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的北京，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在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推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法案，几个月后，这个决议彻底改变了远在边陲高原的一位名叫塔洛的牧民的生活。

塔洛是一个孤独的藏族羊倌，但他从不觉得自己孤独，反而成天把“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放在心上，塔洛记忆力惊人，对自己羊圈里的羊了如指掌，能用汉语完整背诵小学时学会的毛泽东名篇《为人民服务》。塔洛敬天礼地，崇拜张思德同志，喜欢独坐在山坡，头发几个月不洗，生活简单又无聊，一如黑白质感的电影画面。他在前往城市为自己的身份证拍照的过程中，才正式遭遇了从前生活里不曾接触到的一面——警察、爱情，以及一个完整的世俗社会。

光从故事背景看，电影《塔洛》的确有一个让人着迷的剧本，对于评论家们尤其如此。想一想，现代性、解构（deconstruction）、涵化（acculturation），有多少概念和意向可以往里面填充。正因如此，许多国际电影大奖组委会向这部电影递出橄榄枝，11月21日，它将参与角逐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情片奖的角逐。

早在9月，当《塔洛》在第72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首映后，中国国内媒体形容它是一部“隔绝了宗教”的西藏电影——在电影里，观众看不到通常应该出现在涉藏题材电影里的转经筒、僧侣和佛寺。

但这部电影的导演万玛才旦一定不会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自己仍在塔洛身上留下了足够多的宗教意识。作为一个青海出生的藏族人，万玛才旦拍摄过的电影里触及的习俗、服饰、文化大多围绕自己家乡所在的安多藏区，这使得他驾驭起来十分熟悉。

在拍摄《塔洛》之前，万玛才旦导演过4部藏语电影，几乎每一部都获得了海外的瞩目。人们视他为当代藏语电影最杰出的开拓者，这部分原因来自使用这个语种的电影导演数目稀少。万玛才旦对此十分清楚，尽管他在电影里使用的藏族演员受到了国际观众和电影评论家的认可，但这些演员想要在以汉语为主导的中国电影市场取得成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

这甚至不完全由语言决定，受过教育的藏族人大多可以使用汉藏双语，但通常电影出品方仍会因为相貌上的细微区别，去限制藏族演员在出演角色时的选择余地。万玛才旦打磨一部作品的时间同样以年计，而藏语电影的产量根本不足以支撑藏族演员的生存。“作为演员，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小，我鼓励他们多接触不同题材的电影，哪怕是主旋律也值得去试一试。”

万玛才旦在2002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系统性的学习小津安二郎和黑泽明，以及他特别钟爱的伊朗电影。在此以前，他的身份是作家。万玛才旦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大一，那是一部他高中毕业后用汉字写作的小说《人与狗》，发表在《西藏文学》上。

现在看来，从那时起，一直弥漫在万玛才旦文学和电影作品里的孤独感就已经成形。塔洛在电影中的许多举动习惯，曾日复一日贯穿在万玛才旦的少年时代。

与拍摄电影不一样，小说创作的范围更加自由，题材也更丰富。我提到万玛才旦受到西方现代派和藏族民间文学的影响，他纠正我说，这是学术讨论会上别人做出的判断。不过他并不拒绝这种说法，还补充道，拉美小说对于藏语作家的影响特别大。在西藏和青海，人们对神秘现象和玄谈并不以为怪，反而充满敬畏，这促成了魔幻现实土壤。

“莫言、阎连科都是我喜欢的作家，但我一直认为，中国最成功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在西藏。”在日常里，万玛才旦阅读最多的是文学和电影文化相关书籍，他大学学的是藏语言文学，后来转为藏汉翻译专业，汉文化几乎渗透到他这个藏族人生活的每一个毛孔里。万玛才旦喜欢汉族人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他读了好几遍，《聊斋志异》这种短篇他也很喜欢。当然，鲁迅、郁达夫、余华、阎连科这些现当代作家，万玛才旦谈起他们同样充满敬意。

“还有藏文版的《水浒传》，文字特别优美。”集体翻译是藏区的一项传统，早在佛教传入时代，译经院便通过集体翻译的形式将佛经译为藏文，最后由一人校正。同样按照此规矩译成的藏文版《水浒传》备受万玛才旦推崇。

