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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浪费一场危机,萧条、战乱并行的1931,华商大佬们是如何转危为机的?

危机当前,往往也是内部改革最容易推动的时机。在1934至1936年棉纺业最困难的时期,中国纱厂的生产效率却有所增长,“不要浪费一场危机”。

文|经纬创投 

1915年,“面粉大王”荣德生来到上海,与哥哥荣宗敬集资进入纺织业,创办了申新纺织一厂至九厂。

那一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火纷飞的欧洲令商人们无暇顾及远东的竞争。荣德生们的商业嗅觉极其敏锐,乘着这个空隙,中国民族工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在1916年及随后的六年内,申新纱厂的生产能力扩大了十倍。

但是,经历了十多年的好日子后,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随后持续多年的世界大萧条也让中国棉纺业遭受重创。荣氏兄弟的申新也不例外,伴随着日本侵华和商品倾销,国内厂商销售受阻、现金流难以支撑,大量企业濒临破产边缘。

与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一样,1929年开始的世界大萧条对中国的冲击,也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上。

世界大萧条令多数国家转向民粹主义,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同时为了复苏本国经济让货币贬值(放弃金本位制),还是银本位制的中国,出口一下子丧失了汇率优势。叠加抗日战争,面对多重危机,当时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棉纺业,展开了一系列“自救”。

各国为了恢复本国经济,纷纷放弃金本位制,令货币贬值

这次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也造成了经济衰退,没有人能提前预测到2020年会这样开始。但1931年的中国棉纺业,却面对着比如今更艰难的局面,今天我们花一些时间和篇幅,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看看我们的前辈如何在萧条和战乱中绝处逢生。

1、损失惨重的棉纺业

1935年春,申新七厂因为债务纠纷问题,要被英国汇丰银行低价拍卖给日商,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1930年代的上海滩

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军事上侵华,经济上倾销商品,早已令社会各界敌视。当人们听到汇丰银行要把申新七厂贱卖给日商,反日情绪一下子被引爆了。全国实业界群起声援,以保民族工业的主权,纱联会强调这次拍卖事件事关整个棉业的前途。

最终在反日情绪下,汇丰对申新七厂的拍卖以失败告终,但几年前还一片繁荣的华商棉纺业,为什么会走到如此绝境?

棉纺业在近代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是重要的进口替代型产业。晚晴时,英国人打破“闭关自守”的中国国门后,棉纱就是除鸦片外进口最多的商品。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棉纺业就作为机器化大生产的先导产业,在一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

棉纺业与后来的轮船、汽车一样,遵循着产业生命周期的规律,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形成产业转移,从英美发家,然后转移到日本、印度,再到中国。

日本明治维新后,工业化水平大大提升,棉纺业向外倾销的需求日盛。甲午战争后,日本出口棉纱的80%以上输往中国(包括香港)。而印度粗支纱,也在中国市场与日本竞争。

一战后,日本和印度两国的棉纺业逐渐从粗支纱向细支纱转变,机械化过程加速,此时华商开始承接一部分粗支纱生产,而中国因为购买力落后,对粗支纱的需求是旺盛的。

荣德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了申新,这一批华商从一开始,就需要面对外国纱厂压倒性的竞争。其中日本纱厂在华实力最强,并且不仅是产品质量上,还在原材料进出口和收购环节都占尽优势。日商之间互通价格,暗定市价,华商受尽凌辱,也只能勉强应付。

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全球开始陷入经济大萧条,美国和法国作为中国生丝的主要进口国,开始缩减进口量,1929年法国下降了64%,美国下降了80%。当时世界最大的生丝出口国是日本,日本开始下调生丝价格,中国也不得不跟着降价。

更为致命的是,诸多国家为了恢复本国经济,令货币贬值,纷纷放弃金本位制。而中国当时是银本位制,在进口产品时使用金来计算,用白银来支付;出口产品时使用白银计算,用外汇支付。例如英国在1931年放弃金本位制,导致中国货币对英镑的汇率大幅上升,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没有优势。

日本也随后宣布放弃金本位制,中国出口商品进一步遭受巨大损失。1931年中国纱的价格是700-800两每担,但日本纱仅售600两每担。

1934年美国《白银购买法案》出台,导致国际白银价格提升,中国出口进一步受阻、白银外流以及贸易赤字,接下来的中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之中,农村购买力下降,进而导致城市工业陷入危机。

雪上加霜的是,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东北三省是中国重要的生产基地,生产黄金占全国55%,石油占93%,钢铁占79%,对外贸易占37%,这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潮,令日本纺织品在当年销量下跌了三分之二。短期看国货得到了瞬间爆发,但长远来看丧失东三省市场给予了华商棉纺业致命打击。由于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成立,对中国棉纱和布克以重税,却免除日本纺织品的税负,东三省市场几乎完全失去。

1932年1月,日本又袭击了上海市闸北区,破坏了许多中国纱厂,大量工厂不得不停工,甚至交易也被迫停止。一些纱厂的确因此倒下了,例如南通大生第二、上海三新等厂,都因为无力偿还借债而被英国汇丰银行拍卖,汉口第一纱厂也被英国企业兼并。此时的中国棉纺业内忧外患,处于崩溃边缘。

