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为人类可以战胜死亡的信念所形塑，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新态度。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在死亡面前只能乖乖就范。一直到现代晚期，多数宗教和意识形态不仅视死亡为我们无可逃避的命运，也视其为人一生意义的主要来源。关乎人类生存的许多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你呼出最后一口气之后。唯有此时，你才学到生命的真实奥秘；唯有此时，你才获得了永恒的拯救，或蒙受恒久的诅咒。在一个没有死亡的世界里——也就没有天堂、地狱或轮回——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类的宗教将毫无意义。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候，人类中最优秀的头脑都致力于赋予死亡以意义，而无意胜过它。

《吉加美士史诗》、俄尔甫斯和欧律狄刻的神话、圣经、《古兰经》《吠陀经》以及其它各种数不清的圣书和寓言，无不耐心地向沮丧的人类解释，称我们的死乃是神的意旨，或是源自宇宙或大自然母亲，我们最好怀着谦卑和感恩之心来领受这一规定。或许某一天，神会以某种宏大且形而上的姿态废黜死亡，如基督的再临。但谋划这等大灾变，显然超出了仅有血肉之躯的人类的能力范围。

此后科学革命来临。在科学家看来，死亡不是什么神圣意旨——它完全是个技术问题。人类死亡不是因为上帝要人死，而是因为某些技术性故障——心脏停止泵血、癌症毁掉了肝脏、病毒在肺部复制……为这些技术问题负责的又是什么？其它的技术问题。心脏之所以停止泵血，是因为心肌供氧不足；癌细胞之所以在肝里扩散，是因为某些随机的基因突变；病毒之所以进到我的肺部，是因为公交车上有人打喷嚏。这一切都不涉及任何形而上的成分。

此外，科学相信，每个技术性问题都有对应的技术性解决方案。我们不需要等待基督再临来克服死亡，靠一群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就行了。传统上死亡是身着黑袍的牧师与神学家的专利，如今负责的则是穿白大褂的普通人。如果心律不齐，我们可以用起搏器加以刺激，甚至移植一个新的心脏；如果癌细胞肆虐，我们可以靠放疗化疗将之杀死；如果病毒在肺部扩散，我们可以用某些新药来予以抑制。

确实，眼下我们还无法解决一切技术问题，但我们正在努力。人类中最优秀的头脑不再为死亡的意义而殚精竭虑，他们忙于延长生命。他们正在研究导致疾病和老年的微生物学、生理学和基因系统，以及开发新药和革命性治疗手段。

在延长生命的斗争中，人类取得了重大成功。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人均寿命预期实现了从不足40岁到72岁的飞跃，在某些发达国家更超过80岁。儿童在逃离死神之手方面尤其成功。直到20世纪，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儿童会在成年前夭折，痢疾、麻疹和天花等儿童疾病对年少者而言乃是家常便饭。在17世纪的英格兰，每千名新生儿中约有150人活不过一岁，能活到15岁的仅有700人。如今，英国宝宝每千人里活不过一岁的只有5人，能顺利庆祝15岁生日的有993人。全世界来看，儿童死亡率已跌至不足5%。

人类捍卫和延长生命的努力是如此成功，以至于我们的世界观也发生了巨变。传统宗教认为来生是意义的主要来源，18世纪以降的诸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意识形态对来生则全无兴趣。共产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死后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在卡尔·马克思、亚当·斯密或西蒙尼·波伏娃的著作里寻求答案，可能不得要领。

在现代意识形态里，仍赋予死亡以核心地位的，唯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更具诗意与决绝性的那一面做出承诺，为国捐躯的人将永远活在集体记忆中。但这个承诺过于含混，许多民族主义者都难以厘清其内涵。你如何能真正“活在”记忆中？如果你已死，你如何知道人们有没有记住你？伍迪·艾伦曾被人问起，他是否愿意永远活在影迷心中，艾伦答道：“我宁可活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甚至于许多传统宗教都改变了重点——它们不再突出来生上天堂之类的元素，转而强调它们在此生能为你做些什么。

眼下的大流行病是否会改变人类对待死亡的态度？大概不会。情况恰恰相反，新冠可能只会让我们为保护人类生命而加倍用功。对新冠的最主流文化反应并非听天由命，而是某种愤怒与希望的混合体。

当流行病在诸如中世纪欧洲这样的前现代社会爆发，人们当然是珍惜自己性命的，并且会为爱人之死倍感沮丧，但当时主流的文化反应是听天由命。心理学家可能会称其为“习得性无助”。人们告诉自己这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是对人类诸原罪的神圣报复。“上帝知道一切。我们这些恶人是罪有应得。你将会看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要忧愁，好人自会在天堂里有好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寻医问药上。这场疾病乃是上帝降罚于我们，那些认为人类可以凭自身才能战胜流行病的人，不过又在自己的诸多罪状之上，再添了一宗自大之罪。宵小之辈岂能阻挠上帝的安排？”

