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言该为某金融机构宏观研究员）

新冠疫情在国内已基本得到控制，除输入性病例外，近期本土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基本在个位。下一阶段国内政策的重点是在继续严防疫情反弹的同时，加快复工复产，恢复经济，尽快补上一季度的缺口。

疫情海外扩散，成为后续影响国内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截至北京时间4月22日16:00，除中国外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248.5万人。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万人的国家有6个，其中美国已累计确诊82.7万人，占比超过1/3。目前全球日新增确诊病例在7万人到9万人，疫情拐点还没有出现。而且让市场担心的是，全球疫情“震中”有从欧美等发达国家，向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医疗设施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非洲国家也有沦陷的风险。

在经济高度全球化和产业国际分工的今天，海外经济停摆，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笔者认为疫情海外失控，对国内经济的拖累将比主流预期更为悲观，需要高度重视这一风险，提前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新冠疫情海外失控，至少会从以下三个渠道，制约国内复工复产。

一是最直接的出口。目前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1万人的国家和地区共有26个，中国对它们的出口占总出口比例超过50%。由于高传染性，在特效药和疫苗研制出来之前，最有效的防疫方式还是封城和隔离，一些疫情严重的国家如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和中国一样封城抗疫。但封城会造成经济短期停滞，如湖北省一季度GDP同比下降39.2%。而且根据中国的经验，即使是疫情得到控制后，经济也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因此，整个二季度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都会面临着较差的外需环境。

对中国来说，全球化倒退对出口的影响，将比海外经济短期停摆的影响更为深远。客观来说，中国是这一轮全球化的受益者，加入WTO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时点。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全球经济危机和衰退后，为抢占缩小的出口蛋糕份额，各国的贸易摩擦会加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如此，2008年次贷危机后如此，而此次新冠疫情触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从深度和持续时间来看都将比上述两次危机更为严重。中国后面可能会面临着频繁的贸易争端，出口这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逐步衰弱。

二是产业链供应。工业革命后全球化开始加快，而现阶段的全球化，是以产业体系国际间高度分工为基本特征的。改革开放后，凭借着劳动力、土地和制度红利，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在目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扮演的是生产国角色，进口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组装、加工和生产，最后将产品向国内外销售。

因此，上游进口的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它们的供应能否得到保障，对国内很多企业的生产至关重要。如果新冠疫情在海外持续得不到控制，那些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进口依赖度较高的企业，如电子设备、汽车的制造商，复工复产后可能会因为缺少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而再次停产。

举个笔者近期身边的例子。笔者有朋友近期计划买一辆某德系品牌的汽车，被告知该品牌的进口车型，由于德国工厂停工，现在中国的库存很低，需要等到德国工厂复工一段时间后才能提到车。如果购买该品牌在国内合资工厂生产的车型，也需要尽快购买，因为合资工厂的一些零部件需从德国进口，如果这些零部件得不到供应合资工厂只能停工。

为求证这一消息，笔者咨询了汽车行业研究员，了解到中国在汽车零部件方面还有不少短板。一些可能会突破我们之前的认知，比如笔者之前一直以为车窗玻璃下面的升降器并不复杂，但汽车研究员告知笔者，升降器的设计寿命需在15年以上，目前国内的技术达不到要求，只能全部从国外进口。

三是外需收缩向内需传导。产品出口依赖度较高，或者原材料与核心零部件进口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和企业，如果长期没有生产、没有现金流收入，将会恶化它们的资产负债表，进而拖累制造业投资。

出口产业链直接和间接涉及的就业人数达到1.8亿人，停工和停产会加剧就业压力。而就业压力上升，一方面会通过收入渠道拖累居民消费，在高偿债负担、对收入预期不乐观等多重压力下，笔者认为疫情结束后国内很难出现报复性消费；另一方面，出口相关产业链的失业人口，会以灵活的方式进入服务业，比如兼职、设立流动摊位等，拖累服务价格，加剧通缩压力，而通缩会提高债务人的实际偿债负担。

笔者详细阐述下通缩的负面影响机制。通货膨胀时货币的购买力下降，在还本付息金额相同时，通胀率越高实际的债务压力越小，而通缩正好相反。比如一年后需要还本付息100块，通货膨胀率为10%时，这些债务折现到现在是100/1.1=90.9元，当通胀膨胀率为-10%时，这些债务的现值是100/0.9=111.1元。出现通货紧缩后，债务人认为自己实际的偿债压力增加，会减少现在的消费和投资以积累资金还债，或者减少借债用于消费和投资。

无论是托底经济，还是稳就业和防范信用风险，都需要提振内需。但逆周期调节应该以消费和适度的基建投资为重点，而不是大规模搞基建、全局性放松地产调控，否则可能出现房价和房租上涨，进一步挤压制造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低增长和高失业并存，金融体系也会面临更高的信用风险。

因此，笔者认为下一步逆周期调节，应该从消费和新基建上发力。一方面，通过发放消费券、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特定地区、特定行业和特定人群的定向支持等，提振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加快新基建项目的审批和落地，在环保、公共卫生服务和应急物资保障等传统基建领域加快补短板。

总的来说，疫情海外失控将通过拖累出口、产业链供应暂停和出口收缩向内需传导这三个渠道，制约国内复工和经济恢复，需要高度重视这一风险。提振内需是应对风险的当务之急，但不能大规模搞基建、全局性放松地产调控，而应该以刺激消费和适度的基建投资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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