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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疫情期间，一张被网友称为“读书哥”的照片在网络上流传。图片中的男士当时正在武汉方舱医院接受新冠病毒的治疗，他在病床上戴着口罩读书的样子打动了很多人，他读的是一部五百多页的政治学著作，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在这段漫长而失序的生活里，隔离在家的我们也或多或少都在以阅读打发时间。除了分散的个体的读书行为，此次疫情也催生了形形色色的线上读书会，人们在网络空间共读共渡，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书籍中发现了丰富的节奏、情绪、知识以及人与人的联结感。
疫情爆发初期，一些人开始对现实的剧变和当下的处境提出质疑、展开反思，力图依靠阅读来重新理解现实，这成为了许多读书会的源起。例如，人类学背景的“Corona读书会”在感受到理论的无力感之后，决定聚焦于作品和疫情以及和当下的生活之间的关联；“十日谈读本会”尝试从文学中找寻慰藉，通过体会文学穿越生死的永恒价值实现精神上的自救。
除了个体自发创办和维系的读书会，图书行业内部也组织了不少读者社群，将线下实体书店和出版社的寒冬自救转移到了线上空间。“燃灯计划”“星夜联航”等计划整合起作者和内容资源，接受全国范围内书店、文化机构、读书会、文化社群加入，这些计划不仅使得因疫情无法出门的读书人找到了心灵的暂栖之所，也弥补了文化资源福利的地域性差异。
把因疫情而产生和壮大的线上读书会和此前一直存在的线下读书会加以比较，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哪一种读书会，实际上都一样难以成功——要达到“主题和来的人刚好能够对上”这个标准，在线下和线上同样艰难。大家对线下的怀念，更多是怀念读者和读者之间、读者和作者之间面对面交流的感觉。疫情终将结束，但此后的一切或许都将与此有关。不论是出版与书店行业的抱团取暖，还是读者把学术知识与现实紧密连结、发掘原本生活中易被忽视的面向，这些变化一旦开始，就永不止歇。
“症状式阅读”与精神自救：自发读书会的星星之火
“太大的仇恨，太大的争执，狂野的战争正在酝酿。
当一方重重地打击，另一方又充满仇恨地回击，
能得出结论实在是太难了。
……
你们有什么想要争吵的，就都说出来吧，
就充分地发挥吧，
把那些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
都拿出来剖析。”
——阿里斯托芬《蛙》
“隔离暴露了日常的暴力和结构，我们其实一直生活在‘隔离’中。”在“Corona读书会”的线上讨论中，一位领读人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讨论。今年2月4日，人类学博士候选人阿后结合人类学的疾病、医疗、传播研究的文献，确定了6组与新冠相关的主题，并在豆瓣发帖说要组建一个读书会，立刻有百余位豆友加入。如今，这个线上读书会已经吸引了近400位读者。
阿后说，“Corona读书会”的方式参照了北美学术训练当中的研讨会形式，但又有所不同。线上读书会借助腾讯会议和Zoom等工具，每次由1-3名领读者人进行一小时左右的领读，接下来进入自由讨论；在读书会结尾，来自重疫区的读者会分享自己最近的经历和体会；有时读书会也邀请嘉宾进行主题性的分享。“一般来说，学校里的研讨会和读书会专注于文本本身的理解。如果讨论效果不彰，读者感到困惑，容易归咎为自己在阅读上没有下足功夫，没有理解作者在讲什么。”他认为，但Corona读书会重视的不是文本本身，甚至不看重作者是谁，它注重的是一个作品和疫情以及和当下的生活有没有联系，即所谓“症状式阅读”。
“症状式阅读”原是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通过阅读发掘文本中潜在的断裂。在疫情形势较为严重的阶段，阿后发现断裂不止出现在书本中，生活中的情绪和认知也随着每日新闻里死亡人数和防疫工作的磕绊，而不断在新的疮疤上添加更新的裂痕。读书会的立意不能免俗——力图依靠阅读来重新理解现实——但往往也只能揭示理论和现实间更深的裂缝。