而如今人们的态度处于另一个极端。每当有灾祸夺走许多人的性命——火车事故、高楼火灾甚至于飓风——我们都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场可防范的人类失误，而非神圣的惩罚或无可逃避的自然灾害。如果火车公司没有削减安全预算，如果市政府施行了更可靠的防火规范，如果政府投放救灾物资的速度能更快一点，那这些人的生命就可以被挽救了。在21世纪，大规模死亡自动成为了法律诉讼和调查的理由。

我们对待瘟疫的态度亦复如是。尽管有一些宗教布道者会把艾滋病视作上帝对同性恋人群的惩罚，现代社会仍然宽大处理，只把它当疯言疯语。如今，我们一般认为，艾滋病、埃博拉病毒和近来各种流行病的传播源于一连串系统性失败。我们假定人类有必要的知识和工具来遏制这类瘟疫，如果传染病失控了，那是因为人类无能，而不是神的愤怒。新冠疫情也概莫能外。这场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但谴责游戏却已然展开。各国开始相互指责，有竞争关系的政客之间也相互敷衍塞责——责任就好比是一枚保险已被拉开的手雷。

愤怒之外，也有殷切的希望。我们的英雄不是安葬死者以及让灾难变得合理的牧师，我们的英雄是救死扶伤的医生，而我们的超级英雄则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正如影迷明白蜘蛛侠和神奇女侠终将打败坏人并拯救世界，我们也十分确信只消几个月或者一年，实验室里的人们将能拿出有效的新冠治疗手段甚至于疫苗。届时我们就能向可恶的新冠病毒证明谁才是这颗星球上的头等生物！从白宫到华尔街再到意大利的阳台，每个人嘴边都挂着同一个问题：“疫苗什么时候就绪？”这是一个早晚问题，而非有无问题。

等疫苗真正到位且流行病结束，人类吸取的最主要教训会是什么呢？最有可能的一点，应当是我们需要在保护人类生命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我们需要更多的医院、医生和护士。我们需要准备更多的呼吸机、防护用具和试剂盒。我们需要在未知病原体的研究和新型疗法的开发上投入更多资金。我们不应再被打个猝不及防。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教训走偏了，危机应当教会我们谦卑，我们不应对自己对抗自然之力的能耐太过自信。这些反对者当中有不少还没走出中世纪思维，他们一方面宣扬谦卑，另一方面却百分百坚信自己已经知道一切正确答案。某些固执的人难以自圆其说——某牧师负责唐纳德·特朗普内阁每周的读经活动，他主张这次的流行病也是上帝在惩罚同性恋者。但大部分传统的卫道士如今还是更加信任科学而非经典。

天主教会指示信徒远离教堂。以色列关闭了各大犹太教堂。伊朗规劝人们不要前往清真寺。三教九流都暂停了公共仪式。这一切都是因为科学家在计算后建议关闭这些神圣的场所。

当然，不是任何警告我们人类已陷入自负的人都梦想回到中世纪。甚至于科学家也会同意，我们应当抱持更加现实的预期，不要盲目相信医生可以帮我们挡下一切威胁生命的祸害。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虽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但个人仍需面对其自身的脆弱性。或许再过一至两个世纪，科学就能无限延长人的生命，但目前而言仍无法实现。除开少数亿万富翁的宝宝，我们所有人如今仍会在某天死去，仍会失去挚爱之人。我们必须承认人生苦短。

许多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将宗教用作一种防范机制，相信自己将在来世得到永生。如今的人不时会视科学为另一种防范机制，相信医生永远会拯救他们，自己永远能安居于住所。对此我们需要维持一种均衡。我们既要相信科学应对流行病的能力，也要肩负起直面个体必死性及人生无常性的重担。

眼下的危机可能确实会让许多个体对人类生命及成就的短暂本质有更强的意识。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文明，却更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用力，它体认到脆弱性之后的反应，将是构筑更坚实的防线。我不觉得眼下的危机结束后哲学院系的预算能有什么显著提升，但我敢说医学院和健保体系的预算肯定会大涨一波。

这可能就是人之为人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政府无论如何都不擅长哲学，那不是它们的领域。政府的重点理应是构筑更优越的健保体系，推动哲学思考则取决于个体。医生无法替我们洞悉存在的奥秘，但他们能为我们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对付这些难题。如何利用好这部分时间，最终取决于我们。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