院接受治疗。还有些人跑到寺庙里，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从几百张没有被认领的腐烂严重的尸体照片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女儿、母亲、父亲、丈夫、妻子。场面非常混乱，令人悲伤，且这个方法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最初，亲属仅凭在电脑上认出的照片，就被允许带走尸体。
所以当更科学系统的身份确认方法介入后，我们发现，很多尸体的身份确认有误，不得不重新召回。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都要保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当我们赶到这些寺庙后，我们立马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预定冷链车冷冻尸体，防止其进一步腐烂。第二，我们不再允许家属查看电脑上死者的照片。第三，在没有经过科学确认之前，我们叫停了尸体认领。
在冷链车还没有到之前，尸体只是挨个摆放在寺庙的前院里。当地的一些救援队伍做了一些简易的保护措施，搭建了像帐篷一样的遮盖物，避免阳光直射到尸体上。他们也还尝试过把干冰放在尸体的周围降温。这些方法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而且靠近干冰的尸体还被冻灼，当我们的队员碰到这些尸体时，也被灼伤了。
这里的恶臭让人难以忍受。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尸体浮肿更加严重。因为气体和液体无法循环造成的浮肿让尸体的四肢都抬了起来，看起来很悲惨。躺在那里的一排尸体，抬起双手双腿，好像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这里既没有足够的水，天气也热得让人快要窒息了，苍蝇老鼠到处活动，跟瘟疫一样。最开始这些天的情形跟但丁描述的地狱差不太多了。
没有人抱怨环境恶劣。任何灾难发生后的前几天情况都非常严峻，条件也很艰苦，尤其是这样大规模的灾害过后，实际困难更是可想而知。最后是挪威人出资建立了一个集中的临时停尸间才解决了我们的困境。停尸间的建设需要一些时间，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利用手边最有限的资源来解决现实问题，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横向思考，即兴发挥。
虽然条件很艰苦，但这个阶段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阶段：因为这是在官僚主义和政治介入之前的一个间隙，有很多新奇的方式和创新的方法涌现出来。这段时间我们会觉得自己真的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我喜欢解决系统建立和运作期间遇到的问题。一旦系统顺利运作起来，我就很容易感到无聊。我相信我们在去到泰国最开始的阶段做出了很多贡献，虽然很快政府和警方就开始介入了。
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团队在受灾地区差不多工作了一年的时间，试图确认死者的身份姓名。大多数的尸体都成功移交给了他们的亲属，但还是有少部分没有被确认身份也无人认领。仅在泰国，死亡人数就是5 400 人。有的地方全家人都已经遇难，没有人可以帮助申报失踪人口，或者提供死者生前的一些信息帮助我们确认身份。还有的地方整个社区都被夷为平地，居民信息也一并消失，这些人再也不能被谁怀念哀悼。在泰国，人们树立起一面纪念墙来缅怀所有的死者，对其中的一些死者来说，这是他们唯一的墓志铭。对DVI 项目来说，这是一次具有革新意义的运作，向世人证明了国际团队和政府组织一起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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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发生了很多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灾难性事件，英国多次启用了国内和国际性的援助调度。7 月7 日，恐怖分子在早高峰期间袭击了伦敦的交通枢纽，几乎让伦敦陷入瘫痪。紧接着埃及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发生多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8 月，卡特里娜飓风入侵美国、墨西哥海岸。10 月，巴基斯坦发生大地震。这些都发生在我们还在泰国埋头工作的时候。所以，这一年对于DVI （灾难受害者身份识别）项目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不仅仅是对英国，而是对全世界。终于在2006 年，我们成立了由法医专家、警察、情报人员、家庭联络员和其他DVI 专业人员组成的国家团队，在侦探长格雷厄姆·沃克的领导下担负起确认英国公民灾难遇害者的身份识别工作，不管是英国本土还是海外的英国公民。