这道裂缝在读书会第二期对福柯的讨论里彰显无遗，那一期的主题为“生命政治与生命的政治”。主要文本选取的是福柯《性经验史》第一卷第五部分《死亡的权利与控制生命的权力》，福柯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生命政治，以捕捉近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模式。“大家都热情高涨，想用批判理论来好好检审疫情里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但效果并不好，讨论过快陷入一些关键概念在福柯文本里的诠释泥淖，无法动弹。”这次讨论让他有了新的困惑：是否应当强化读书会的阅读标准，精读福柯这样的经典作者，仔细剖析他的观点，甚至学会他提问题的方式？在下一次读书会的开头，阿后向其他读者总结了自己的思考：“读福柯时我们能感到理论的无力与无育感，这种看起来毫无生产性的状态正是某种症候式的阅读的开端。”
自那之后，“Corona读书会”与阅读中的症状达成了某种“和解”或者共存，群友们不再纠结于理论，而是更加积极地面对外在的症状。读书会起初设定的几个主题包括“传染病人类学综述”“生命政治与生命的政治”“疾病的历史与考古”“新旧SARS”“动物与人类世”等，无论是风格还是思路，都很像一门博士课程的课单。随着讨论的激荡与疫情的变化，新的话题不断涌现，比如“人道主义”“共情”“隔离”“福利与养老””非洲人在广州”“性别与疫情”等等。除了内容不断丰富之外，形式也不局限于内部交流，一些群友成体系的评论文章陆续出现，并见诸媒体引发反响。
阿后认为，“Corona读书会”不仅在做知识性的分享，而且有一种“社团的感觉”，“过去大家的交际圈和自己在哪儿上学、住在哪座城市有关，但因为疫情让所有人都宅在家，每周三个小时的读书会活动里，大家共同思考和讨论一个主题，也反过来增进了大家的友谊。人类学也不再是读书会唯一的锚点，不同背景的参与者也能从开放的讨论中获得启发。”从事IT行业的梁世超说，“Corona读书会”让他对社会文化原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关于“语言和隐喻”的一次讨论中，他了解到，人们谈论疫情的语言不是中性的，背后有相当的政治社会情境。
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候选人棱镜疫情期间受困武昌家中，她所在意的城市萎缩成了一个个房间。在小区封锁的那段时间里，线上读书会成为了精神上的城市复苏的空间。在一次关于疾病史的讨论里，话题延展到了历史方法，主持人抛出了一个问题，五十年后重新看这场疫情会是什么情形。棱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城市史的角度提起五十年前武汉的规划、规模和通勤能力的考量。五十年前的规划追不上这座城市发展的速度，疫情恐怕也拦不住。棱镜希望疫情之后读书会的朋友可以来武汉看看，她来当向导。
上海译文出版社社科编辑室主任张吉人认为，在经过灾难之后，人们会对本来的生活、对当下的处境进行反思和质疑，寻找造成现状的背景，也寻求答案和解释。“会有一个读书、思考的过程，读书需求会有所上升。”“Corona读书会”的“症状式阅读”正是这一过程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除了从思想中寻找力量，也有读书会尝试从文学中找寻慰藉，例如豆瓣网友自发组织成立的“十日谈读本会”。
1月22日，曾参与大学戏剧社、现从事咨询工作的绮佳在豆瓣发了一条状态：“春节期间窝在家里自我隔离的人们，可以找找有对讲功能的平台做剧本网络朗读活动，比如阿里斯托芬的《蛙》。”如今回忆起来，她说在发布这条状态时，人们正从相对正常的状态进入极度恐惧和不安的状态当中，每天睁开眼看到的都是死亡数字以及绝望的人得不到治疗的消息，就连天气都非常令人抑郁。而在后来做《蛙》的剧本朗读过程中，参与者需要盯着屏幕，同时对着微信说话，很快进入专注状态，不仅专注于自己的语调，也专注于倾听同驻于当下网络空间的声音。
