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樊旭

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一些东部沿海城市的人口城镇化率更是超过80%，朝发达国家的水平看齐。

但同时，我国户籍城镇化率仅为44.4%，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相差约16个百分点，即便是在城镇化率较高的东部沿海城市，户籍人口比重仍然较低，广大的流动人口未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未来，新型城镇化仍需要加快取消落户限制，缩小城乡差距，加快社保体系改革，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人力资本增值，优化经济结构，长期释放消费潜力。

一线城市城镇化率比肩发达国家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末，全国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0.6%。

分城市看，2019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四个超大城市和15个新一线城市的城镇化率达到82.95%，比全国高出近23个百分点。

其中，超过半数的城市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80%，达到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法国城镇化率为80.4%，美国为82.3%，英国为83.4%。）

排名前三的全部来自广东省。其中，早在2004年户籍居民就全部“农转非”的深圳城镇化率达到100%，佛山和东莞的城镇化率也都超过90%。这和当地的产业结构优势所展现出来的人口吸纳力有关。

以佛山为例，界面商学院发布的《2019中国城市人才品牌吸纳度50强》报告显示，佛山人才吸纳度位列全国第六，仅排在“北上广深”和杭州之后，人才吸纳潜力甚至排名全国第一。专家表示，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活跃的民营经济和优惠的人才吸纳政策相结合，让佛山的人口流入势头非常强劲。

位于西南腹地的重庆是另一匹“黑马”，其主城区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2018年（2019年数据暂未可得）就达到了90.51%，与上述广东地区城市属同一梯队。作为西南地区的龙头城市之一，重庆主城区不仅能够吸纳本市周边市县的人口流入，也是湖南、贵州等周边省份外出务工人口的优先选择。

四个超大城市中，上海和北京城镇化率略低于深圳和广州，分别录得88.1%和86.6%。由于近年来北京采取的疏散首都功能措施，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不断下降，城镇化率已连续5年维持在该水平。

上述19个城市中，西安、郑州、成都和青岛的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均为74%左右。不过，这些城市作为区域中心城市，还是显示出强劲的“附近人口吸纳能力”——郑州和成都均比其所在的河南省和四川省的城镇化率高出20个百分点左右。

人口城镇化不等于市民化

人口城镇化只是城镇化程度的一个测度指标，真正的城镇化质量高低还是要以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衡量，但在我国，公共服务往往是按照户籍人口规模配备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到2019年末，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了16.2个百分点，即在2019年仍有2.27亿人处于“人户分离人口”的状态。这些人生活和工作在城市，却不能平等享受城镇（市）的医疗、子女教育、养老等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城乡户籍二元体制。

由于各地城镇户籍人口数据暂不可知，我们简略用全部户籍人口代替，计算出各地的户籍人口比率（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测算得知，已知数据的四个超大城市和11个新一线城市的户籍人口率均值为68.72%，比人口城镇化率低14.23个百分点。

考虑到户籍人口中有一定的农村户籍人口，实际的城镇户籍人口率应该比现有数据还要低。

从排名上看，户籍人口比率排名与人口城镇化率呈现出非常不同的格局。城镇化率颇高的深圳、东莞，其户籍人口率均较低，分别为36.82%、29.66%，人口倒挂现象非常严重。

成都、南京、武汉、杭州和重庆的户籍人口率相对较高，这和近年来这些城市放宽落户的“抢人”政策密不可分。而北京和上海两个超大型城市由于对外来人口有一定控制，户籍人口率排名居中下水平。

“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化’有‘成色不足’的问题。”中金研究部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师易峘在近日发布的一份研报中称。

他指出，除了户籍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外，另外一个中国独有的现象是，即使是城镇户籍人口，但如果工作地和户籍地不匹配，在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也受到很多限制。

此外，中国大城市的城市化率和“高能”的城市群建设明显落后，“聚集”不足。 “中国只有27%的人生活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中，13%的人生活在500万人以上城市。这一比例不仅远远低于人口密度较高的日本，甚至低于‘地广人稀’的美国。”易峘称。

因此，在“新型城镇化”下，大城市的城市化率和户籍城市化率都需要提高。

不久前，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而打破户籍壁垒，正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

易峘认为，加速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5个方面的制度配套：加快取消落户限制、有序推动市民化；加速农村土地确权、流转；建设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 大力建设并完善 “商品房+公共住房”双轮驱动的住房供应体系；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全国统筹，缩小城乡差距，加快社保体系改革；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厘清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分配，这点是推动以上所有制度变化落地的关键动力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