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渝川

在欧美国家、日本，在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分别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个时间点，开始出现了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的趋势，而保持独身、离异后拒绝再婚的人数比重也在增长。这些现象可以被纳入多个学科、多种社会和经济趋势的解释。

比如全球化、城市化造就了人员从农村向城市的快速迁徙，并抬高了经营一个家庭的成本；而从维持人们的爱情稳定性而言，则变得越来越贵、越来越麻烦。又如，通俗一点的解释则是，而今要想找到好男人和好女人来经营一段爱情，培育好质量的婚姻，也显得很难，因为诱惑实在是太多了。

上段所述的那些解释，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过去存在过一个婚姻的黄金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稳固的婚姻以牢固的爱情为基础。

美国家庭问题与历史的研究专家、美国当代家庭委员会的研究与公共教育主管、长青州立大学教授斯蒂芬妮·孔茨在其所著的《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一书中指出，为爱成婚、因爱久婚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并非常态。书作者指出，直到18世纪后期，全世界大部分社会都将婚姻视为一种服务于家族、家庭利益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所以不能完全由当事人当家作主——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社会的婚姻自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保障普通公民尤其是妇女婚姻自由的《婚姻法》颁布，才得以实现的。

但人们很快尴尬的发现，在人们获得婚姻自由，婚姻真正意义上开始以爱情为基础以后，婚姻的稳定性反而降低了。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即因爱为婚，要比因为利益而产生的婚姻结合，更可能遭遇危机。当然，从欧洲的发展经验来看，婚姻危机会周期性的出现，然后又渐趋平息，又过几十年再度呈现：18世纪90年代、19世纪90年代、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晚期。

《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全书开篇就指出，为爱成婚其实要算是激进观念，因为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爱情与婚姻是截然分开的，即便是那些赞同婚姻伴侣之间应当发展出爱情的人们，无论古代中国、印度、日本，还是古代欧洲和西亚，大多认同先婚后爱。与婚姻、爱情相关的忠诚义务，在过去几千年里，通常只是女方一方的责任。

婚姻的产生，是因为家庭的形成，通过特定的劳动分工，可以比较有效的兼顾血脉繁衍和谋生的需要。人类学家在19、20世纪考察过发展阶段仍然停留在原始社会后期、奴隶社会早期的部族，证实，婚姻、家庭的形成，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许多人类文明的历史上都曾经存在强迫寡妇嫁给死者的兄弟甚至儿子（与寡妇没有血缘关系）、侄子的传统。

《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书中还谈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汉王朝、唐王朝等朝代都曾将皇帝的女儿、侄女或其他宗室子女远嫁游牧军事集团，以和亲的方式换取和平的事例，而这其实在古代历史上是许多文明古国的共同做法——虽然和亲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屈辱，但非和亲的其他婚姻其实也基本上是利益的产物。

欧洲在12世纪就禁止了一夫多妻制，却默许男人在婚外包养情人。当然，不同于亚洲国家的一夫多妻制，正房之外的妻妾也有一定的财产权益，在欧洲，婚外情人及其所生的孩子并没有任何财产权益。近代初期的西欧，婚姻仍然并不算自由，但也发展出对于后来影响很深的已婚夫妻单独居住的惯例，可以因此摆脱长辈对于已婚夫妻的干预，对西欧的女性走向独立具有重要意义。

爱情革命是启蒙运动等18世纪社会、文化潮流带来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鼓励人们为了爱情而结婚的社会现象，婚姻第一次被界定为两个个体之间的私人关系，而不再是国家之间的、家族之间的、家庭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的一环。不仅如此，启蒙运动还促使了人们将婚姻从宗教束缚下挣脱。

很显然，之后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因爱成婚，会因为爱情的感性、易变性以及人们现实处境、利益考量的改变，而导致婚姻的不稳定性。但这也没有让人们放弃婚姻自由。正如《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这本书所展示的那样，在19世纪、20世纪初，欧美女性在陆续获得法律认可的财产权、选举权后，权利地位得到了全面提升，而在20世纪后期，反性别歧视也逐渐成为了这些国家的“政治正确”标准，这些确实影响了婚姻稳定性，使得女性更可能果断放弃不幸福的婚姻尤其是存在家暴现象的婚姻，但我们并不能说这样的放弃是不正确的。

不仅如此，如前所述，欧美国家的婚姻危机也呈现了周期性波动特征。全书结语部分也指出，在今天的欧美，已婚人士普遍要比其他生活形态的人更加快乐、健康，出现经济危机和心理抑郁的可能性更小。

 

所评图书：

书名：《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

作者：（美）斯蒂芬妮·孔茨

译者：刘君宇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