由作家改行为导演，万玛才旦有一个颇具抱负的动力，尽管多年来中国导演陆续拍摄过不少涉藏题材影视剧——有一些甚至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例如冯小宁以历史上江孜之战为题材的电影《红河谷》——但里面对于西藏社会和藏族习俗的描摹有不少曲解。

“有些电影连最起码的细节都处理不好，藏族人觉得非常不真实。”

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初衷，万玛才旦自执导以来，从未触碰任何非藏语主题，他也并不打算在商业电影领域追求作为。给世界看一看藏族社会和藏民真实的样子，对万玛才旦已经足够了。

认为比起前几部，万玛才旦认为自己有了进步，“这次我只描绘塔洛一个孤独的个体，没有试图去展现一群人的世界。”

界面：为什么选择把《塔洛》拍成一部只有黑白两种色彩的电影？

万玛才旦：黑白就是这个人物的精神状态，塔洛是个非常简单的人，在他的生活信条里，社会也是非黑即白的。他希望自己能像张思德一样的。对违背自己原则的行为会有严肃的思考，比如思考自己算不算坏人。另一个考虑是，黑白有种回归电影原初状态的意思。

界面：塔洛这样的人在藏区有代表性吗？

万玛才旦：在藏区有很多塔洛这样的人，他们的一些特质是相似的。《塔洛》里预设的时间点是2004年左右，正是人们更换第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塔洛四十来岁，少年时代经历了文革，语录对他的影响特别深。时间上是合理的。藏区有不少还俗的僧侣，会背诵毛语录，但可能只是机械记忆，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塔洛可能读完小学，知道《为人民服务》的内容意义，知道了张思德的故事。

界面：你在拍完纪录片《最后的防雹师》后接受采访，说过在藏族社会里，宗教始终是最突出的、最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形态。为什么在《塔洛》里刻意掩盖掉了？

万玛才旦：我没有刻意去掉宗教因素，只不过没有突出它。塔洛这名字，有点类似汉人给小孩取名阿猫阿狗一样，不是特别正式的名字。可能是他的兄长们连续夭折了，父母给他取了个贱名。所以像塔洛这种出身，他经历过那个对宗教毁灭性打击的疯狂年代，就像我小时候一样，我小学所在的村子，寺庙神像全被拆了，我们偶尔还会搬去寺庙里上课。塔洛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身上带着那个年代的痕迹，在他的记忆力，宗教就是被打压着的（所以我没有突出宗教）。其实他身上还是有宗教性的遗留，比如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敬天地，对信念的纠结，都有藏传佛教意识。我呈现他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感，不想刻意符号化宗教。

界面：电影一开始，有十分多钟的长镜头，是两个人的对话。这让我想起黑泽明《影武者》的开头，你有受到这些导演的影响吗？

万玛才旦：塔洛的那个长镜头，主要是让这个人物一下子进入观众视野，然后展现他的特征，比如他的记忆力特别好。我02年进入电影学院，关了好几年再出来拍片，期间接触了大量电影，小津安二郎、黑泽明、侯孝贤、杨德昌，还有一些伊朗导演，我都很喜欢。

界面：从很早开始，曼谷的电影节，到今年威尼斯电影节，都关注到你的作品。在你的接触中，有没有外国电影人给您提过一些建议，是您认为有启发性的。

万玛才旦：我和他们没有太直接的接触，04年开始拍电影，我自己也在不断的调整。去参加影展别人也会给建议，有时当时觉得没什么，过了三年后突然想起来，觉得不错。我觉得我的风格正在逐渐统一的过程里。

界面：你的作品总给人孤独感，这种孤独是不是你早年的切身感受？

万玛才旦：对，这种感受很早就有。我高中毕业后就写了小说，大一发表在《西藏文学》上。那时我就有很深的孤独感，可能跟个人的气质或经历有关吧。我也有过一段时间像塔洛一样，去山上放羊，一整天看不到一个人，只有一部收音机，一本书。我想这些经历会培养一个人的孤独感。这种经历对艺术创作是很重要的，感受一下孤独，身边没有其他人，没有交流。我在《塔洛》的原著小说里没有“在山上”那段描述，原文很简单，一句话，几个月就过去了。但电影需要内容铺垫，所以扩充了这一情节，把塔洛孤独的状态强化出来。

界面：你也参与过纪录片拍摄。纪录片镜头里的西藏，和您在电影试图表现的“真实西藏”，听起来好像差不多，创作上的区别有哪些？

万玛才旦：电影和纪录片是虚构和非虚构的关系，纪录片选择一个题材，我去真实的拍就行了，当然也有主观成分在。电影的话，就是完全虚构了，所呈现的“真实”只能是细节和逻辑上的真实。

