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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失落的电话交谈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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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失落的电话交谈艺术

我们解读声音的能力事实上可能比解读面部表情的能力更强,换言之,也就是,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情商更高。

贝蒂·戴维斯,1950年电影《彗星美人》剧照 图片来源:Twentieth Century Fox/Getty Images

20世纪小说里我喜爱的金句之一是:“她是那种姑娘,绝不会听到电话响便把手里任何东西胡乱一扔的。”它出自塞林格出色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里的《逮香蕉鱼的好日子》。其优点一方面在于局部倒装的句法;另一方面则在于塞林格的刻画令读者可以一探穆里尔·格拉斯那高度自我中心的顽固头脑,这个女人在佛罗里达的旅店房间里涂着指甲,她的丈夫西摩尔·格拉斯精神状况不太稳定,但她对此毫不在意。

最近几周以来,我又开始思考起这个句子,因为眼下时运不济、新冠病毒肆虐,每个人一听到电话响就把手里的东西乱扔一气。过气的老式电话——其古旧程度一度可以比肩多萝西·帕克的短篇小说《一通电话》,情节大致是一名年轻女子苦等某个男人的电话——突然又流行了起来。

我肯定不是当前唯一一个和以前几乎没说过几句话的的朋友以及编辑大煲电话粥的人。这种现象显然和各种新联系方式及其有限的、间接的亲密性脱不了干系——电邮、短信、私信、聊天软件、FaceTime以及近来一炮走红的Zoom,我们在艰难时期尤其想要有直接的、鲜活的连通感。这可能只是某一代人的偏好,也可能是我个人有一种死硬的卢德主义(Luddism,原指工业革命后英国工人因丢了工作愤而怪罪机器的运动,这里泛指对新技术有抵触的心态——译注)情结,反正视频聊天对我没什么吸引力,它显得太做作、雕琢成份过多。此外,没几个人喜欢看自己在屏幕前搔首弄姿的样子,哪怕学了汤姆·福特等人写的如何才能让自己显得上镜的教程也是如此。不管人们怎么捣鼓手机或屏幕来取得合适的光照和角度,他们的样貌总是居于苍白和病态之间。

一想到很久以前贝尔电话公司的口号“拨出电话,联络亲朋”,难免会令人回忆起电话一度占据的主导地位。想一想电话在希区柯克1954年的电影《后窗》里的核心地位吧,詹姆斯·斯图尔特在戏中扮演一名腿部有残疾、只能依靠轮椅的摄影师,他必须借助电话与人沟通——包括呼叫警察营救格蕾丝·凯莉扮演的丽莎。或者想一想1971年的电影《迷雾追魂》里精神错乱、有自杀倾向的杰西卡·瓦尔特向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打去的那通令人担忧的电话。确实,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打电话甚至具备了某种性感的元素,至少在电影里是如此——几乎和抽烟一样性感。

1927年,米高梅剧照中被巨大化的电话衬托得颇为渺小的琼·克劳馥 图片来源:John Kobal Foundation/Getty Images

虽然电话给人的感觉像是史前时期就有的东西,但它的历史只有一个半世纪而已——这项技术初次亮相时堪称魔力四射。一些人可能还记得高中化学课里提到,苏格兰出身的美国发明家、科学家亚历山大·葛瑞汉·贝尔于1876年首次为电话申请了专利,他在电话里对助手说的第一句话还颇有点霸气:“华生先生,过来,我想见你。”

第一部手摇式电话早在1904年就问世了;贝尔的“烛台”型电话1919年才登上历史舞台;按键拨号的无绳电话差不多在1960年代出现,最后则是1970年代上市的手机——多年来它是一部专供人们说话的设备,直到智能手机出现它才显得古板僵化。

1959年,贝尔电话公司推出了一种专为在卧室里使用而设计的袖珍电话。其夜光键盘兼具拨号和照明功能。我还记得高中时拥有一部白色的公主牌电话给我带来的欢乐,小巧玲珑以及专为女性设计是其亮点。这批公主牌电话1994年停产,此后成了收藏品。

在眼下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人际交往技巧衰败的时代——打电话提供了一种解读他人心思的独特方式。虽然我们一般认为判断他人情感的最好方式是观察其面部表情,尤其是眼睛——“心灵之窗”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今日心理学》杂志2018年引用了一项耶鲁大学的研究,指出我们解读声音的能力事实上可能比解读面部表情的能力更强,换言之,也就是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情商更高。

