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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九龙仓、智取和黄……目送一代香江风云的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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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九龙仓、智取和黄……目送一代香江风云的远去

很多人关注李嘉诚,只是从他的财富得到一个模糊的印象,但是这巨大的财富是如何积累起来的,积累过程又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想必绝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了。

当年叱诧风云的李超人,已经深陷国内舆论的各种漩涡,那句“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背后让人感受到的,是与柔弱的词句截然不同的决绝,犹如三冬里寒冰一样使人不寒而栗。作为一个在香港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广东人,眼看着一座城市萌芽,升起,再凋零,眼看着熟悉的人一个个老去,眼看着熟悉的建筑物在破落,眼看着那些明明跟我说着同样语言的年轻人却不再把他们当作我们,心中的伤感,已经无法用言语描述。是啊,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黄金年代了。当年那个充满着生机和野心的城市,如今如同一座孤岛,当年那些青年才俊眼里,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舞台,而如今,孤岛里面的年轻人,眼里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城邦。

回顾整个李嘉诚的发家史,与两件非常重要大事的奠基是分不开的,最重要的一件是入主和记黄埔,但是在那之前,同样有一件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九龙仓事件。斯人已去,但当年那些成就传奇的两次经典战役,仍然值得今天的人去思考,借鉴。谨以此文,目送那个黄金年代的离去。

一飞冲天力助船王大战英资九龙仓

慧眼识珠,提前布局九龙仓

九龙仓属怡和系的大洋行,其旧址将成为九龙地王,而九龙仓股票却被低估,若合理开发,前景辉煌。包玉刚看好这一点,李嘉诚亦看好;包氏欲夺,李氏欲购。结果李嘉诚成全船王,掀起轰动一时的九龙仓战役。

九龙仓不是严格意义的仓库,而是香港最大的货运港,拥有深水码头、露天货场、货运仓库。1886年保罗·遮打牵头在九龙设立码头仓库,怡和洋行是其大股东之一。作为怡和系的一家上市公司,它与置地公司并称为怡和的“两翼”。九龙货仓有限公司的产业包括九龙尖沙咀、新界及港岛上的大部分码头、仓库,以及酒店、大厦、有轨电车和天星小轮。历史悠久,资产雄厚,可以说,谁拥有九龙仓,谁就掌握了香港大部分的货物装卸、储运及过海轮渡。九龙仓的母公司怡和,与和记黄埔、太古集团、会德丰并称为香港四大洋行。怡和在四大洋行坐大,怡和大班同时又兼九龙仓主席,可见九龙仓在怡和举足轻重。

李嘉诚一直以置地为竞争对手,九龙仓引起他的注意,是九龙仓的“挪窝”。与港岛中区隔海相望的尖沙咀,日益成为香港的旅游商业区。火车总站东迁后,九龙仓把货运业务迁到葵涌和半岛西,腾出来的地皮用于发展商业大厦。

李嘉诚赞叹九龙仓的创始人以极廉的价格获得这块风水宝地,如今水涨船高,身价百倍。

九龙仓先后建有海港城、海洋中心大厦等著名建筑,但在经营方式上,不足称道,他们固守用自有资产兴建楼宇,只租不售,造成资金回流滞缓,使集团陷入财政危机。为解危机,大量出售债券套取现金,又使得集团债台高筑,信誉下降,股票贬值。

据周祖贵先生一文,1977年12月中旬,敏感的财经评论家对九龙仓进行分析,以《九龙仓业务开始蜕变》为题,指出九龙仓集团如能充分利用其土地资源,未来10年可以出现年增长20%的良好势头。该评论家还预测时价13.5元的九仓股,将是1978年的热门股。这位评论家与李嘉诚在九龙仓问题上英雄所见略同,不过一个在明处,大发议论;一个在暗处,不显山,不露水,埋头实干,不事声张—李嘉诚已在收购九龙仓股票。

李嘉诚曾多次设想,若他来主持九龙仓旧址地产开发,绝不至于陷于如此困境。自从长江上市,李嘉诚在兴建楼宇“售”与“租”的问题上,奉行谨慎而灵活的原则。若手头资金较宽裕,或楼市不景楼价偏低,最好留做出租物业;若急需资金回流,加快建房速度,楼市景气楼价炒高,则以售楼为宜。

李嘉诚真正发迹,是靠地产股市。他看好九仓股票,是因为该集团不善经营造成股价偏低。精于地产股票的李嘉诚,算过一笔细账:1977年年末和1978年年初,九仓股市价在13~14港元之间。九龙仓发行股票不到1亿股,就是它的股票总市值还不到14亿港元。九龙仓处于九龙最繁华的黄金地段,按当时同一地区官地拍卖落槌价,每平方英尺以6000~7000港元计算,九仓股票的实际价值应为每股50港元。九龙仓旧址地盘若加以合理发展,价值更是不菲,即使以高于时价的5倍价钱买下九仓股也是合算的。

基于这种考虑,李嘉诚不动声色,买下约2000万股散户持有的九仓股。

这个数目,无论对李嘉诚,还是对怡和,都是一个敏感而关键的界限。李嘉诚从不打无准备的仗,他通过智囊了解到,一贯被称为怡和两翼的九仓,与姐妹公司置地在控股结构上并非平等关系。怡和控置地,置地控九仓,置地拥有九龙仓不到20%的股权。现在李嘉诚吸纳的九仓股,约占九仓总股数的20%。这意味着,目前九龙仓的最大股东将不是怡和的凯瑟克家族,而是李嘉诚。

这为李嘉诚进而购得九龙仓,与怡和在股市公开较量,铺平了道路。购得九龙仓,无疑使长实的老对手置地断臂折翼。

目的暴露,引八方强手角逐

当时,那位“料事如神”的财经评论家的鸿论,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李嘉诚吸纳九仓股,是采取分散户头暗购的方式进行。九仓股成交额与日俱升,引起证券分析员的关注。嗅觉敏锐的职业炒家介入,九仓股便被炒高。一时间,大户小户纷纷出马,加上股市流言四起,到1978年3月,九仓股仿佛温度计被火一灼,急速窜到每股46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这已和九仓股每股实际估值相当接近了。

这时期,李嘉诚持有的九仓股还不满2000万股,他不得不筹股回落,以稍低的价格将九仓股增至20%的水平。

入主九仓董事局的路程,对李嘉诚来说仍十分艰巨。按照《公司法》,股东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是其控有的股份在50%以上。否则被收购方反收购,会使收购方的计划前功尽弃。现在九仓股票的股价已被炒高,要想增购到51%的水平,非李嘉诚的财力所能及。九龙仓的老板已在布置反收购,到市面上高价收购散户所持的九仓股,以增强其对九龙仓的控股能力。

