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橙雨伞公益

“我犯了一个大错”

不久前，一条“国贸地铁站一男子涉嫌猥亵女子”的新闻刷爆了热搜。

该男子在北京国贸地铁站出口，从后面抱住了一位要进站的女子，试图强行将其抱走。女子当场呼救，并称不认识男子。

虽然该男子很快被警方控制，受害女性也幸而没有受到进一步的伤害，但由于案发地点处于繁华闹市，案件还是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

很多人都想知道，那个被警方带走的“痴汉”得到了怎样的惩处？等待他的又将会是什么结局？

毕竟，很多在社交媒体上轰动一时的性侵案件，都随着警方的介入而迅速销声匿迹。我常在报导这些案件后续处理的新闻稿下面，看到大量“撒花”庆祝的评论，仿佛一切罪恶都已经烟消云散。

年少时看过的那些圆满结局的故事也都告诉我们，只要司法机关祭出了正义的铁拳，事情自然会得到尽善尽美的解决，从此这些为非作歹，实施性犯罪的坏人，就再也无法伸出他们的魔爪了。

但现实生活不是童话，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会逐渐认识到法律终究不是万能的，警察、检察官、法官也都不是蝙蝠侠和超人。哪怕很多人在加班加点地工作，也无法从根本上清除罪恶的滋生。

因此，我想借这起典型案件来告诉读到这篇文章的读者，在正义得到伸张的“大团圆”结局后会发生的事……

性犯罪者的公检法“全流程旅行”

一般来说，办案流程大致会按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刑罚执行机关”分为四个阶段，犹如一条不断向前的道路，等在前面的是无数分岔的路口。

作者提供的流程示意图

在当场控制了意图施暴的男性甲（后文以甲代称）后，鉴于甲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被当场查获，且在现场承认了实施性侵的意图，民警会传唤甲到公安机关，同时请受害女士和当时见义勇为的几位路人配合调查。

民警会填写出警记录，提取所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拍摄的录像；并对甲、受害人、见义勇为者分别制作笔录，进而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形成初步判断。

完成上述步骤后，对甲的行为是扰乱公共秩序行政违法行为，还是涉嫌强奸、强制猥亵等刑事犯罪，民警会形成一个基本判断。如果认为甲构成行政违法，民警会对其采取行政处罚的决定，如行政拘留、罚款等；而如果民警判断甲的行为符合强奸、强制猥亵犯罪标准，则会立为刑事案件，甲的身份随之转换为犯罪嫌疑人。

《刑诉法》规定，犯罪后即时被发觉，被害人、目击者现场指认其犯罪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符合拘留条件，民警会将呈请（注：呈报公文向上级请示）刑拘的手续和反映案件经过的材料一并上报。案件移送给刑侦部门继续查办。

对甲的刑拘批准后，他会被投入拘留所，警方同时开展讯问等侦查工作，在拘留期满（最长期限为37天）前按照强奸罪（未遂）、或者强制猥亵罪（既遂）的方向形成证据体系，向检察机关呈请批准逮捕。

《刑诉法》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二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三是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尚不足以防止其社会危险性。

注：刑法规定的人身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有期徒刑以上就包含后三种。

检察机关会据此决定是否逮捕甲，一旦被批捕，甲将从拘留所转入看守所。公安机关会继续补充完善证据，直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随后制作《起诉意见书》，将嫌疑人甲涉嫌强奸或者强制猥亵罪一案移送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承办检察官也将提讯嫌疑人，并审查公安机关随案移送的证据材料（本案中可能包括但不限于：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受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受害人生理检查结果、案发现场监控、出警执法录像等），如果审查后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检察院将以甲涉嫌强奸罪或者强制猥亵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此后甲成为被告人，经过法院开庭审理，根据罪名的不同和是否为再犯、累犯，甲会被判处拘役至有期徒刑不等的刑罚（强奸罪法定刑最高达到死刑，但仅会在犯罪手段极其残忍、影响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才会适用，本案中甲的行为尚未达到这个程度），经过可能的上诉和最多两级法院审理，判决将会生效执行。

至此，甲就完成了一趟公检法“全流程旅行”，正式成为服刑犯，被投送到监狱服刑。

图/《阳光普照》

一般而言，甲从被立案到投监服刑，短则三、四十天，长则七八个月乃至一年多不等。

在服刑期间，如果甲患有严重疾病，可能会被保外就医；如果其遵守监规，则可以被附条件假释；在一般情况下，监狱方面会根据甲服刑表现，和他是否为累犯、再犯，决定是否申请对其减刑，如果他表现良好，甚至有重大立功等情况，甲最短可能在服满判决判处的刑罚的一半后被释放出狱。

以上就是正常情况下，一个性犯罪者将经历的诉讼程序，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有可能导致甲逍遥法外。

