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诞生以来，关于暴力抗争的言论一直是爱国主义的象征。在美国国父们为自由而战的年代，暴力就是号角。类似“不自由，毋宁死”、“要么给我自由，要么赐我死亡”、“对于暴君的反抗便是对于上帝的顺从”等口号响彻美国，直至今日。暴力一直被用作捍卫自由的武器，因为，正如约翰·亚当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在谈到英国人给殖民地居民的待遇时说的那样，“我们不会做他们的黑奴。”

然而，黑人的反叛与抗议活动在历史上从未被认为是对于美国民主的效忠。今天，作为对于警察暴力行为以及乔治·弗洛伊德、布伦娜·泰勒、艾哈迈德·阿尔贝里之死的回应，和平示威以及暴力活动在全美各地爆发。然而，被用来描述示威者们的词汇却是“抢劫犯”“恶棍”，有声音甚至称他们“不配做美国人”。关于通过暴力争取自由的理论一直被白人所采用，但黑人却被明确地排除在外。

1770年3月5日，在美国革命中，拥有非裔和美洲原住民血统的克里斯普斯·阿图克斯（Crispus Attucks）成为了第一个牺牲者。他只是在波士顿大屠杀期间被英军杀害的众多抗议者之一。在美国刑事法庭上帮英军辩护的正是亚当斯。在描述这宗案件时，他将被英军士兵杀害的人描述为“一群鱼龙混杂的乌合之众——一群莽夫、黑鬼、黑白混血杂种、爱尔兰佬以及稀奇古怪的水手”。他采取的策略是指控阿图克斯先动的手，并最终导致了“可怕的大屠杀”。亚当斯总结道，阿图克斯的“疯狂行为”激怒了士兵。他还称，阿图克斯一行人“听命于一个肥胖的黑白混血人，此人的相貌足以吓倒任何人”。250年后，亚当斯的话仍然体现了美国人的反抗行为中的铁律——通过暴力争取自由是白人的特权。美国历史上被历史学家定义为体现爱国主义的重要时刻，都否定了黑人的爱国主义。

如果暴力是一种政治语言，那么它就是美国白人的母语。但是，黑人在反抗行为上毫不逊色。阿图克斯就曾反抗英国的暴政。加布里埃尔·普罗瑟（Gabriel Prosser）、查尔斯·德斯隆德斯（Charles Deslondes）、奈特·杜纳（Nat Turner）等人引领的无数场黑人反抗运动都试图通过暴力争取自由。在整个20世纪中，面对白人暴徒，非裔美国人武装自己，为捍卫自由而上街游行。今天，当弗洛伊德、泰勒等许多人被警察杀害时，黑人和他们的伙伴们选择奋起抗争。

美国人总喜欢回顾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的年代，那是一个没有暴力、没有市民抗争的年代。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运动，意在回应黑人遭受的种种暴力：投票站的暴力、午餐柜台的暴力、炸毁一座内有四名黑人小女孩的教堂的暴力事件、污蔑黑人并对其施以私刑的暴力事件、在其私家车道上谋杀一名有妻儿的黑人男性的暴力事件等等。这场运动以马丁·路德·金被暗杀而结束，他的死引发了全美超过100座城市中的暴动。

驳斥诉诸暴力的人很容易，阿图克斯就曾被指控实施暴力。但那些指责以暴力行为反对不公行为的人们应当扪心自问：被压迫的人们到底该如何反对压迫者们？一个国家该如何应对持不同政见者？被压迫的人该如何获得权力？纵观历史，黑人曾使用过非暴力手段，也曾诉诸暴力、游行以及抵制活动。只有一件事情很清楚——黑人的诸多抗议形式中，没有一种是白人至上主义能允许的。尽管如此，黑人非常清楚暴力反抗的作用：暴力一定能够得到某种回应。暴力打破了现状，以及回到之前的日常的可能性。历史上的分水岭往往伴随着暴力，它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引擎，它化悲痛为愤怒，化时机为运动。

1866年12月，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曾为《大西洋月刊》撰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即便是叛乱也值得我们感激。它是一位厉害的老师，尽管它严厉可怖。”他总结道，“比叛乱更糟糕的，是导致叛乱的原因。”很多人不知道暴力是否是带来社会变革的有效方式。历史给出了我们残酷的回答：是。暴乱不仅能够放大系统里的缺陷，还能放大有力者的力量。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海地革命都是通过暴力赢得的，美国内战也是通过暴力赢得的。在今天的语境里，革命的内涵就是全国性的叛乱让黑人能够享有完整的自由和人权。

前几天晚上，我在看铺天盖地的关于抗议的新闻。我也想走上街头。我感到无助。但我刚生过孩子，街上的事情我也无法插足。我给母亲打了电话，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她说，“1968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大暴动（起因是马丁·路德·金被杀）期间，我正在上大学。活着就好，总会有下一次机会的。”历史告诉我，她或许是对的。暴动或许暂时是暴力的，它来得快而凶猛，但它可能会变成一场革命。它也或许缓慢而旷日持久，但等革命成熟之日，它会带来不容否认的变革。

本文原载于《大西洋月刊》，作者Kellie Carter Jackson是韦尔斯利学院非洲研究助理教授。

（翻译：王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