20世纪70年代初,怡和系的置地,轻而易举收购了周锡年任主席的牛奶公司,风光百多年的怡和,在当时的本港商界股市仍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置牛大战”,被行家誉为本港股市收购战的经典之作。实力发生变化也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一大批华资公司上市,借助股票以小搏大、以少控发的优势,当初上市公司家族的小矮人,渐渐长成小巨人。现在,这些小巨人正以咄咄逼人之势,向商界超级巨人怡和频频发起攻势。怡和大班岂能不惊慌?今日之怡和,不似昔日之怡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数十年来,怡和对中国政府存太多的戒心,奉行“赚钱在香港,发展在海外”的政策。因海外投资战线过长,投资回报率低,给怡和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将怡和逼入绝境。现在后院起火,怡和倾资扑救——高价增购九龙仓股票,以保“江山无缺”。怡和的现金储备也不足以增购到绝对安全的水平。慌乱之中,向本港第一财团—英资汇丰银行求救。

据说汇丰大班沈弼亲自出马斡旋,奉劝李嘉诚放弃收购九龙仓。李嘉诚审时度势,认为不宜同时树怡和、汇丰两个强敌。日后长江的发展,还期望获得汇丰的支持。即便不从长计谋,就谈眼下,如果拂了汇丰的面子,汇丰必贷款支持怡和,收购九仓将会是一枕黄粱。李嘉诚遂答应沈弼,鸣金收兵,不再收购。此时,李嘉诚已收购到近2000万股。是否是九龙仓最大股东?李嘉诚也摸不透,怡和一方未透露增购后的持股数。

这只是当时股市风传的小道新闻。事后曾有记者询问汇丰斡旋是否属实,李嘉诚与沈弼皆言称不知其事。不过,依日后事态的发展,汇丰从侧面参与九龙仓大战,并起决定性作用,却千真万确。

李嘉诚退出收购,引来八方强手介入角逐。其中一位,就是赫赫有名的包玉刚。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嘉诚坐上香港首席富豪的宝座。可当时,李嘉诚论实力和声誉,都还比不上包爵士。据1977年吉普逊船舶经纪公司的记录,世界十大船王排座次,包玉刚稳坐第一把交椅,船运载重总额1347万吨;香港另一位老牌船王董浩云排名第7位,总载重452万吨;在世界传媒界名气最大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竟屈居第8位;香港还有一位老船王赵从衍则榜上无名。其时,香港报刊还没有进行富豪榜编制工作,根据海外传媒,包爵士是本港第一富豪。他拥有50艘油轮,一艘油轮的价值就相当于一座大厦。

在包爵士集团总部办公室,挂满了他与世界各国王室成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界名人的合影照片。他是本港商界与世界政要交往最多的一位。至此时,李嘉诚还未单独会见过哪一国的元首和首脑。包玉刚起念登陆,并非一时冲动。1973年的石油危机,促使英国开发北海油田,美国重新开发本土油田,同时,亚洲拉美都有油田相继投入开采。这样,世界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将减少,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油轮闲置。油轮是包氏船队的主力,包氏从油轮闲置,联想到世界性的造船热,预示一场空前的航运低潮将会来临。“先知先觉”的包氏决定减船登陆,套取现金投资新产业,他瞄准的产业,是本港百业中前景最诱人的房地产。

李嘉诚虽不明包玉刚吸纳九仓股是作为一般性的长期投资,还是有意控得九龙仓?但他可以肯定包玉刚会对九龙仓感兴趣。九龙仓码头虽迁址,新建的码头气势更宏伟、设备更现代化。执世界航运业牛耳的船王包玉刚,何尝不愿拥有与其航运相配套的港务业?

在华人商界,论实力,论与银行业的关系,能与怡和抗衡的,非包氏莫属。李嘉诚权衡得失,已胸有成竹,决定把球踢给包玉刚,预料包玉刚得球后会奋力射门—直捣九龙仓。于是,就演绎出在港九流传甚广的潇洒故事。

雅阁晤面,双雄拍板一锤定音

1978年8月底的一天下午,两位华商俊杰,在中环的文华酒店一间幽静的雅阁晤面。一位是具有学者风范的未来地王李嘉诚;另一位是洋溢着海派作风的登陆船王包玉刚。五星级文华酒店是怡和集团的一项重要产业,文华以其高贵豪华、优质服务而数次被评列为全球十佳旅店榜首。现在,两位华商俊杰坐在怡和的酒店里,决定怡和台柱—九龙仓的前途命运。

李嘉诚秘密约见,包玉刚猜想有重要事情—他们那时的私交并不密切。包玉刚欲减船登陆,苦于无门,当他将目标瞄准九龙仓,发现李嘉诚已捷足先登。九龙仓对包氏来说,简直太重要了,它的码头货仓,更有利他发展海上航运;它的地盘物业,可供他在陆地大展拳脚。

冷夏、晓笛在《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中记叙道:

“经过简短的寒暄,李嘉诚即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想把手中拥有的九龙仓1000万股股票转让给包玉刚的意思。

转让?包玉刚想,天上没有掉下来的好事。包玉刚低头稍加思索,便悟出了李嘉诚的精明之处。李嘉诚很清楚包玉刚的情况,知道他需要什么。于是,用包玉刚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这一‘转让’,可真是一家便宜两家着数的好事。从包玉刚这方面来说,他一下子从李嘉诚手中接受了九龙仓的1000万股股票,再加上他原来所拥有的部分股票,他已经可以与怡和洋行进行公开竞购。如果收购成功,他就可以稳稳地控制资产雄厚的九龙仓。而从李嘉诚这一方面来说,他以10~30元的市价买了九龙仓股票而以三十多元脱手给包玉刚,一下子就获利数千万元。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包玉刚搭桥,从汇丰银行那里承接和记黄埔的股票9000万股,一旦达到目的,和记黄埔的董事会主席则非李嘉诚莫属。

这真是只有李嘉诚这样的脑袋才想得出来的绝桥(主意)!包玉刚在心里不禁暗暗佩服这位比自己小但精明过人的地产界新贵。

没有太多的解释,没有冗长的说明,更没有喋喋不休的讨价还价,两个同样精明的人一拍即合,秘密地订下了一个同样精明的协议:

李嘉诚把手中的1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三亿多的价钱,转让给包玉刚;包玉刚协助李嘉诚从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的9000万股股票。

一个决定两家英资企业命运的历史性协议,在华商两强低声密语中顺利达成。

最终结果,他们都如愿以偿坐上英资洋行大班的宝座。

1978年9月5日,包玉刚正式宣布他本人及家族已购入20%左右九龙仓股票。怡和与九龙仓现任大班纽璧坚,不得不吸收包玉刚及其女婿吴光正加入九仓董事局(按照《公司法》,持股16%的股东即可成为当然董事)。

包玉刚初战告捷,李嘉诚功不可没。9月7日,《明报晚报》发表对李嘉诚的专访:

九龙仓事件已经披露,包玉刚在取得九龙仓15%~20%的股权,并加入董事局。戏剧化发生至此已告一段落。

由九龙仓事件发展初期起,直至真相披露前,人们爱把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与九龙仓拉在一起谈论和揣测,李氏昨日接受本报记者访问之时,作了如下具澄清作用的透露。

“据李氏称,他本人没有大手吸纳九龙仓,而长江实业的确有过大规模投资于九龙仓身上的计划,是以曾经吸纳过九龙仓的股份。他本来安排买入九龙仓全部实收股份30%~50%,做稳健性长期投资用途,但到了吸纳得约1000万股之时,九龙仓股份的市价已经急升至长实拟出的最高价以上,令原定购买九龙仓股份的整个计划脱节。结果,放弃这个投资计划,并且把略多于1000万股的九龙仓及若干股权,转让出来。”

