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每一千个产后妈妈中，就会有一个遭受产后抑郁症的折磨。然而，“产后抑郁”的问题至今依然不受大众的重视。或许，正如劳拉·多克里尔（Laura Dockrill）在她的回忆录《我都干了些什么？》（What Have I Done?）中所描写的，产后抑郁患者往往会因为自身的抑郁而感到辜负了自己和孩子，她们被深深的愧疚和自责笼罩着，最终只能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而她们的遭遇也很少为大众所知。直到这两位优秀的女性作者通过作品坦陈了自己噩梦般的亲身经历，人们才得以一窥“产后抑郁”的真相。

凯瑟琳·乔（Catherine Cho）的自传《地狱》（Inferno）描写了她在精神病房接受治疗的两个星期里的经历，能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冲击力，并唤醒你以陌生人的视角重新认识自己。凯瑟琳的文笔简洁而隐晦，并将韩国的民间传统和家族历史穿插在故事中。“疏离感”是贯穿全文的主题——过去，她的祖父母因抗美援朝战争而与家人朋友们永久分离；后来，凯瑟琳和她的丈夫詹姆斯成了美国移民，而当凯瑟琳的孩子出生时，他们已移居伦敦。

凯瑟琳写道，“很难说我的抑郁症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我儿子出生的那一刻吗？还是说早在几代人之前，它就已经深深根植在我们家族的命运中呢？”这些关于命运的问题在全书中反复出现，这是产后抑郁患者身上一种特定的共性，她们被偏执的念头和责任感困扰着：“这是我造成的吗？是不是我的错？”因为违背了所谓的韩国传统的生养习惯，凯瑟琳的遭遇被家族视作罪有应得。但是，凯瑟琳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意那些传统，在我看来，那些都是迷信。”

然而她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掌控能力，抑郁的折磨也让她越来越相信自己被困在了炼狱之中。她开始将关注点转向自己和丈夫的家族病史，企图从这个方面寻求答案。鬼神、命理、转世和神话都是她文化传承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今已然渗透到了她的日常生活当中，精神病院里的医生和护士在她看来就像是魔鬼和天使。

在医院接受治疗时，凯瑟琳不停地穿梭在现在和过去的时光中。她一面持续记录当下的片段，试图拼凑起记忆的碎片，找回真正的自己；一面从遭受虐待的童年一路回忆到结婚生子，试图找出造成自己抑郁的源头。凯瑟琳在书中对于自己一步步走向抑郁的过程的描述，读来让人倍感惊悚和疯狂。凯瑟琳平静而稳重的叙述口吻就更让人感到恐惧了，几乎难以相信这本书竟然是她的处女作。

在《我都干了些什么？》一书中，诗人兼儿童文学作家劳拉·多克里尔也深刻描绘了产后抑郁给她带来的偏执和错乱，并通过自身的经历，让读者确信那种抑郁的感觉只有自己能够深切体会，别人甚至无法相信。多克里尔详尽描写了分娩时女性所经历的混乱和脆弱，简直令人窒息。她毫不畏惧地描述了那种好似沦为动物的感受，面对失禁的难堪以及分娩过程中难以言喻的疼痛，她无能为力，只能承受。

目前，对于引发产后抑郁的病因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是经历过创伤性分娩的产妇都更有可能患产后抑郁症。多克里尔的分娩经历非常痛苦，加上她的儿子体重太轻，需要不断地喂食，长期的睡眠不足最终造成了她持续性的恐惧感。和凯瑟琳一样，文化期待也给多克里尔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只不过这压力不是来自于家庭传统，而是来自于Instagram。凯瑟琳说，“我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照片，妈妈将赤裸的婴儿抱在怀里，哭着笑着，十分开心。人们也总是理所应当地认为母亲就应该无条件深爱自己的孩子，这种期待让我难以承受。”事实上，与儿子缺乏亲密感所带来的内疚时常折磨着凯瑟琳，她觉得，“（她的儿子杰特）就像是一只亲密的宠物，但我却无法对这种亲密做出回应。什么时候我才能开始感受到爱一般的感觉呢？”

第一个指出多克里尔可能患有产后抑郁症的人，是歌手阿黛尔。阿黛尔是多克里尔在艺术学校学习时最好的朋友，她发现多克里尔在生完孩子之后开始变得奇怪而偏执，还会在网上搜索有关“生完孩子之后就疯了”的内容，她对此感到越来越担心。最后，多克里尔被送进了精神病院，那时，她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甚至怀疑她的音乐家搭档和医生在密谋偷走她的孩子。多克里尔在《我都干了些什么？》一书中对自身经历的叙述令人感到心碎。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读者依然能在多克里尔的文字中读到几分黑色幽默。

最可怕的一点是，人们往往认为产后抑郁只是一种性格缺陷，而不是一种心理疾病。产后抑郁患者所面对的是一种可怕的孤独。凯瑟琳·乔的《地狱》 和多克里尔的《我都干了些什么？》虽然风格不同，但是，这两部作品都向其他身处相同境遇的产后抑郁患者伸出了团结之手，让她们看到了希望和出路。正如多克里尔所说，“放在很多年以前，哪个女人要是敢写这些东西，肯定会被当成女巫或者被扔进疯人院了。当然，也或许不会，谁知道呢？我所做的这些，也正是为了她们！”

（翻译：刘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