读本会总共进行了两回，每次四个小时左右。在2月份复工以后，她因为本身工作压力较大，选剧本、分配角色都十分耗时，就没有继续做下去。绮佳认为，《蛙》能够传递文学那种穿越生死的永恒价值，读剧本的行为本身也是“积极的、集体性的、文学性的”，因此做《蛙》的剧本朗读可以说得上“是一次精神上的自救”。
燃灯与传灯：出版社与书店的线上抱团
“没有希望就得不到安宁，塔鲁认为人无权判处别人死刑，但他也知道，任何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区判处别人死刑，知道连受害者有时也会成为刽子手，因此他一直生活在痛苦和矛盾之中，他也从未有过希望。是否正因为如此，他才想当圣人，并通过为别人效劳而获得安宁？”
——加缪《鼠疫》
上海老租界的思南公馆里有一个思南书局，原本每周五晚都有一场“思南经典诵读会”在小楼三层举行。疫情到来，书局停业，诵读会也随之偃旗息鼓。2月7日，在思南读者微信群里，一场以读者为主角的线上分享会开始了，这次读者分享提到的5本书后来被收入了书店公众号的推送中，其中就包括加缪的《鼠疫》。这位60年前过世的文豪因为疫情而被大规模重读，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思南经典诵读会线上版”第一次的主题。书局三楼的空间只能容纳五六十人，而线上诵读会首批入群即达350多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3个群。
上观新闻的微信民族志详细记录了这次读书会的情况：嘉宾旅法学者张博在开始的半小时里解读加诵读，共发出了52条语音。接着是读者朗读《鼠疫》《局外人》和《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当下的疫情是天然的回音壁，在讨论中，朗读《局外人》的读者云峰说了一段引起群内书友共鸣的话：“病毒好像幽灵一般悄悄偷走了人与人最基本的信任。人们突然被迫戴上口罩，贴上标签，被动地等待着一次一次接受检验。在与世间万物共通共荣的大自然面前，人类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当然，我们不必那么悲观，其实疾病和死亡始终距离我们那么近，也那么远。只是疫情提醒了我们，让我们把一切看得更清晰了。浮夸的、虚假的、丑陋的，终于现出了原形。伟大的、真实的、美好的，也终于发出了能量，闪耀出光芒。”
大学三年级学生刘灵堃在疫情初期居家隔离半个月时感到非常焦虑，作息和规划全部都乱成一团，有些不知所措。在这种情绪笼罩之下，她通过乐开书店参加了“燃灯计划”的线上读书会（2月20日起举办第一期）。本来是抱着无事可做打发时间心情听听看，但听着听着就“感到心里很温暖，心情突然慢慢放松下来，不再烦躁”了。她不仅感受到了书籍的神奇，也在和素不相识的读者隔空对话的过程中寻找到了存在感，“好像他们就是我的朋友，和我耐心地讨论文学，让我感到特别幸福，心理也很满足，感觉自己有存在感了，慢慢地我也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目标”。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启动的书店“燃灯计划”是图书行业内部组织的规模较大的读书会之一，出版社承担线上直播所有设备成本，整合该社的作者和内容资源，以读书会的形式与各大书店社群进行内容共享。除了“燃灯计划”，还有接受全国所有书店、文化机构、读书会、文化社群加入的线上联动活动“星夜联航”等。刘灵堃也参加了“星夜联航”的活动，她尤其喜爱诗人里所在其中分享的诗歌《掉进斗兽场》，遇见所爱之人内心澎湃的感觉让她非常激动。
这些读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她与亲友的关系。刘灵堃不仅会将有趣的内容分享给自己的男友和亲戚，也在读书会之外和朋友展开了更多与书籍相关的对话，他们互相“安利”自己近期的阅读，分享彼此的看法。
“燃灯计划”策划人、广西师大出版社市场部营销编辑黎金飞告诉界面文化，读书会并没有设置与疫情直接相关的内容，“正是因为大家对疫情过于关注，我们设计的活动以阅读、音乐、电影、经典等主题为主，希望大家能充分认识到生活更为丰富的层面。”