这之后,李嘉诚又继续将手头剩余的九仓股转让给包氏,据多份报章估计,李嘉诚在一进一出间,获纯利五千九百多万港元。

九龙仓董事局主席纽璧坚,视包氏父婿这两位新任董事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间多次发生摩擦。

包玉刚不断到市面或通过幕后吸纳九仓股,使其控有的股权增至30%,大大超过九龙仓的控股公司置地,身兼三家公司主席的纽璧坚大为惊惶:包玉刚吞并九龙仓之意“昭然若揭”。

船王负创取胜,置地含笑断腕

1980年6月中旬,趁包玉刚赴欧参加会议之机,纽璧坚突发袭击,正式挑起九龙仓大战。置地采取换股之法,欲将其持股权增至49%。具体做法是将价值100元的置地股,换取市价77元的九仓股。条件十分诱人,股民喜笑颜开。若置地已控得49%的股权,包氏是无论如何也购不满51%的绝对股权——置地只需再踏半步,即可击碎包氏的“吞并美梦”。

包玉刚闻讯,急忙乘机返回香港反击。他首先获得汇丰银行的22亿港元贷款保证,紧接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105元的现金吸收市面九仓股,目标也是49%。

105元的现金,比被九仓股抬高了的价值100元的置地股更诱人。星期一开市不到2小时,包玉刚一下子付出21亿现金,购足2000万股,使控股权达到49%,取得这场战役的决胜权。

纽璧坚见大势已去,将置地控有的九仓股1000多万股转让给包玉刚,置地套现获纯利7亿多港元。包氏在九龙仓的控股量已超越绝对多数。

包玉刚夺得九龙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故有人称“船王负创取胜,置地含笑断腕”。决战双方,皆有胜有负。包氏的远见卓识,两年后便充分显示出来。包氏购得九龙仓,实现了减船登陆,从而避免了空前船灾。香港另两个船王——董浩云与赵从衍,因行动迟缓,陷入濒临破产的灭顶之灾。

1985年,包玉刚又收购另一间英资洋行——马登家族的会德丰,又一次轰动全港。值得一提的是,包玉刚入主九龙仓的一年后,与其“死对头”置地成为合作伙伴,这两家公司邀请李嘉诚的长实加盟,三家合资成立一间地产发展公司,项目是在九龙仓尖沙咀地盘发展新港中心物业。一时成为香港商界的一段佳话。

九龙仓之战落幕之后,接下来是李嘉诚飞跃的一步,那就是收购英资洋行和记黄埔。一场更精彩的大戏,正在上演。

潮起潮落稳行舟,蛇吞大象入主和黄

弃九仓,入主和黄,蛇吞象奠定超人一名

和记黄埔,是香港第二大英资洋行,资产价值六十多亿港元。而长实只是一间资产不到7亿的中小型公司。李嘉诚不但控得和黄,还做到兵不血刃,他由此而被誉为“超人”。和黄一役,李超人究竟有何超人高招?

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的最大上市公司。和记洋行成立于1860年,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本港零售业。初时规模名气不大,远不可与怡和、置地、邓普、太古等洋行相比。到二战前,和记有下属公司20间,初具规模。

黄埔船坞有限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长在铜锣湾怡和码头造木船。船坞几经迁址,不断充资合并易手,成为一间公众公司。到20世纪初,黄埔船坞与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三大船坞,形成维修、建造万吨级轮船的能力。除此,黄埔船坞还经营码头仓储业。

二战之后,几经改组的和记洋行落入祈德尊家族之手。该家族与怡和凯瑟克家族、太古施怀雅家族、会德丰马登家族,并列为本港英资四大家族。20世纪60年代后期,祈德尊雄心勃发,一心想成为怡和第二。他趁1969~1973年股市大牛冲天,展开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黄埔船坞、均益仓、屈臣氏等大公司和许多未上市小公司归于旗下,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祈德尊掐准了本港人多地少,地产必旺的产业大趋势,关闭九龙半岛东侧的码头船坞,将修船业务与太古船坞合并,迁往青衣岛,并将其他仓场码头统统转移到葵涌去发展。腾出的地皮,用来发展黄埔新村、大同新村、均益大厦等。祈德尊满天开花大兴土木,地产成为集团的支柱产业。传媒说祈德尊是个“食欲过盛、消化不良”的商界“大鳖”。他一味地吞并企业,鼎盛期所控公司高达360间,其中有84间在海外。祈德尊虽长有“钢牙锐齿”,“肠胃功能”却太差,“腹泻不止”——不少公司状况不良,效益负增长,给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幸得股市太旺,祈德尊大量从事股票投机生意,以其暂获弥补财政黑洞。

1973年中股市大灾,接着是世界性石油危机,接着又是香港地产大滑坡。投资过速、战线过长、包袱过沉的和记集团掉入财政泥淖,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元。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汇丰控得和记洋行,标志着祈德尊时代的结束,和记成了一间非家族性集团公司。汇丰物色韦理主政。1977年9月,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韦理有“公司医生”之称,但他一贯是做智囊高参辅政,而从未在一间巨型企业主政。又因为祈德尊主政时,集团亏空太大,公司医生韦理上任,未见其妙手回春——和黄的起色不如人们预想的好。

乘虚而入,是战场常见并有效的战术。李嘉诚在觊觎上九龙仓的同时,也垂青和记黄埔。

他放弃九仓,必然要把矛头对准和黄。

舆论皆说,和黄一役,足见李嘉诚是聪明绝顶的人。

其一,李嘉诚成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的心愿,实则是让出一块肉骨头让包氏去啃,自己留下一块瘦肉。因为九龙仓属于家族性公司的怡和系,凯瑟克家族及其代理人必会以牙还牙,殊死一搏反收购。包氏收购九龙仓,代价沉重,实际上与怡和大班打了个平手。怡和在港树大根深,收购九龙仓,必有一番血战恶战。反之,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抗反击。身为本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黄集团,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还未理顺,各股东间利益意见不合,他们正祈盼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只要能照顾并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这便是李嘉诚最初的出发点。

其二,李嘉诚权衡实力,长江实业的资产才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蛇吞大象,难以下咽。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质的集团公司。本港的华商洋商,垂涎这块大肥肉者大有人在,只因为和黄在本港首席财主汇丰的控制下,均暂且按兵不动。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走上正常,必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是长期控有该企业。在李嘉诚吸纳九仓股之时,他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这对李嘉诚来说,不啻是个福音。长实财力不足,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其三,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为达到目的,李嘉诚停止收购九仓股的行动,以获汇丰的好感。李嘉诚卖了汇丰一份人情,那么,信誉卓著的汇丰必会回报—还其人情。这份人情,是否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1000万股九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五千九百多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李嘉诚深知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二十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透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持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间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的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飚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置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

“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十多亿美元的资产。”

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和黄一役,与九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说:“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李嘉诚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事实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