在电话里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聚会的热情,显然比发短信或者写电邮要容易得多,后者无论如何都缺乏感情且本质上有敷衍了事的成分。我想emoji——卢德主义禁止使用它,对此我感到理直气壮——也是一种传达调性的方式,虽然它略显矫揉造作且不够精细。另有研究提出,人类感知声音里的微妙差别的能力或许是一种进化上的优势,藉此我们的祖先可以感知到彼此表达的需求和担忧。至于那套庞大的表情包语言有什么进化上的价值,反正我没见有什么研究关注过。

此外,打电话还鼓励人们即兴发挥;这种随性而为可以把人引到始料未及的方向上去。当然,煲电话粥的不利一面就是会耗费大量时间。

“打电话令人惬意,听见某种声音甚至能有性快感,”我的朋友狄波拉说,“但它也确实太费时间了。和朋友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我不知道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它花掉了一整天!”

在这个我们都被强制待在家里、保持社交距离的时刻,总的来看这似乎利大于弊。时至今日,我偶尔还是会怀念这样的经历:和朋友煲电话粥一直到深夜,把心里话一股脑地说给电话线那头的那个积极回应着的人听。这让我感到自己在生活里并不孤独,而且产生了一种弥足珍贵的连接感。

我欢迎电话的回归,不管它多么消耗时间——哪怕总是有急于把电话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死硬派人士,譬如我的朋友本就是这样,他宣称自己对这种惬意一点兴趣也没有,并坚持认为打电话纯属浪费时间:

“我记得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是电话的黄金年代——来电从下午五点开始,晚餐期间中断一下,之后又恢复,一直持续到十二点过乃至一点。所完成的唯一事情,”他带着质问的口气说道,“基本上就是各种八卦。”

八卦就八卦呗。我敢说这无非是你的社交口味问题:你偏爱的沟通方式是高冷、直击要点且便于控制的还是更倾向于慵懒、散漫和冗长的。就个人而言,我很赞同E.M.福斯特的认识,他善于品鉴诸多不可扬弃的差异:“唯有连接。”我想,生活在电话的黄金时代(他1970年去世)的福斯特一定也和布鲁姆斯伯里圈子里的友人们煲过电话粥,但谁又能指摘什么呢?

本文作者Daphne Merkin是一位小说家,在哥伦比亚大学MFA项目授课。

(翻译:林达)

来源:纽约书评

原标题:A New Connection with the Lost Art of Phone Conversation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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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失落的电话交谈艺术

我们解读声音的能力事实上可能比解读面部表情的能力更强,换言之,也就是,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情商更高。

贝蒂·戴维斯,1950年电影《彗星美人》剧照 图片来源:Twentieth Century Fox/Getty Images

20世纪小说里我喜爱的金句之一是:“她是那种姑娘,绝不会听到电话响便把手里任何东西胡乱一扔的。”它出自塞林格出色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里的《逮香蕉鱼的好日子》。其优点一方面在于局部倒装的句法;另一方面则在于塞林格的刻画令读者可以一探穆里尔·格拉斯那高度自我中心的顽固头脑,这个女人在佛罗里达的旅店房间里涂着指甲,她的丈夫西摩尔·格拉斯精神状况不太稳定,但她对此毫不在意。

最近几周以来,我又开始思考起这个句子,因为眼下时运不济、新冠病毒肆虐,每个人一听到电话响就把手里的东西乱扔一气。过气的老式电话——其古旧程度一度可以比肩多萝西·帕克的短篇小说《一通电话》,情节大致是一名年轻女子苦等某个男人的电话——突然又流行了起来。

我肯定不是当前唯一一个和以前几乎没说过几句话的的朋友以及编辑大煲电话粥的人。这种现象显然和各种新联系方式及其有限的、间接的亲密性脱不了干系——电邮、短信、私信、聊天软件、FaceTime以及近来一炮走红的Zoom,我们在艰难时期尤其想要有直接的、鲜活的连通感。这可能只是某一代人的偏好,也可能是我个人有一种死硬的卢德主义(Luddism,原指工业革命后英国工人因丢了工作愤而怪罪机器的运动,这里泛指对新技术有抵触的心态——译注)情结,反正视频聊天对我没什么吸引力,它显得太做作、雕琢成份过多。此外,没几个人喜欢看自己在屏幕前搔首弄姿的样子,哪怕学了汤姆·福特等人写的如何才能让自己显得上镜的教程也是如此。不管人们怎么捣鼓手机或屏幕来取得合适的光照和角度,他们的样貌总是居于苍白和病态之间。