对于“燃灯计划”这种出版业内的读书社群，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在疫情造成的行业寒冬之中为书店同道提供聚集、联动与增流。书店之间一直存在某种形式的“共同体”，疫情之下更是前所未有地抱团取暖，共商前路。黎金飞说，在疫情之前，实体书店的主要业务和竞争力实际大多依赖线下，“燃灯计划”把微信推送的第一批流量留给了书店——很多读者是在带有书店公号二维码、社群运营人微信号的通道下进入书店群收听分享的，几期下来，有些书店已经增长了不少参与活动的读者。“书店与我们出版社的自媒体平台都会在相近的时段推出活动预告、总结回顾，读者也可以在书店还没开始线下营业的时候正常从书店订书。”
江西南昌的青苑书店曾于1月发出《我是青苑书店，请不要让我冻毙于风雪……》一文向社会求助，“燃灯计划”也为青苑点燃了一丝灯火。青苑做过200多场线下读友会，已经是南昌的招牌文化活动，但线上活动还是头一次。刘宇婷平时负责打理书店的公众号，疫情期间成了一位网络店员，她看到，“燃灯计划”的线上活动为书店带来了一批粉丝，相当多的外地书友加入了进来，东北、云南乃至海外的很多读者都说等疫情结束要来南昌看看。
虽然在数量上实现了增流，但线上读书会的读者活跃度却在逐步下降。刘宇婷分析认为，最初几次活动时，大家都在家无事，对读书会感到新奇而珍惜。但除了“燃灯计划”，还有同光、理想国、新京报等许多读书社群，加起来一周有好几场线上活动，读者注意力越来越分散。加上进入2月人们陆续复工，读者也更加难以投入地参加读书会了。
线下与线上：高质量读书会始终稀缺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论语》
以往每年春天，藏书阁都会组织户外读诗会，参与者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草坪围坐，每个人都带上自己最喜欢的诗分享。今年，读诗会改为线上进行。藏书阁主理人马大象说，除了读诗会，平时的其他活动也只能通过网络举办。
参加藏书阁活动已有两年时间的董慧说，她从事建筑行业，原本因为家庭琐事和工作压力没有时间读书，工作稳定之后很想读书，却很难在身边找到有读书习惯的朋友。她最初参加藏书阁活动是看大家都在读什么，过去只了解传统小说形式的她在这里读到了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作品，“感到很有冲击力，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我现在知道自己想要读什么了，这让我感到很开心”——她甚至还在一次线下活动中认识了现在的伴侣。
疫情期间，董慧为藏书阁主持了一次女性主题的线上读书会。她的感受是，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做读书会都不容易，“十次里有三次做成功就不错了”，“主题和来的人刚好能够对上”读书会才能做成功。她记忆中一次非常成功的线下读书会是共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责编和二十多位读者聊得停不下来。而一次比较失败的线下活动是《战争与和平》读书会，很多人根本没有读过书就来了。在董慧的经验里，发言质量很高的读书会是非常难得的。
“参与感是一场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否则就容易陷入自我狂欢。” 黎金飞说，到目前（4月21日）为止，燃灯计划一共举办了8期线上分享会，每期稳定在约200个书店群，覆盖5万名读者。
这么多读者听同一个老师分享，效果究竟如何？黎金飞说，活动前，他们会通过问卷调查收集读者提问，活动期间如果读者有互动提问，会由书店负责人提交分享嘉宾解答。在组织历史学者贾志刚“《论语》，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样”这期分享会时，他们还从综艺节目《歌手·当打之年》中借鉴了“奇袭”的概念，邀请读者在贾志刚分享时就《论语》内容向嘉宾提问题，“提问越刁钻越好”，也的确有读者现场向嘉宾的论点发起挑战，表示了不同的学术见解。