在汇丰与长江合作重建华人行大厦,沈弼就对李嘉诚留下良好印象。沈弼是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与香港航运业老行尊——怡和、太古、会德丰等英资洋行下属的航运公司比,包玉刚出道最晚,但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却是获得汇丰贷款最多的一家。这是因为包氏的经营作风和能力,能够确保偿还汇丰放款的本息。现在,汇丰在处理和记黄埔的问题上,亦是如此态度。他们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间英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到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汇丰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汇丰让售李嘉诚的和黄普通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并且同意李嘉诚暂付20%的现金。不过汇丰并没吃亏,当年每股1元,现在以7.1元一股出售,股款收齐,汇丰共获利5.4亿港元。尽管如此,仍给予李嘉诚极大的优惠,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一锤定音。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本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信报》在评论中指出:“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7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成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述评中说:“上星期,亿万身价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间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和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总的来说还是较全面、较客观,文中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这之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盛誉铺天盖地,盛誉又来之不易。

在一片喝彩声中,李嘉诚并未陶醉其中,沾沾自喜。

世人言:“创业容易守业难”,“前车之鉴,后人之师”。最典型的教训,莫过于和记黄埔的前大班祈德尊。祈德尊是个收购企业的高手猛将,却不算管理庞大企业的行家里手。他发展过速,结果消化不了,终于把集团拖垮,痛失江山。

李嘉诚进入和黄出任执行董事,在与董事局主席韦理与众董事的交谈中,他们的话中分明含有这层意思:“我们不行,你就行吗?”李嘉诚是个喜欢听反话的人,他特别关注喝彩声中的“嘘声”—香港的英商华商,都有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而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本事能管理好如此庞大的老牌洋行。”

当时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的外籍记者,盯住沈弼穷追不舍:为什么要选择李嘉诚接管和黄?沈弼答道:“长江实业近年来成绩良佳,声誉又好,而和黄的业务脱离1975年的困境踏上轨道后,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汇丰在此时出售和黄股份是顺理成章的。”他又说:“汇丰银行出售其在和黄的股份,将有利于和黄股东长远的利益。坚信长江实业将为和黄未来发展做出极其宝贵的贡献。”

李氏背后,比精明更重要的秘密

俗称:“新官上任三把火。”细究之,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他是个毫无表现欲的人,他总是让实绩来证实自己。

初入和黄的李嘉诚只是执行董事,按常规,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支薪性质的董事局主席之上,李嘉诚从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实质性老板”的意思。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为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效力。他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更尊重。他出任董事局主席,是股东大会上,由众股东推选产生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李嘉诚的退让术,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有异曲同工之妙。

董事局为他开支优渥的董事袍金,李嘉诚表示不受。他为和黄公差考察、待客应酬,都是自掏腰包,而不在和黄财务上报账。笔者由此联系起香港另一位潮商—有股市杀手之称的刘銮雄,他在他所控的几间公司,能捞则捞,能宰便宰,小股东怨声载道,开起股东年会来,吵得天翻地覆,致使刘銮雄不敢再出席股东年会,担心股东的愤怒情绪会将他撕成碎片。

故有人称:李氏的精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小利全让,大利不放。李氏的大利,是他持有的股份,公司盈利状况好,李氏的红利亦匪浅。李氏不放大利,还表现在他不断增购和黄股份。令人叹绝的是,他“鲸吞”和黄的“企图”,竟未遇到“老和黄洋行”的抵抗。

毋庸置疑,李嘉诚能较快地获得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议建议的口气发言,但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众人都会自然而然地信服他,倾向他。韦理大权旁落,李嘉诚未任主席兼总经理,已开始主政。

李嘉诚入主和黄实绩如何,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李嘉诚入主前的1978年财政年度,和黄集团年综合纯利为2.31亿港元;入主后的1979年升为3.32亿港元;4年后的1983年,纯利润达11.67亿港元,是入主时的五倍多;1989年,和黄经常性盈利为30.3亿港元,非经济性盈利则达30.5亿港元,光纯利就是10年前的十多倍。盈利丰厚,股东与员工皆大欢喜。

现在,不再会有人怀疑沈弼“走眼”,李嘉诚“无能”了。

一篇综述和黄业绩的文章,用这样一个标题:“沈大班慧眼识珠,李超人深孚众望。”

今日香港,提起“超人”,无人不知指的是谁。那么,李嘉诚的这一称号,是谁最先提出的呢?

人言人殊,有人说是长江公司的人最先叫起来的,他们对老板最熟悉,也最敬佩。长江公司的人称,是看到报章这样称呼的,大家都这么叫,我们也跟着叫。李先生知道后,还批评过手下的人,他并不希望别人这样称呼他,不过,报章都这样称他,他也就默认了。

1995年夏,笔者在港考察时曾听说一则这样的轶闻。某先生看了李嘉诚收购和黄的文章,拍案叫绝,写下一副不算工整的对联:高人高手高招,超人超智超福。

“超人”之称,先在民间不胫而走。不久,各大小报章竞相采用。超人盛名,誉满香江。

“某先生”是否确有其人其事,难于考证,但这至少代表一种舆论倾向。不少人在承认李嘉诚“高人之术,超人之智”的同时,莫不羡慕他的幸运。

李嘉诚的幸运,似乎不止收购和黄这一桩。他与汇丰合伙重建华人行;1980年,他被委任为汇丰银行董事,成为继包氏之后的第二位华人董事;他得到地铁公司主席唐信的垂青,获得车站上盖的发展权;他将长江上市,适逢股市牛市大好时机;他经营塑胶花时,无人担保,就可获得大客户的全额订金。

鸿硕先生曾专门探讨过李嘉诚的“幸运”,颇令人折服。他在《巨富与世家》一书中提到:

“1979年10月29日的《时代周刊》说李氏是‘天之骄子’,这含有说李氏有今天的成就多蒙幸运之神眷顾的意思。英国人也有句话:“一安士(盎司)的幸运胜过一磅的智慧。‘从李氏的体验,究竟幸运(或机会)与智慧(及眼光)对一个人的成就孰轻孰重呢?”

1981年,李嘉诚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力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3~4成了。”

1986年,李嘉诚继续阐述他的观点:

“对成功的看法,一般中国人多会自谦那是幸运,绝少有人说那是由勤奋及有计划地工作得来。我觉得成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完全是靠勤力工作,不断奋力而得成果;第二个阶段,虽然有少许幸运存在,但也不会很多;现在呢?当然也要靠运气,但如果没有个人条件,运气来了也会跑去的。”

鸿硕先生分析道:“李先生认为早期的勤奋,正是他储蓄资本的阶段,这也就是西方人士称为‘第一桶金’的观念。不过,在香港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的人大概也有10万人,为什么他们勤奋地工作了数十年还没有出人头地呢?”