DVI 既不是尖端科学，也不是脑部手术。简单地说，DVI 其实就是匹配过程。当家属相信或者怀疑他们的亲人可能卷入某个大规模死亡事件时，他们会拨打政府提供的紧急电话。之后相关部门会按这个被申报人员所经历的危险程度分类。比如在泰国，如果被申报人员确定是在被海啸摧毁地区的酒店里，那么他或她遇险的可能性就比正在其他国家旅游但跟家人朋友失联好几天的人要高。
优先分类的方法非常重要。因为警方没有办法对每一个申报案件给予同等重视，必须要有一个系统，可以根据险情的级别，将最危险的被申报人排在名单的前面。在这个每个人都有手机的时代，当一个重大事故发生后，警方或者其他部门会接到很多报警电话。比如在2005 年伦敦爆炸案发生后，伤亡局就接到好几千个报警求救电话。亚洲海啸发生之后，被申报出现在事发地的英国人就有22 000 人，而最终的死亡人数是149 人。
经过DVI 培训的家庭联络员会去访问排名前列的失踪人员的家人朋友，尽可能地收集失踪人员的个人信息：身高，体重，发色，眼睛的颜色，伤疤，文身，穿孔，还包括他们留在全科医生和牙科医生那里的资料。联络员会寻找可能提取到失踪人员指纹的物品，并从失踪人员的父母姐妹或其他旁系亲属那里提取DNA 样本，如果够幸运的话，还有可能从私人物品中找到失踪人员本人的DNA。对于正处在悲痛中的家属来说，收集信息的过程很压抑，所以家庭联络员会尽量在一次访问中收集所有的信息，甚至是多余的信息。这是为了避免二次访问带给家属额外的痛苦，因为将家属反复置于这样的痛苦中会损害他们的信心，影响家属和政府的关系。
所有的信息都会记录到特定的黄色DVI 表格（黄色表格代表采集的是被申报人生前的信息，用字母AM 表示）中，同DNA样本、牙科记录一起寄到被申报人遇难的国家，交给这里的尸检团队。在当地的停尸间里，专家们从受害者身上采集的信息内容跟家庭联络员收集的一样，并且把信息记录到粉色的表格上（粉色表格表示尸检信息，用字母PM 表示）。在信息处理中心，专业团队会将两种颜色的表格信息汇总到一起。如果能通过一级生物标准，即DNA、指纹、牙齿配对，是最理想的。但如果一级生物标准无法采集到或者不全面，也需要通过二级标准来帮助进行身份识别。这个过程很耗时，因为质量把控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判定有误，那就会让两个家庭无法找回自己的挚爱。所以即便耗时也好过鉴定错误，虽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给出鉴定结果，批判会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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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迪大学的培训项目在当时非常独特。我们设计了21 个课时，学员们必须按照顺序完成一个课时后才被允许进入下一个课时。等到警员们完成所有理论知识的学习，他们才被允许参加一周的实践课程。培训的第三部分，我们要求学员自己选择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伤亡事件，用论文的形式分析评价这次事件中DVI 在哪些方面起到了作用，在哪些方面没有起到作用。
有一些警员的论文调查特别充分，我们将这些论文收录到我们的第二本教科书《灾难受害者身份识别：经验与实践》。其中有一章就是南威尔士警察局的马克·林奇写的1996 年阿伯凡矿难。此次事故发生50 年后，还有受害者受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困扰。当时，在这样一个坚韧保守的工人阶层社区，承认做了噩梦都会被看成是懦弱的表现，所以大家希望幸存者也能“忍忍就过去”。但现在，我们认可心理治疗和咨询的作用，也了解压抑创伤会对身体和精神产生长久的副作用。DVI 的践行者更明白要避免给生还者和遇难者家属增加额外的不必要的伤害。
这个必要的认知是肯尼斯·克拉克法官在1989 年“伯爵夫人号”沉船事件发生后提出的。肯尼斯法官主持了一场针对验尸官在这次事故中死者身份认定操作的听证会。他在2001 年发表的报告中提出了36 条完善操作流程的意见，这让人们又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有100 多年历史的验尸系统。
