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足够幸运：他们能在人生中的某刻，不带压力和焦虑地深情回望自己的童年。他们可能会想起在后院里无忧无虑玩耍的悠长时光，或者是不带忧虑和恐惧地做事、与人交际的经历。这种温柔的记忆常常和许多成年人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成人生活里，压力和焦虑占据了支配性地位。

许多人挣扎着想要过上无忧无虑的成人生活——这个现象带来了很多关于无忧无虑和美好生活间的关系的问题。无忧无虑的状态仅存在于童年中吗？是它赋予了童年意义，并让成年人的生活显得无意义吗？或者说，成年人是否有必要过得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这样他们的生活才能过得好？最重要的是，如果无忧无虑的确是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作为两位孩子的母亲，以及一名研究家庭哲学的学者，我最近开始关注一个问题：孩子过得好意味着什么？想到父爱母爱以及教育带来的种种好处，我意识到无忧无虑的状态有某种特殊之处，这种特殊之处使得它成为美好童年的必备元素。不过，我发现，一些成年人完全可以在抱有忧虑的情况下过上美好、充实的生活。

童年和成人生活如此不同，是因为儿童和成人完全是两种生物。儿童和成人不同，当儿童缺乏对于生活中有价值的东西的积极情感时，他们就无法认同这些东西。这意味着，当儿童经历压力和焦虑时，他们缺乏产生对于有价值的事物和关系的积极情感的空间。因此，儿童会认为，这些事物和关系在本质上并不是积极的。

如果无法做到无忧无虑，儿童的生活一定会很糟糕，但成年人就不会这样。要弄清这背后的原因，我们需要首先明确定义：多大的人可以定义为儿童？无忧无虑指的是什么？人过得好意味着什么？儿童已经开始产生真正的逻辑能力，但他们的这种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能让他们像成年人一样担起权利和责任的程度。童年是这样一个时期：它紧跟在婴儿期之后，又在青春期之前。我对于无忧无虑的定义是，不感受到压力和焦虑，哪怕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类似的负面情绪的确存在。因此，一个无忧无虑的人，是一个不会经常经历压力和焦虑的人，这既是由于其心理特征，也是由于其个人处境。

最后，谈到人过得好的意义，我认同所谓的“应当综合分析‘过得好’”：过得好的人，应该做有价值的事，拥有有价值的关系，并认同这些事情和关系。比如，如果哲学的确有价值，且我的确把它作为我的专业的话，它就有助于我过得好（它的价值并非是源于我的态度，而是来源于其内在的因素）。如果哲学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领域，且我自己也宁可把时间花在研究别的事情上，那么哲学就不再能够帮我过上好的生活。

铺垫的话先说到这里。现在，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无忧无虑对构成美好的童年很重要，但却对构成美好的成人生活并不重要？

让我们先从成人谈起。和儿童不同，在缺乏积极情绪的情况下，成年人依然能够认清生活中哪些事情和关系是有价值的。这是因为，对于人生的方方面面，只要一个事物符合成年人对于“值得过的人生”的总体认知，他们就能够认同这个事物。对于一个能写出杰出小说的作家，哪怕他有精神病，对写作过程感到痛苦，他仍会认同充满压力和焦虑的写作，因为他知道，这些消极的情绪有利于工作的深入。一名处理恶性癌症的脑外科医生知道，他工作中的风险如此之高，以至于他无法实现无忧无虑的生活。他把无忧无虑的生活作为代价，换来在医学方面的成就。

事实上，我们会认为抱有忧虑的成年生活是积极的，这恰恰是因为我们知道，成年人具有更复杂的评价能力（比如自我反思、对于道德标准的追求、对于恰当的时间观的追求、对于与特定行为相关的可预见的成本、风险与机遇的认识等等），这种能力使得成年人能够认同有价值的事物和关系，即便在他们缺乏积极情绪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然而，这种情况不适用于儿童。虽然他们也需要认同生活中有价值的事物和关系，从而真正“过得好”，但他们只在对事物和关系产生积极情感时才会认同它们。儿童没有必要的评价能力，这使得他们无法根据事物/关系与他们人生规划的契合度来鉴别其是否有价值。

一个自愿照看患有痴呆的亲戚若干小时的孩子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感到了压力，那么他就不会真正地认同这件事。上文中的作家和医生能够退一步去评估那些充满压力的事情，看看这些事是否符合他们对于好的生活的总体理解，然后再发自心底地认同它们，但儿童的评价能力还不够成熟、无法支撑他们做出和成人一样的反应。在需要充分的自我了解、对于多个选项的现实理解、充分的道德观、对于成本/风险和机会的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儿童无法拥抱那些不得不拥抱的忧虑。因此，儿童可能过度地重视取悦家人，或者建立错误的道德观。孩子还可能不了解他做的事情中的机会成本，也无法理解一个事实——照看这名亲戚会占用宝贵的时间，这份时间可以被拿来做既令人享受又有价值的事情。这样的错误无法避免，它是由儿童的特性导致的。儿童还无法很好地处理涉及压力和焦虑的事项，因为他们直接会从心底认定这件事是充满压力、令人焦虑的。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孩子是否可能在整体上抱有忧虑的情况下，仍然对有价值的事情和关系抱有积极的情绪？心理学家、伊利诺伊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艾德·迪纳等人的研究显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在任何时候都不是相互独立的。这意味着，这两种情绪会彼此压制，一个孩子感受到的压力和焦虑越多，他所能感受到的对于有价值的事情和关系的积极情绪就越少。因此，抱有忧虑的儿童缺少感受到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精神空间。

如果我们希望儿童能够通过感到扑面而来的快乐、愉悦而认同玩耍时光、教育、友谊以及家庭关系，并过上属于孩子的幸福生活，那么我们最好能够为他们创造条件，从而让他们不仅接触到好的事物，而且能够无忧无虑地活着。这就需要政府从早期重视精神健康，将创造无忧无虑的生活放在儿童福祉的中心位置，并为此制定法律。

本文作者Luara Ferracioli系悉尼大学政治哲学资深讲师。目前她正在撰写有关移民的道德问题的著作。

（翻译：王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