由此可见,李先生认为勤奋是成功的基础仍是自谦之词,幸运也只是一般人的错觉。从李氏成功的过程看,他有眼光判别机会,然后持之以恒,而他看到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幸运’。许多人只有平淡的一生,可能就是不能判别机会,或看到机会而畏缩不前,或当机会来临时缺少了‘第一桶金’。也有人在机会来临时,因为斤斤计较目前少许得失,把好事变成坏事,坐失良机。

清末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的这段话,正是李嘉诚由勤力至成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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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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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九龙仓、智取和黄……目送一代香江风云的远去

很多人关注李嘉诚,只是从他的财富得到一个模糊的印象,但是这巨大的财富是如何积累起来的,积累过程又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想必绝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了。

当年叱诧风云的李超人,已经深陷国内舆论的各种漩涡,那句“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背后让人感受到的,是与柔弱的词句截然不同的决绝,犹如三冬里寒冰一样使人不寒而栗。作为一个在香港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广东人,眼看着一座城市萌芽,升起,再凋零,眼看着熟悉的人一个个老去,眼看着熟悉的建筑物在破落,眼看着那些明明跟我说着同样语言的年轻人却不再把他们当作我们,心中的伤感,已经无法用言语描述。是啊,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黄金年代了。当年那个充满着生机和野心的城市,如今如同一座孤岛,当年那些青年才俊眼里,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舞台,而如今,孤岛里面的年轻人,眼里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城邦。

回顾整个李嘉诚的发家史,与两件非常重要大事的奠基是分不开的,最重要的一件是入主和记黄埔,但是在那之前,同样有一件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九龙仓事件。斯人已去,但当年那些成就传奇的两次经典战役,仍然值得今天的人去思考,借鉴。谨以此文,目送那个黄金年代的离去。

一飞冲天力助船王大战英资九龙仓

慧眼识珠,提前布局九龙仓

九龙仓属怡和系的大洋行,其旧址将成为九龙地王,而九龙仓股票却被低估,若合理开发,前景辉煌。包玉刚看好这一点,李嘉诚亦看好;包氏欲夺,李氏欲购。结果李嘉诚成全船王,掀起轰动一时的九龙仓战役。

九龙仓不是严格意义的仓库,而是香港最大的货运港,拥有深水码头、露天货场、货运仓库。1886年保罗·遮打牵头在九龙设立码头仓库,怡和洋行是其大股东之一。作为怡和系的一家上市公司,它与置地公司并称为怡和的“两翼”。九龙货仓有限公司的产业包括九龙尖沙咀、新界及港岛上的大部分码头、仓库,以及酒店、大厦、有轨电车和天星小轮。历史悠久,资产雄厚,可以说,谁拥有九龙仓,谁就掌握了香港大部分的货物装卸、储运及过海轮渡。九龙仓的母公司怡和,与和记黄埔、太古集团、会德丰并称为香港四大洋行。怡和在四大洋行坐大,怡和大班同时又兼九龙仓主席,可见九龙仓在怡和举足轻重。

李嘉诚一直以置地为竞争对手,九龙仓引起他的注意,是九龙仓的“挪窝”。与港岛中区隔海相望的尖沙咀,日益成为香港的旅游商业区。火车总站东迁后,九龙仓把货运业务迁到葵涌和半岛西,腾出来的地皮用于发展商业大厦。

李嘉诚赞叹九龙仓的创始人以极廉的价格获得这块风水宝地,如今水涨船高,身价百倍。

九龙仓先后建有海港城、海洋中心大厦等著名建筑,但在经营方式上,不足称道,他们固守用自有资产兴建楼宇,只租不售,造成资金回流滞缓,使集团陷入财政危机。为解危机,大量出售债券套取现金,又使得集团债台高筑,信誉下降,股票贬值。

据周祖贵先生一文,1977年12月中旬,敏感的财经评论家对九龙仓进行分析,以《九龙仓业务开始蜕变》为题,指出九龙仓集团如能充分利用其土地资源,未来10年可以出现年增长20%的良好势头。该评论家还预测时价13.5元的九仓股,将是1978年的热门股。这位评论家与李嘉诚在九龙仓问题上英雄所见略同,不过一个在明处,大发议论;一个在暗处,不显山,不露水,埋头实干,不事声张—李嘉诚已在收购九龙仓股票。

李嘉诚曾多次设想,若他来主持九龙仓旧址地产开发,绝不至于陷于如此困境。自从长江上市,李嘉诚在兴建楼宇“售”与“租”的问题上,奉行谨慎而灵活的原则。若手头资金较宽裕,或楼市不景楼价偏低,最好留做出租物业;若急需资金回流,加快建房速度,楼市景气楼价炒高,则以售楼为宜。

李嘉诚真正发迹,是靠地产股市。他看好九仓股票,是因为该集团不善经营造成股价偏低。精于地产股票的李嘉诚,算过一笔细账:1977年年末和1978年年初,九仓股市价在13~14港元之间。九龙仓发行股票不到1亿股,就是它的股票总市值还不到14亿港元。九龙仓处于九龙最繁华的黄金地段,按当时同一地区官地拍卖落槌价,每平方英尺以6000~7000港元计算,九仓股票的实际价值应为每股50港元。九龙仓旧址地盘若加以合理发展,价值更是不菲,即使以高于时价的5倍价钱买下九仓股也是合算的。

基于这种考虑,李嘉诚不动声色,买下约2000万股散户持有的九仓股。

这个数目,无论对李嘉诚,还是对怡和,都是一个敏感而关键的界限。李嘉诚从不打无准备的仗,他通过智囊了解到,一贯被称为怡和两翼的九仓,与姐妹公司置地在控股结构上并非平等关系。怡和控置地,置地控九仓,置地拥有九龙仓不到20%的股权。现在李嘉诚吸纳的九仓股,约占九仓总股数的20%。这意味着,目前九龙仓的最大股东将不是怡和的凯瑟克家族,而是李嘉诚。

这为李嘉诚进而购得九龙仓,与怡和在股市公开较量,铺平了道路。购得九龙仓,无疑使长实的老对手置地断臂折翼。

目的暴露,引八方强手角逐

当时,那位“料事如神”的财经评论家的鸿论,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李嘉诚吸纳九仓股,是采取分散户头暗购的方式进行。九仓股成交额与日俱升,引起证券分析员的关注。嗅觉敏锐的职业炒家介入,九仓股便被炒高。一时间,大户小户纷纷出马,加上股市流言四起,到1978年3月,九仓股仿佛温度计被火一灼,急速窜到每股46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这已和九仓股每股实际估值相当接近了。

这时期,李嘉诚持有的九仓股还不满2000万股,他不得不筹股回落,以稍低的价格将九仓股增至20%的水平。

入主九仓董事局的路程,对李嘉诚来说仍十分艰巨。按照《公司法》,股东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是其控有的股份在50%以上。否则被收购方反收购,会使收购方的计划前功尽弃。现在九仓股票的股价已被炒高,要想增购到51%的水平,非李嘉诚的财力所能及。九龙仓的老板已在布置反收购,到市面上高价收购散户所持的九仓股,以增强其对九龙仓的控股能力。