这个悲剧发生在泰晤士河上一艘叫“伯爵夫人号”的游轮上，当时船上正在开生日派对。游轮被“鲍伯利号”挖沙船撞击了两次，第二次撞击让它完全沉入水中。那些被困在甲板上的人只有很渺茫的生还机会。
搜救队用了两天才把遇难者尸体和沉船打捞起来。尸体首先被转移到一个警察局，在这里，25 位遇难者的尸体被他们的亲朋好友通过面容认定身份后带走。验尸官指示不让家属指认死者，因为这些尸体在水中泡的时间太长已经开始腐烂。事实上可以通过指纹对比、牙科记录、衣服、饰品和生理特征等方法确认死者身份（当时DNA 数据库还在起步阶段）。所有的遇难者都被进行全面的尸检。现在我们肯定会质疑这样的做法，因为跟阿伯凡事故一样，死者的死因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进行指纹对比，威斯敏斯特的验尸官采取了从手腕处切下死者手掌的方式采集指纹。克拉克法官严厉地批判了这种做法。而切割手掌竟然成了当时DVI 最主要的工作。只有验尸官有权利处置尸体在当时是不成文的规定。51 名死者中有25 名被切下了手掌。直到三周后，所有的死者身份都确认之后，尸体才被移交给家属。很多死者家属都表示，不让他们查看自己的亲人让他们非常难过。这样的做法也增加了家属的愤怒，有的家属还质疑身份鉴定的可靠性和政府的办事方法。家属们强烈要求举行听证会，终于在2000 年，事故发生11 年后，他们如愿以偿了。
在法官的众多建议中，有好几个建议都是针对切割手掌的必要性，还有就是有关部门不愿意让家属自己决定要不要见自己的遇难者亲属。而且还有三名死者的手掌并没有随遗体一起转交给家属。有一对手掌在1993 年，也就是事故发生4 年后在一个停尸间的冷冻柜里被发现，在没有通知近亲和取得同意的情况下被处理了。正因为家属不被允许见自己的亲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亲人被过度尸检。12 年后，得知这个信息，对遇难者家属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在克拉克法官的全部陈述中，印刻在所有DVI 工作者脑海中的是：我们必须要清楚，判定死者身份的方法要尽可能地避免不必要的侵入式操作、毁容或肢解，不能因为鉴定身份就切割死者身体，除非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法医工作者经常都会采取他们认为对死者家属最好的方式，比如，不让死者家属看到很恐怖的画面。在过去，如果尸体开始腐烂，或者是在大火或爆炸中毁坏严重，残缺不全，我们会建议家属不要看。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权力替家属做决定，更不应该强制要求他们看或者不看。这具尸体不是我们私有。我们不可能预计至亲好友在面对一具躯壳或者腐烂残缺的尸体时会有什么反应。所以，如果一位母亲想看她孩子最后一眼，想再握一次他的手，一位丈夫想最后一次亲吻妻子的遗体，一位兄弟想安静地跟自己的手足待一会儿，我们能做的，只是告诉他们可能面对的情景，然后提供帮助。
今天我们将阿伯凡事故叫作封闭型事故，在这样的事故中，死者的名字是已知的，人数也明确。“伯爵夫人号”沉船事故叫作开放型事故，所以DVI 工作会变得更加复杂，需要克服更多困难。工作人员一开始并不知道死者身份、死者人数、伤者人数，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生还的伤者情况危急，根本无法帮助确认死者身份。“伯爵夫人号”沉船事故就没有权威的乘客名单，一开始也不知道失踪人员的数量。
2005 年，英国的DVI 才刚刚开始，而到2009 年，已经达到世界领先地位了。我完全不敢想象，在亚洲海啸过后我壮着胆子给政府写的信竟然起到了作用。不但如此，这封信还帮助推动建立了英国的DVI 专业后备力量。我非常骄傲，因为我们的DVI项目还将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经常都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在内心深处我相信这很重要：我们不要忘记，灾难的发生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所以当下一次灾难来临时，不管它是大是小，我们可以尽我们所能地应对。在当今的世界，暴力悄无声息地滋生发展。
英国第一位DVI 指挥官格雷厄姆·沃克告诫我们，恐怖分子只需要运气就能完成他们的任务，我们的调查部门不能靠运气，每次都必须找出真相才能保证民众的安全。我们都希望世界美好和平，但这很不切实际，所以我们需要准备好迎接所有的不测风云，同时祈祷这些准备永远都用不上。但如果灾难来临，我们的反应可以向世界表明，我们的仁慈可以战胜所有人性的恶意和自然的破坏力。
题图来源：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