1932年上海事变

2、消极自救

每年9月和10月是新棉上市期,在这两个月中,有些纱厂为了节约成本,自己派人来直接从农民手中采购,1931年格外多。

但那时候中国农村并不安全,治安非常糟糕,杀人抢货屡屡发生,为了低成本的原棉,各家纱厂不得不硬着头皮去直接采购。

而那些资金困难的纱厂,只能向产棉区的花行赊账,等织好的棉纱出售后再偿还应付欠款。这种方法非常脆弱,一旦纱厂出现经营问题,上下游皆崩溃。

九一八事变后,失去东北市场的华商库存激增,纱价频跌,几乎卖一单亏一单。荣德生的哥哥荣宗敬时任华商纱厂联合会会长,为了走出困境,他开始想办法行业自救。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减工停工。纱价因需求减少、产能过剩而暴跌,大量滞销导致资金搁浅。各纱厂代表同意减工20%-30%,取消周六周日的加班,停工时期职员薪资减半。

当然上海市总工会认为减工是消极之法,不但威胁工人生计,且使外货获得更大倾销机会,强烈反对。

华商纱联会向政府解释时指出,由于工人的强烈反对,做出减工的决定是困难的,但对中国经济来说,棉纺业倘若全面崩溃,将比减少工时损失更严重,因而决定先图生存。

事后来看,华商一致减工一个月后,纱价并无太大变化,这一方法的用处有限。有些纱厂想延长减工期限,但政府当局考虑工人生计和地方治安,劝令各厂复工。沙联会只好让各厂自行决定继续停工减工或复工。1933年上半年几乎有一半纺厂停工,下半年仍有五分之一停工。

减工停工虽然降低了生产开支,缓解了库存积压问题,但同时也降低了规模效益,加倍减少了收入和盈利,削弱了华商纱厂偿还债务和应付市场竞争的能力,未来处境更加艰难。

伴随着减工停工,裁员降薪也不可避免。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为了维持生存,工人赏工、职员升迁一律被取消,例如申新一、五、六厂这样的大厂,也纷纷裁员和取消奖金。

在大批裁员后,很多厂家如遇生产任务紧,就开始雇佣临时工,这样也能节省一大笔资金。工人的年薪已由1931年的171元降至1936年的133元,下降了22%。

另一种办法是雇佣女工,女工的工资一般低于男工,并且易于指挥。在大萧条期间的棉纺厂车间,你会看到很多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挑着一大堆棉花或棉纱,这些工作以前都是由成年男性来完成的。只要女工能胜任的工作,厂主都尽可能的雇佣女工,有些纱厂就连钢丝工也充满了女工。

裁员、降低工资和加大工人劳动强度等虽然减少了亏损,但加剧了劳资关系的恶化,时有工人与军警发生冲突的案例。这与停工减工一样,实属无奈消极之举,并非长久之计。

3、积极自救

申新纱厂的老板荣德生并非等闲之辈,在与哥哥涉足棉纺业之前,就已经在面粉行业拼杀出来,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

荣德生身边聚集了一批目光长远的实业家,他们看到了棉纺业进口替代的曙光,但要想承接住产业转移,必须提升技术和改善经营不可。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以申新为代表的上海华商纱厂,纷纷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并力求提升技术。

危机当前,往往是内部改革最容易推动的时机。许多纱厂以前工人的操作“犹无舵之舟,随风飘荡,任其所往”,纱厂借机推行标准工作法,“训练者本此以为教,管理者依此以为归,上以是求,下以是应。”

经济萧条期间,广大农村的购买力急剧萎缩,粗纱的销量一蹶不振。棉纺业开始往需求没有大幅下降的细纱转型。1931-1933年间,上海纱厂高于20支的细纱生产份额明显在增加。

但细纱一直是外商的天下,要想与他们竞争还需要提升技术能力。一些财力不错的大纱厂开始纵向合并,通过重组聚集资金,引进动力织布机等新式机器,1930年,总数81家华商纱厂中有32家装备了动力织布机,五年后,总数95家中的47家拥有了动力织布设备。

技术投资在萧条期中仍不可少。大萧条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恢复本国经济,都在竭力改进机械设备,尤其在棉纺织方面。先后出现了单程清花机、超大牵伸细纱机、高速经纱机、自动穿筘机,以及自动织机、无梭织机等发明,这些发明与改进均利于提高质量,减少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

虽然身处绝境,上海一些华商棉纺厂仍然一改过去购买机械只求便宜,对品质不在乎的心态,也开始注重技术改进和设备更新。电机和动力机在1923年仅占全部进口机器的6%,但在大萧条的1932年仍增至31%。

荣氏兄弟的申新最为重视技术。1932年的申新系纱厂已扩展至9家,占全国华商纱厂的九分之一,但纱锭(50万枚)占五分之一,织机(6600架)占三分之一,线锭(56000枚)占二分之一。申新抓住了危机中的改革时机,不断从英国、美国、瑞士引进最新设备,增强了与日本企业的竞争力。