20世纪70年代初,怡和系的置地,轻而易举收购了周锡年任主席的牛奶公司,风光百多年的怡和,在当时的本港商界股市仍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置牛大战”,被行家誉为本港股市收购战的经典之作。实力发生变化也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一大批华资公司上市,借助股票以小搏大、以少控发的优势,当初上市公司家族的小矮人,渐渐长成小巨人。现在,这些小巨人正以咄咄逼人之势,向商界超级巨人怡和频频发起攻势。怡和大班岂能不惊慌?今日之怡和,不似昔日之怡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数十年来,怡和对中国政府存太多的戒心,奉行“赚钱在香港,发展在海外”的政策。因海外投资战线过长,投资回报率低,给怡和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将怡和逼入绝境。现在后院起火,怡和倾资扑救——高价增购九龙仓股票,以保“江山无缺”。怡和的现金储备也不足以增购到绝对安全的水平。慌乱之中,向本港第一财团—英资汇丰银行求救。

据说汇丰大班沈弼亲自出马斡旋,奉劝李嘉诚放弃收购九龙仓。李嘉诚审时度势,认为不宜同时树怡和、汇丰两个强敌。日后长江的发展,还期望获得汇丰的支持。即便不从长计谋,就谈眼下,如果拂了汇丰的面子,汇丰必贷款支持怡和,收购九仓将会是一枕黄粱。李嘉诚遂答应沈弼,鸣金收兵,不再收购。此时,李嘉诚已收购到近2000万股。是否是九龙仓最大股东?李嘉诚也摸不透,怡和一方未透露增购后的持股数。

这只是当时股市风传的小道新闻。事后曾有记者询问汇丰斡旋是否属实,李嘉诚与沈弼皆言称不知其事。不过,依日后事态的发展,汇丰从侧面参与九龙仓大战,并起决定性作用,却千真万确。

李嘉诚退出收购,引来八方强手介入角逐。其中一位,就是赫赫有名的包玉刚。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嘉诚坐上香港首席富豪的宝座。可当时,李嘉诚论实力和声誉,都还比不上包爵士。据1977年吉普逊船舶经纪公司的记录,世界十大船王排座次,包玉刚稳坐第一把交椅,船运载重总额1347万吨;香港另一位老牌船王董浩云排名第7位,总载重452万吨;在世界传媒界名气最大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竟屈居第8位;香港还有一位老船王赵从衍则榜上无名。其时,香港报刊还没有进行富豪榜编制工作,根据海外传媒,包爵士是本港第一富豪。他拥有50艘油轮,一艘油轮的价值就相当于一座大厦。

在包爵士集团总部办公室,挂满了他与世界各国王室成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界名人的合影照片。他是本港商界与世界政要交往最多的一位。至此时,李嘉诚还未单独会见过哪一国的元首和首脑。包玉刚起念登陆,并非一时冲动。1973年的石油危机,促使英国开发北海油田,美国重新开发本土油田,同时,亚洲拉美都有油田相继投入开采。这样,世界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将减少,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油轮闲置。油轮是包氏船队的主力,包氏从油轮闲置,联想到世界性的造船热,预示一场空前的航运低潮将会来临。“先知先觉”的包氏决定减船登陆,套取现金投资新产业,他瞄准的产业,是本港百业中前景最诱人的房地产。

李嘉诚虽不明包玉刚吸纳九仓股是作为一般性的长期投资,还是有意控得九龙仓?但他可以肯定包玉刚会对九龙仓感兴趣。九龙仓码头虽迁址,新建的码头气势更宏伟、设备更现代化。执世界航运业牛耳的船王包玉刚,何尝不愿拥有与其航运相配套的港务业?

在华人商界,论实力,论与银行业的关系,能与怡和抗衡的,非包氏莫属。李嘉诚权衡得失,已胸有成竹,决定把球踢给包玉刚,预料包玉刚得球后会奋力射门—直捣九龙仓。于是,就演绎出在港九流传甚广的潇洒故事。

雅阁晤面,双雄拍板一锤定音

1978年8月底的一天下午,两位华商俊杰,在中环的文华酒店一间幽静的雅阁晤面。一位是具有学者风范的未来地王李嘉诚;另一位是洋溢着海派作风的登陆船王包玉刚。五星级文华酒店是怡和集团的一项重要产业,文华以其高贵豪华、优质服务而数次被评列为全球十佳旅店榜首。现在,两位华商俊杰坐在怡和的酒店里,决定怡和台柱—九龙仓的前途命运。

李嘉诚秘密约见,包玉刚猜想有重要事情—他们那时的私交并不密切。包玉刚欲减船登陆,苦于无门,当他将目标瞄准九龙仓,发现李嘉诚已捷足先登。九龙仓对包氏来说,简直太重要了,它的码头货仓,更有利他发展海上航运;它的地盘物业,可供他在陆地大展拳脚。

冷夏、晓笛在《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中记叙道:

“经过简短的寒暄,李嘉诚即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想把手中拥有的九龙仓1000万股股票转让给包玉刚的意思。

转让?包玉刚想,天上没有掉下来的好事。包玉刚低头稍加思索,便悟出了李嘉诚的精明之处。李嘉诚很清楚包玉刚的情况,知道他需要什么。于是,用包玉刚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这一‘转让’,可真是一家便宜两家着数的好事。从包玉刚这方面来说,他一下子从李嘉诚手中接受了九龙仓的1000万股股票,再加上他原来所拥有的部分股票,他已经可以与怡和洋行进行公开竞购。如果收购成功,他就可以稳稳地控制资产雄厚的九龙仓。而从李嘉诚这一方面来说,他以10~30元的市价买了九龙仓股票而以三十多元脱手给包玉刚,一下子就获利数千万元。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包玉刚搭桥,从汇丰银行那里承接和记黄埔的股票9000万股,一旦达到目的,和记黄埔的董事会主席则非李嘉诚莫属。

这真是只有李嘉诚这样的脑袋才想得出来的绝桥(主意)!包玉刚在心里不禁暗暗佩服这位比自己小但精明过人的地产界新贵。

没有太多的解释,没有冗长的说明,更没有喋喋不休的讨价还价,两个同样精明的人一拍即合,秘密地订下了一个同样精明的协议:

李嘉诚把手中的1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三亿多的价钱,转让给包玉刚;包玉刚协助李嘉诚从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的9000万股股票。

一个决定两家英资企业命运的历史性协议,在华商两强低声密语中顺利达成。

最终结果,他们都如愿以偿坐上英资洋行大班的宝座。

1978年9月5日,包玉刚正式宣布他本人及家族已购入20%左右九龙仓股票。怡和与九龙仓现任大班纽璧坚,不得不吸收包玉刚及其女婿吴光正加入九仓董事局(按照《公司法》,持股16%的股东即可成为当然董事)。

包玉刚初战告捷,李嘉诚功不可没。9月7日,《明报晚报》发表对李嘉诚的专访:

九龙仓事件已经披露,包玉刚在取得九龙仓15%~20%的股权,并加入董事局。戏剧化发生至此已告一段落。

由九龙仓事件发展初期起,直至真相披露前,人们爱把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与九龙仓拉在一起谈论和揣测,李氏昨日接受本报记者访问之时,作了如下具澄清作用的透露。

“据李氏称,他本人没有大手吸纳九龙仓,而长江实业的确有过大规模投资于九龙仓身上的计划,是以曾经吸纳过九龙仓的股份。他本来安排买入九龙仓全部实收股份30%~50%,做稳健性长期投资用途,但到了吸纳得约1000万股之时,九龙仓股份的市价已经急升至长实拟出的最高价以上,令原定购买九龙仓股份的整个计划脱节。结果,放弃这个投资计划,并且把略多于1000万股的九龙仓及若干股权,转让出来。”