监狱：犯罪大学？

不过，即使一切顺利，甲老老实实服满了刑期，也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

在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司法矫治都是一个复杂得使人沮丧、甚至绝望的工程。混合关押犯下各种罪名的罪犯的监狱，虽然从空间上禁锢了他们的身体，迫使他们放弃自由，不得不参加劳动生产，接受司法人员的约束和管教，但是并非所有罪犯都会因受到这些惩罚，而从根本上认识到犯罪行为会换来的惨痛代价，进而痛改前非、洗心革面。

恰恰相反，一些在监狱服刑的罪犯，由于与其他各色罪犯在封闭的空间中长时间共处，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反而坚定了他们实施犯罪、报复社会的决心，也增长了他们触犯法律、侵害他人的本领。

图/《监狱风云》

我日常接触到的、一些从事司法矫治工作研究的学者，常无奈地感慨：如果对刑事犯罪者不进行严厉的处罚，任其回归社会，不仅是对被侵害者的不公平，也会造成其他社会成员的危险；而一旦将这些犯罪者投入监狱等场所，又难以避免地，使得监狱成为犯罪者固化犯罪意图，学习犯罪技巧的温床。

甚至，还有在教育改造机构工作了多年的人，自嘲地称自己是“犯罪大学的辅导员”。在实践中，往往出现惯偷进一趟监狱，就学一些手法，暴力犯罪者进一次监狱，出狱后暴力犯罪进一步升级的尴尬局面。

性犯罪者当然也不例外。

根据韩国司法机关的不完全统计，该国有性犯罪前科的人成为累犯、再犯的比例高达四成以上。我国虽没有公布过相关统计的结果，但作为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邻国，韩国的数据对我们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我们仍以此案中的甲为例，当服刑期满被释放后，他将再次摇身一变，从罪犯甲变成刑满释放人员和性犯罪前科人员甲。

我国目前没有性犯罪黑名单制度和相配套的禁止令，甲回归社会以后，当局不会对他设置过多的限制和桎梏，他依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图/《素媛》

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个曾因性犯罪锒铛入狱的释放人员，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和过人之处，势必会在求职、求偶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处处碰壁。

虽然这是他咎由自取，却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他对社会的疏离与仇恨，甚至将一切的不幸归咎于受害女性个体、乃至于全体女性，进而在这一动机的驱动下再次犯罪。

化学阉割才是“治本之策“？

有人会问，对性犯罪者祭出“电子镣铐”、“化学阉割”这些大招，能不能起到遏制性犯罪的作用呢？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些手段大部分还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成为“看起来很美”的注脚：

电子镣铐目前只能记录佩戴者的活动轨迹，在其接近学校之类的特定场所时发出报警，这一功能并不能确保性犯罪者始终远离所有潜在的犯罪对象，作为预防犯罪的手段远不够有效；

韩国一名持凶器逼迫妻子行房的男子被判戴上电子镣铐10年

而化学阉割虽然是“治本之策“，能够彻底消除性犯罪者实施犯罪的生理动机，但这是刑罚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几乎所有国家都对这一手段加以严格限定，仅仅把它用于穷凶极恶、多次实施性犯罪的人身上，绝不会将其推广到全部有性犯罪前科的人员上。

既然如此，对性犯罪者执行刑罚的作用何在？

我今天长篇大论的目的，不是宣扬“刑罚无用”的理论，更不是散播法律对于制止犯罪影响有限的恐慌。

法理学认为，法律的作用除了矫治与改造，也有很大一部分在于惩罚甚至是“同态复仇”。让性犯罪者对自己无法控制生理冲动和欲望，实施侵犯他人的性权益与性自主的行为付出代价，才是刑罚最直接、最实际的作用。

注：“同态复仇”是原始社会中一种复仇的习俗。当氏族部落成员遭受其他氏族部落成员的伤害时，则对后者施以同样的伤害，即所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图/《朗读者》

但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需要警惕的，是认为法律全知全能，无所不管的错误观点，是误以为将甲这样的性犯罪者诉诸法律之后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的乐天派观念。

只要没被物理上消灭，性犯罪者再次犯案的风险就不会被绝对消除。

一方面，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刑罚的执行规定、增设性犯罪黑名单、判处性犯罪者遵守禁止令等“治标之策”，来继续加大性犯罪者实施犯罪的成本，进而降低其犯罪和再犯的概率；

另一方面，所有人都应该擦亮双眼，保持警惕，从总体上和根本上形成否定、批判性犯罪者，同情与保护性受害者的氛围，加固预防性犯罪的人防、物防、技防藩篱，逐步挤压乃至于消除性犯罪者逞凶的空间，这才是处理性犯罪案件的妙应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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