“燃灯计划”的读书会覆盖了中国除了港澳台地区和西藏、重庆之外的所有省份和直辖市，一些县级书店也加入其中，文化的城市效应开始扩散。“不是每一个地方的书店都能享受到北上广深这样的文化资源福利，但是线上平台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地域性的差异，”黎金飞提到。
虽然线上交流有技术手段支持，让不同城市的人都可以在同一个虚拟空间相遇交流，马大象依然认为“读书会还是线下的好”，线下交流的“门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读书会的质量。首先，线下读书会需提前报名审核，平时对某个话题非常关注的读者才会报名；一个人来参加读书会需要付出时间和金钱上的成本，本身就会更加投入一些；何况，线下活动会要求大家都读过书，要带着自己的问题和感想来参加。活动结束之后，通常还会有聚餐环节，可以增进读者之间的感情。“这样的话，可以确保每个参与者都能够得到好的体验，收获是有保证的。”相比之下，用腾讯会议做读书会，因为没有门槛，效果很难保证。
对实体书店而言，线上活动缺少的一大环节是嘉宾签名。签名售书一直以来是读书会流量转化为销售额最直接的渠道。青苑书店活动策划负责人任建平介绍说，即使是出版社，也没找到一个线上签售的好办法：“出版社组织一场50个群的活动，就得准备1000本书让作者签名——首先要把书寄给作者，签完以后再寄给读者。最终耗费的物流、时间、人力成本非常巨大，实际上得不偿失。”
未竟的回响：展望后疫情时期与书相关的事
虽然我们有过
破碎的梦受伤的心
也曾为光阴的易逝而痛惜
也许你已经意冷心灰也许你已经怀疑一切
可我还是要这样对你说：请相信
不是一切呼唤都没有回响
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
不是一切星星仅指示黑夜而不报告曙光
——舒婷《请相信》
在今年春天的线上读诗会上，马大象分享了舒婷的《请相信》，其中有一句诗是：“我的朋友，路还很长，不要失去，心中的希望。”马大象一直在等待藏书阁可以重新进行线下活动的那一天。
时近五月，“燃灯计划”已经接近末尾，青苑还是没能找到线上活动与销售结合的紧密方式。但疫情期间这些读书活动使得中国不少独立书店更加团结，得以共同面对和商议疫情过后线下书店的生存问题。
在加缪那次活动之后，线上版“思南经典诵读会”的选题不再围绕疫情展开，线上空间已成为了线下诵读会的延伸和补充。书局品牌公关经理何晓敏表明，“思南经典诵读会”在疫情期间改为线上版之后获得的热烈反响，让书店知道读者的需求还在，目前线上活动会继续办下去，今后在举办线下活动的同时也会兼顾到线上读者。
复工之后的琦佳虽然忙于工作，但对她而言，读本不是一时之事。在与她的最后一番对话里，界面文化问道：“随着生活回归日常，这些经典剧本就读完了吗？”她略加思忖回复道：“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日常，只要稍加反思就可以发现不正常早就充斥着看似正常的生活。读本的意义也就在此，让读者从生活中起身，透口气。”未来某一天，她或许仍会组织类似的读本会来透一口气。
“Corona读书会”已经组织了十余次，阿后也渐渐发现，读书会有了自己独立于疫情的生命。他早就想要把“余波”（Aftermath）设定为最后一期读书会的主题，但这一期还在不断地往后推，因为读书会总是能捕捉或提醒大家疫情里涌现出的新主题和易被忽视的面向。阿后提到，疫情爆发初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致青年学者的一番话对他触动很大——陈平原劝后辈，“除了力所能及的公益及自保，尽快平静心情，该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读书或撰写博士论文）。吸取我们这一代教训，或三月或两年或十年，不断激动、惶恐与埋怨，等到事情过去了，发现自己一事无成。”然而，阿后的愿望是学院之外的“症状式阅读”能进行下去，让知识、情绪和社会的摩擦继续生火、继续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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