这之后,李嘉诚又继续将手头剩余的九仓股转让给包氏,据多份报章估计,李嘉诚在一进一出间,获纯利五千九百多万港元。

九龙仓董事局主席纽璧坚,视包氏父婿这两位新任董事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间多次发生摩擦。

包玉刚不断到市面或通过幕后吸纳九仓股,使其控有的股权增至30%,大大超过九龙仓的控股公司置地,身兼三家公司主席的纽璧坚大为惊惶:包玉刚吞并九龙仓之意“昭然若揭”。

船王负创取胜,置地含笑断腕

1980年6月中旬,趁包玉刚赴欧参加会议之机,纽璧坚突发袭击,正式挑起九龙仓大战。置地采取换股之法,欲将其持股权增至49%。具体做法是将价值100元的置地股,换取市价77元的九仓股。条件十分诱人,股民喜笑颜开。若置地已控得49%的股权,包氏是无论如何也购不满51%的绝对股权——置地只需再踏半步,即可击碎包氏的“吞并美梦”。

包玉刚闻讯,急忙乘机返回香港反击。他首先获得汇丰银行的22亿港元贷款保证,紧接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105元的现金吸收市面九仓股,目标也是49%。

105元的现金,比被九仓股抬高了的价值100元的置地股更诱人。星期一开市不到2小时,包玉刚一下子付出21亿现金,购足2000万股,使控股权达到49%,取得这场战役的决胜权。

纽璧坚见大势已去,将置地控有的九仓股1000多万股转让给包玉刚,置地套现获纯利7亿多港元。包氏在九龙仓的控股量已超越绝对多数。

包玉刚夺得九龙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故有人称“船王负创取胜,置地含笑断腕”。决战双方,皆有胜有负。包氏的远见卓识,两年后便充分显示出来。包氏购得九龙仓,实现了减船登陆,从而避免了空前船灾。香港另两个船王——董浩云与赵从衍,因行动迟缓,陷入濒临破产的灭顶之灾。

1985年,包玉刚又收购另一间英资洋行——马登家族的会德丰,又一次轰动全港。值得一提的是,包玉刚入主九龙仓的一年后,与其“死对头”置地成为合作伙伴,这两家公司邀请李嘉诚的长实加盟,三家合资成立一间地产发展公司,项目是在九龙仓尖沙咀地盘发展新港中心物业。一时成为香港商界的一段佳话。

九龙仓之战落幕之后,接下来是李嘉诚飞跃的一步,那就是收购英资洋行和记黄埔。一场更精彩的大戏,正在上演。

潮起潮落稳行舟,蛇吞大象入主和黄

弃九仓,入主和黄,蛇吞象奠定超人一名

和记黄埔,是香港第二大英资洋行,资产价值六十多亿港元。而长实只是一间资产不到7亿的中小型公司。李嘉诚不但控得和黄,还做到兵不血刃,他由此而被誉为“超人”。和黄一役,李超人究竟有何超人高招?

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的最大上市公司。和记洋行成立于1860年,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本港零售业。初时规模名气不大,远不可与怡和、置地、邓普、太古等洋行相比。到二战前,和记有下属公司20间,初具规模。

黄埔船坞有限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长在铜锣湾怡和码头造木船。船坞几经迁址,不断充资合并易手,成为一间公众公司。到20世纪初,黄埔船坞与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三大船坞,形成维修、建造万吨级轮船的能力。除此,黄埔船坞还经营码头仓储业。

二战之后,几经改组的和记洋行落入祈德尊家族之手。该家族与怡和凯瑟克家族、太古施怀雅家族、会德丰马登家族,并列为本港英资四大家族。20世纪60年代后期,祈德尊雄心勃发,一心想成为怡和第二。他趁1969~1973年股市大牛冲天,展开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黄埔船坞、均益仓、屈臣氏等大公司和许多未上市小公司归于旗下,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祈德尊掐准了本港人多地少,地产必旺的产业大趋势,关闭九龙半岛东侧的码头船坞,将修船业务与太古船坞合并,迁往青衣岛,并将其他仓场码头统统转移到葵涌去发展。腾出的地皮,用来发展黄埔新村、大同新村、均益大厦等。祈德尊满天开花大兴土木,地产成为集团的支柱产业。传媒说祈德尊是个“食欲过盛、消化不良”的商界“大鳖”。他一味地吞并企业,鼎盛期所控公司高达360间,其中有84间在海外。祈德尊虽长有“钢牙锐齿”,“肠胃功能”却太差,“腹泻不止”——不少公司状况不良,效益负增长,给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幸得股市太旺,祈德尊大量从事股票投机生意,以其暂获弥补财政黑洞。

1973年中股市大灾,接着是世界性石油危机,接着又是香港地产大滑坡。投资过速、战线过长、包袱过沉的和记集团掉入财政泥淖,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元。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汇丰控得和记洋行,标志着祈德尊时代的结束,和记成了一间非家族性集团公司。汇丰物色韦理主政。1977年9月,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韦理有“公司医生”之称,但他一贯是做智囊高参辅政,而从未在一间巨型企业主政。又因为祈德尊主政时,集团亏空太大,公司医生韦理上任,未见其妙手回春——和黄的起色不如人们预想的好。

乘虚而入,是战场常见并有效的战术。李嘉诚在觊觎上九龙仓的同时,也垂青和记黄埔。

他放弃九仓,必然要把矛头对准和黄。

舆论皆说,和黄一役,足见李嘉诚是聪明绝顶的人。

其一,李嘉诚成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的心愿,实则是让出一块肉骨头让包氏去啃,自己留下一块瘦肉。因为九龙仓属于家族性公司的怡和系,凯瑟克家族及其代理人必会以牙还牙,殊死一搏反收购。包氏收购九龙仓,代价沉重,实际上与怡和大班打了个平手。怡和在港树大根深,收购九龙仓,必有一番血战恶战。反之,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抗反击。身为本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黄集团,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还未理顺,各股东间利益意见不合,他们正祈盼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只要能照顾并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这便是李嘉诚最初的出发点。

其二,李嘉诚权衡实力,长江实业的资产才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蛇吞大象,难以下咽。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质的集团公司。本港的华商洋商,垂涎这块大肥肉者大有人在,只因为和黄在本港首席财主汇丰的控制下,均暂且按兵不动。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走上正常,必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是长期控有该企业。在李嘉诚吸纳九仓股之时,他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这对李嘉诚来说,不啻是个福音。长实财力不足,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其三,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为达到目的,李嘉诚停止收购九仓股的行动,以获汇丰的好感。李嘉诚卖了汇丰一份人情,那么,信誉卓著的汇丰必会回报—还其人情。这份人情,是否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1000万股九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五千九百多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李嘉诚深知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二十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透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持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间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的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飚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置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

“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十多亿美元的资产。”

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和黄一役,与九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说:“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李嘉诚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事实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