一想到很久以前贝尔电话公司的口号“拨出电话,联络亲朋”,难免会令人回忆起电话一度占据的主导地位。想一想电话在希区柯克1954年的电影《后窗》里的核心地位吧,詹姆斯·斯图尔特在戏中扮演一名腿部有残疾、只能依靠轮椅的摄影师,他必须借助电话与人沟通——包括呼叫警察营救格蕾丝·凯莉扮演的丽莎。或者想一想1971年的电影《迷雾追魂》里精神错乱、有自杀倾向的杰西卡·瓦尔特向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打去的那通令人担忧的电话。确实,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打电话甚至具备了某种性感的元素,至少在电影里是如此——几乎和抽烟一样性感。

1927年,米高梅剧照中被巨大化的电话衬托得颇为渺小的琼·克劳馥 图片来源:John Kobal Foundation/Getty Images

虽然电话给人的感觉像是史前时期就有的东西,但它的历史只有一个半世纪而已——这项技术初次亮相时堪称魔力四射。一些人可能还记得高中化学课里提到,苏格兰出身的美国发明家、科学家亚历山大·葛瑞汉·贝尔于1876年首次为电话申请了专利,他在电话里对助手说的第一句话还颇有点霸气:“华生先生,过来,我想见你。”

第一部手摇式电话早在1904年就问世了;贝尔的“烛台”型电话1919年才登上历史舞台;按键拨号的无绳电话差不多在1960年代出现,最后则是1970年代上市的手机——多年来它是一部专供人们说话的设备,直到智能手机出现它才显得古板僵化。

1959年,贝尔电话公司推出了一种专为在卧室里使用而设计的袖珍电话。其夜光键盘兼具拨号和照明功能。我还记得高中时拥有一部白色的公主牌电话给我带来的欢乐,小巧玲珑以及专为女性设计是其亮点。这批公主牌电话1994年停产,此后成了收藏品。

在眼下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人际交往技巧衰败的时代——打电话提供了一种解读他人心思的独特方式。虽然我们一般认为判断他人情感的最好方式是观察其面部表情,尤其是眼睛——“心灵之窗”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今日心理学》杂志2018年引用了一项耶鲁大学的研究,指出我们解读声音的能力事实上可能比解读面部表情的能力更强,换言之,也就是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情商更高。

在电话里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聚会的热情,显然比发短信或者写电邮要容易得多,后者无论如何都缺乏感情且本质上有敷衍了事的成分。我想emoji——卢德主义禁止使用它,对此我感到理直气壮——也是一种传达调性的方式,虽然它略显矫揉造作且不够精细。另有研究提出,人类感知声音里的微妙差别的能力或许是一种进化上的优势,藉此我们的祖先可以感知到彼此表达的需求和担忧。至于那套庞大的表情包语言有什么进化上的价值,反正我没见有什么研究关注过。

此外,打电话还鼓励人们即兴发挥;这种随性而为可以把人引到始料未及的方向上去。当然,煲电话粥的不利一面就是会耗费大量时间。

“打电话令人惬意,听见某种声音甚至能有性快感,”我的朋友狄波拉说,“但它也确实太费时间了。和朋友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我不知道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它花掉了一整天!”

在这个我们都被强制待在家里、保持社交距离的时刻,总的来看这似乎利大于弊。时至今日,我偶尔还是会怀念这样的经历:和朋友煲电话粥一直到深夜,把心里话一股脑地说给电话线那头的那个积极回应着的人听。这让我感到自己在生活里并不孤独,而且产生了一种弥足珍贵的连接感。

我欢迎电话的回归,不管它多么消耗时间——哪怕总是有急于把电话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死硬派人士,譬如我的朋友本就是这样,他宣称自己对这种惬意一点兴趣也没有,并坚持认为打电话纯属浪费时间:

“我记得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是电话的黄金年代——来电从下午五点开始,晚餐期间中断一下,之后又恢复,一直持续到十二点过乃至一点。所完成的唯一事情,”他带着质问的口气说道,“基本上就是各种八卦。”

八卦就八卦呗。我敢说这无非是你的社交口味问题:你偏爱的沟通方式是高冷、直击要点且便于控制的还是更倾向于慵懒、散漫和冗长的。就个人而言,我很赞同E.M.福斯特的认识,他善于品鉴诸多不可扬弃的差异:“唯有连接。”我想,生活在电话的黄金时代(他1970年去世)的福斯特一定也和布鲁姆斯伯里圈子里的友人们煲过电话粥,但谁又能指摘什么呢?

本文作者Daphne Merkin是一位小说家,在哥伦比亚大学MFA项目授课。

(翻译:林达)

来源:纽约书评

原标题:A New Connection with the Lost Art of Phone Conversation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