1933年申新四厂遭焚毁后重建,其机器都是最新式的大牵伸机。申新六厂在1931年就已置有“沙谷洛威最新式单程清花机五套,尚为中国纱厂罕见。”

大萧条期间,上海棉纺企业还逐渐改变了以往旧式簿记的办法,采用更符合近代企业管理的财务会计方法。如1933年以后,上海永安纱厂开始建立分步、分类的成本核算制度,这在当时纺织业中是最早实行的。

培养技术人才在大萧条期间也未停止。例如,上海永安纺织公司不断向外国企业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申新的荣宗敬也强调:“鄙人创办纺织业垂30余年,经济之未能余裕固无待言,人才缺乏,尤时时引以为虑。”

像申新、永安等大型纱厂,不仅聘任著名纺织专家朱仙舫、张方佐、雷炳林等担任厂长或总工程师,而且还设立一些教育培训机构培养人才,如申新九厂创办了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1932年申新三厂初次尝试创办女工养成所;申新各厂还举办工人操作技术竞赛会,以促进工人间的技术交流,并鼓励工人钻研技术。

一战前华商纱厂每万锭需用工人600名,每100台织布机需要236名工人;20年代需要550人和185人;到了大萧条的30年代中期,则分别需要220人和165 人。可见危机期间纱厂更加注重技术水平,在1934至1936年棉纺业最困难的时期,中国纱厂的生产效率却有所增长。

4、内陆市场救华商

大萧条时期,华商纱厂危机的核心是旧有市场极度萎缩,开拓新市场成为生死存亡之关键。

当时欧美各国棉纱滞销,他们都设置了高昂的关税壁垒,以阻止外货进入本国市场。但中国的关税远轻于他国,门户洞开,外货倾销不断。日本纱厂亏本倾销,令华商无还手之力。

更为艰难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纺织业失去了一大片国内市场。1933年春,日本侵占热河、长城各口,关外最后一块市场也从此断绝,对东北三省的销售几乎为零。虽然1931年底全国范围抵制日货,取得了喘息之机,但并非长久之计。

九一八事变令中国各行业失去了东北市场

于是,很多纱厂将眼光投向内陆腹地,这些地区靠近原材料生产地,人工和土地均更便宜。以往,华商设厂大都集中于商埠,未能遍及产棉或销纱地区,也未能联合经营,不利于降低成本。

随着外商的倾销竞争,花纱买卖及生产费用,在内地设厂利益逐渐超过上海。从1932年开始,华商棉纺业主创建的新厂大多撤离上海等旧中心,而向内地分散。武汉裕华纱厂是其中的佼佼者,民族实业家苏汰馀成功开拓了西南腹地市场,令其平稳度过了危机。

在棉纱销售方面,裕华“着重在内地开辟市场,避免与日纱直接交锋”。对30年代的裕华而言,四川与湖南是最重要的两大腹地。

1935年,武汉所产机制棉纱仅在四川一省的销售数量,就要超过其在湖北本地的销售数额,基本形成“外省占六成,本省占四成”的比例。《申报》曾做过调研,裕华布在四川最为普遍,信誉亦好。

武汉企业所产棉布借助重庆这一口岸,向西南更大腹地逐渐渗透,粗布多运销川南、云贵一带,白布、市布多运输川东川西川北各地。“川东以涪陵为中心,分销西阳秀山彭水黔江忠县一带。川西以成都为中心,此路地面较多,凡附近于成都各地,均为销场。北则以合川为中心,销于广安邻水大竹南充潼南等处。”

正是有了西南腹地的存在,才为中国棉纺业在丧失东北市场与日货倾销的艰难局势下,赢得了缓冲的余地,争取到了生存空间。

1931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全球经济大萧条对中国的冲击正在显现,战争阴云密布,社会动荡也已现苗头。

当时重要的棉纺业无法置身事外,面对危机,在经历了一系列消极被动与积极主动的自救措施后,仍有一批华商企业屹立不倒,又在困境中厉行紧缩,重组合并,提升技术,在绝境中曲折前进。

无论是减工减薪还是拓展内陆市场,最终存活下来的华商纱厂迎来了1936年农业大丰收,大丰收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对棉纱的需求终于提升了,一些纱厂清偿了债务,重新前行。

当历史驶入无人之境,每个人都应当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当1931年刚刚兴起的中国棉纺企业,面对出口受阻、全球经济大萧条、国内购买力式微、失去东北三省市场的局面时,比如今疫情的影响要严重许多。

危机当前,往往也是内部改革最容易推动的时机。在1934至1936年棉纺业最困难的时期,中国纱厂的生产效率却有所增长,“不要浪费一场危机”。

References:

1、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

2、李涛,大萧条时期中国棉纺织业研究

3、朱英、赵毛晨,大萧条时期上海华商棉纺业的自救举措

4、臧珏,民国年间对外贸易对国内花纱价格波动的影响

5、严鹏,1930年代武汉棉纺织工业的危机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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