在汇丰与长江合作重建华人行大厦,沈弼就对李嘉诚留下良好印象。沈弼是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与香港航运业老行尊——怡和、太古、会德丰等英资洋行下属的航运公司比,包玉刚出道最晚,但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却是获得汇丰贷款最多的一家。这是因为包氏的经营作风和能力,能够确保偿还汇丰放款的本息。现在,汇丰在处理和记黄埔的问题上,亦是如此态度。他们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间英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到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汇丰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汇丰让售李嘉诚的和黄普通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并且同意李嘉诚暂付20%的现金。不过汇丰并没吃亏,当年每股1元,现在以7.1元一股出售,股款收齐,汇丰共获利5.4亿港元。尽管如此,仍给予李嘉诚极大的优惠,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一锤定音。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本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信报》在评论中指出:“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7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成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述评中说:“上星期,亿万身价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间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和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总的来说还是较全面、较客观,文中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这之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盛誉铺天盖地,盛誉又来之不易。

在一片喝彩声中,李嘉诚并未陶醉其中,沾沾自喜。

世人言:“创业容易守业难”,“前车之鉴,后人之师”。最典型的教训,莫过于和记黄埔的前大班祈德尊。祈德尊是个收购企业的高手猛将,却不算管理庞大企业的行家里手。他发展过速,结果消化不了,终于把集团拖垮,痛失江山。

李嘉诚进入和黄出任执行董事,在与董事局主席韦理与众董事的交谈中,他们的话中分明含有这层意思:“我们不行,你就行吗?”李嘉诚是个喜欢听反话的人,他特别关注喝彩声中的“嘘声”—香港的英商华商,都有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而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本事能管理好如此庞大的老牌洋行。”

当时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的外籍记者,盯住沈弼穷追不舍:为什么要选择李嘉诚接管和黄?沈弼答道:“长江实业近年来成绩良佳,声誉又好,而和黄的业务脱离1975年的困境踏上轨道后,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汇丰在此时出售和黄股份是顺理成章的。”他又说:“汇丰银行出售其在和黄的股份,将有利于和黄股东长远的利益。坚信长江实业将为和黄未来发展做出极其宝贵的贡献。”

李氏背后,比精明更重要的秘密

俗称:“新官上任三把火。”细究之,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他是个毫无表现欲的人,他总是让实绩来证实自己。

初入和黄的李嘉诚只是执行董事,按常规,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支薪性质的董事局主席之上,李嘉诚从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实质性老板”的意思。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为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效力。他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更尊重。他出任董事局主席,是股东大会上,由众股东推选产生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李嘉诚的退让术,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有异曲同工之妙。

董事局为他开支优渥的董事袍金,李嘉诚表示不受。他为和黄公差考察、待客应酬,都是自掏腰包,而不在和黄财务上报账。笔者由此联系起香港另一位潮商—有股市杀手之称的刘銮雄,他在他所控的几间公司,能捞则捞,能宰便宰,小股东怨声载道,开起股东年会来,吵得天翻地覆,致使刘銮雄不敢再出席股东年会,担心股东的愤怒情绪会将他撕成碎片。

故有人称:李氏的精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小利全让,大利不放。李氏的大利,是他持有的股份,公司盈利状况好,李氏的红利亦匪浅。李氏不放大利,还表现在他不断增购和黄股份。令人叹绝的是,他“鲸吞”和黄的“企图”,竟未遇到“老和黄洋行”的抵抗。

毋庸置疑,李嘉诚能较快地获得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议建议的口气发言,但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众人都会自然而然地信服他,倾向他。韦理大权旁落,李嘉诚未任主席兼总经理,已开始主政。

李嘉诚入主和黄实绩如何,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李嘉诚入主前的1978年财政年度,和黄集团年综合纯利为2.31亿港元;入主后的1979年升为3.32亿港元;4年后的1983年,纯利润达11.67亿港元,是入主时的五倍多;1989年,和黄经常性盈利为30.3亿港元,非经济性盈利则达30.5亿港元,光纯利就是10年前的十多倍。盈利丰厚,股东与员工皆大欢喜。

现在,不再会有人怀疑沈弼“走眼”,李嘉诚“无能”了。

一篇综述和黄业绩的文章,用这样一个标题:“沈大班慧眼识珠,李超人深孚众望。”

今日香港,提起“超人”,无人不知指的是谁。那么,李嘉诚的这一称号,是谁最先提出的呢?

人言人殊,有人说是长江公司的人最先叫起来的,他们对老板最熟悉,也最敬佩。长江公司的人称,是看到报章这样称呼的,大家都这么叫,我们也跟着叫。李先生知道后,还批评过手下的人,他并不希望别人这样称呼他,不过,报章都这样称他,他也就默认了。

1995年夏,笔者在港考察时曾听说一则这样的轶闻。某先生看了李嘉诚收购和黄的文章,拍案叫绝,写下一副不算工整的对联:高人高手高招,超人超智超福。

“超人”之称,先在民间不胫而走。不久,各大小报章竞相采用。超人盛名,誉满香江。

“某先生”是否确有其人其事,难于考证,但这至少代表一种舆论倾向。不少人在承认李嘉诚“高人之术,超人之智”的同时,莫不羡慕他的幸运。

李嘉诚的幸运,似乎不止收购和黄这一桩。他与汇丰合伙重建华人行;1980年,他被委任为汇丰银行董事,成为继包氏之后的第二位华人董事;他得到地铁公司主席唐信的垂青,获得车站上盖的发展权;他将长江上市,适逢股市牛市大好时机;他经营塑胶花时,无人担保,就可获得大客户的全额订金。

鸿硕先生曾专门探讨过李嘉诚的“幸运”,颇令人折服。他在《巨富与世家》一书中提到:

“1979年10月29日的《时代周刊》说李氏是‘天之骄子’,这含有说李氏有今天的成就多蒙幸运之神眷顾的意思。英国人也有句话:“一安士(盎司)的幸运胜过一磅的智慧。‘从李氏的体验,究竟幸运(或机会)与智慧(及眼光)对一个人的成就孰轻孰重呢?”

1981年,李嘉诚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力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3~4成了。”

1986年,李嘉诚继续阐述他的观点:

“对成功的看法,一般中国人多会自谦那是幸运,绝少有人说那是由勤奋及有计划地工作得来。我觉得成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完全是靠勤力工作,不断奋力而得成果;第二个阶段,虽然有少许幸运存在,但也不会很多;现在呢?当然也要靠运气,但如果没有个人条件,运气来了也会跑去的。”

鸿硕先生分析道:“李先生认为早期的勤奋,正是他储蓄资本的阶段,这也就是西方人士称为‘第一桶金’的观念。不过,在香港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的人大概也有10万人,为什么他们勤奋地工作了数十年还没有出人头地呢?”

由此可见,李先生认为勤奋是成功的基础仍是自谦之词,幸运也只是一般人的错觉。从李氏成功的过程看,他有眼光判别机会,然后持之以恒,而他看到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幸运’。许多人只有平淡的一生,可能就是不能判别机会,或看到机会而畏缩不前,或当机会来临时缺少了‘第一桶金’。也有人在机会来临时,因为斤斤计较目前少许得失,把好事变成坏事,坐失良机。

清末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的这段话,正是李嘉诚由勤力至成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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