界面：你的电影几乎只用藏族演员，并且看上去他们发挥的挺好。现在有你特别欣赏的藏族演员吗，如何看待他们的演艺前景？

万玛才旦：现在还谈不上吧。藏族演员和藏语电影都还处在学习阶段，我们需要做的是发掘潜力。对于藏族演员，其实限制挺多的，我也就几年产出一部电影，整个藏语世界的电影产量也不多，他们能有多少训练机会。

界面：去参演汉语电影呢。

万玛才旦：那是中国电影的主流，但这个市场对于藏区的演员其实是很狭窄的。你的普通话水平，甚至你的长相，直接就影响到了你的演艺未来。作为演员，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小，我鼓励他们多接触不同题材的电影，哪怕是主旋律也值得去试一试。目前来说，藏族演员的生存可能都很困难。

界面：西藏或者说藏文化出现在电影里并不陌生，国内许多导演执导过这些涉藏题材，你作为藏族导演，怎么看待这些前辈的作品？

万玛才旦：有些导演处理的比较好，但有些很糟糕。这也是我学习电影的原因，涉藏题材的电影数目不少，里面问题也有很多，有的甚至连最起码的细节都处理不好，这让藏族觉得非常不真实。我学习导演电影，其实相当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此。

界面：做导演前，你的身份是作家。

万玛才旦：是。写作和电影区别很大，这和制作环境、审查制度有关。小说的面相对来说更自由，更丰富。

界面：你受西方现代派影响比较深？

万玛才旦：这是学者在文学讨论会上提出的看法，他们认为我的写作受到西方现代派和藏族民间文学的影响比较多，藏族民间文学主要是一些故事集，都是独立完整的故事连在一起，有点像《一千零一夜》。

界面：那你认为对你影响特别大的还有哪些？

万玛才旦：拉美文学吧，魔幻现实主义在藏区对作家的影响特别大。西藏文化保留着一种神秘性，发生了特别魔幻、怪异的事情，大家会觉得那是真的，所以读书的藏族人很多喜欢马尔克斯的作品。在中国，莫言、阎连科都受到拉美文学的影响，但我觉得，魔幻现实主义最成功的例子在西藏。

我的下一个电影有点类似魔幻现实主义的剧本，跟我的文学最接近。讲的是一个人在一天里经历了自己的一生，其中也有四季更替。这部电影年底开始筹备，打算明年开拍。

界面：平时读哪方面的书比较多？

万玛才旦：文学，电影。

界面：能说一本最近在读的书吗？

万玛才旦：说两本吧，前段时间在读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还有一本陈冠中写的关于西藏的书。

界面：你出生在青海的藏区，你是怎么跨越语言藩篱的？

万玛才旦：在青海和西藏，汉语几乎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我大学学的是藏语言文学专业，后来是藏汉翻译。我最早发表的是小说就是用汉字创作的《人与狗》。高中毕业后我在家乡当了几年小学老师，去大学后再给老师看，他们觉得写的不错，就投了《西藏文学》。会汉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很早就接受双语学习，西藏有一批优秀的双语作家。

界面：作家阿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提到自己对中国文学中的《诗经》、宋词都非常喜欢。同样是藏族作家，汉族文学对你有哪些影响。

万玛才旦：我学的就是文学，所以中国文学里几个主要方面我都读过。但和阿来不一样，我更偏向小说这类通俗文学一点。《红楼梦》我至少读过两三遍，《聊斋志异》也很好。当然还有现当代作家，鲁迅、郁达夫、余华、阎连科，我都爱读。

界面：这些中国文学经典也有藏文版吗？

万玛才旦：有，红楼梦已经有了藏文版，两三个版本。《水浒传》也有，而且翻译的特别好，它是集体翻译的产物，集体翻译在藏区是个惯例。当初佛经翻译成藏文也是这样，由译经院负责僧侣们集体翻译，最后一个人校正。《水浒传》就是这种模式翻译出来的，它里面的藏文特别优美。

界面：今天西藏几乎成了一个流行元素，类似文化图腾一样，出现在不少粗制滥造的文字作品。你会反感这种现象吗。

万玛才旦：有些反感。把西藏当成一个卖点，我觉得更多不是在传播藏文化，是在消费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