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W·H·奥登在《马萨诸塞州评论》发表《诗人与城市》，他谈到了四个“使得艺术道路比过去更为困难”的世界观问题，其中，第四个是：

作为具有启示性的个人行为范围的“公共领域”消失殆尽。对于（古）希腊人来说，私人领域是生活的领域，它是维持生命的必要性所支配，而公共领域则是自由的领域，在其中，人们可以将自己向他人敞开。今天，"私人的"和"公共的"这样的术语意义已经颠倒：公共生活必需是非个人的生活，是人履行其社会职能的地方，而人在其私人生活中才可以自由地成为个人自我。结果，艺术，尤其是文学，失去了主要的传统人性主题，即人是行动的人、公共行为的实施者。

重返春天的权利

王琛

以往，春节回到山东，我一坐下，我奶奶张玉英就开始讲述本地人的死亡。总是如此，一进腊月，春节前后，那些病弱的老人就要纷纷死去，过了春节，等到我要离家，那些死亡仍在继续。我奶奶今年 85 岁了，当她谈到那些离世的老人时语调越来越落寞。我试图了解但终究不能接近她的感受：她在世界上认识的人一个一个消失，只剩下了漫长的记忆和衰老的身体。

我也快了，最后她总是这样补一句。

这场病什么时候完？张玉英时不时地问。她从电视上和人们的口罩上了解到那样一个模糊的印象：情况紧张，她不掌握「病毒」这个词，也不知道每天都有人死去，那数字远远多过本地的老人。我坐在屋里，拿着手机，对着电脑，她就坐在我的身边，我们坐得那么近，我们说着一样的方言，我们之间却像隔着一条宽阔的河流。

你什么时候走？张玉英每天都问一句。

我不知道。我这么答。我是真不知道，我们公司说暂时在家办公。我在杂志社工作，月刊，我在老家待着，思考怎么写文章，我现在写的文章就是要发在 3 月。我们的杂志厚厚一叠，很沉，闪光，封面上一般都是大明星。有时候我一觉醒来看见沙发上的杂志封面就觉得有点儿恍惚，甚至在办公室或者理发店遇到它也一样。我跟这些明星是什么关系？怎么他们摆出很酷的动作，我也写了点东西印在了上面？我写的东西是给谁看？我想说明什么？我能相信自己吗？我能相信我写下的东西吗？

在我奶奶张玉英的认知里，因为有工资可领，所以我是在为「公家」服务。她很为这一点高兴，她能提供的建议是要服从「公家」的安排，不要怕吃亏，更不要添麻烦。但我拿不准，从毕业到现在九年了，我换了好几份工作。报社，杂志，网站，每一家我都拿不准是「公家」还 是「私家」。一个写作者为他自己的内心服务。如果真是这样，我是一直在服务于我自己吗？

我的笔记本里记录了很多我奶奶张玉英的事情。我一直在写她。现在我看着她的脸，她说话的时候带着蠕动的皱纹正视着我，像是看着陌生人那样看着我。她的脸是一种木然的或者说庄严的色彩，就像刚刚经受了某种审判而她宣告了自己接受一切。我确信她真的衰老了。她起身走路时动作颤颤巍巍的，两腿向外弯曲，形成一定程度的外八字，她本能地轻轻张开两臂，脸向前探，走在平坦的水泥地上挪动两腿时也像是走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上，看起来随时要摔倒。有时她会继续走几步坐到沙发上。她不会很充分地占据沙发，总是将屁股轻轻放在沙发的边缘，身体侧着，呈现出随时要起身的姿态，就像是过路人偶然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歇脚。她有时将两手摆在膝头，有时又将它们拿到身体两侧，指尖刚好搭在沙发上。有时她也将一只手抬起来，放在脸颊一侧，轻轻抚摸。她的脸上布满粗细不同的线条，使我想起屋檐下被雨水浸泡过的墙壁。她的手在脸上上下摸索，头轻微地移动，跟着我走路的方向。她的目光常常显示出疑惑，好像我在讲的是她听不懂的语言。

死到底是什么？这么些年，从 20 岁到 30 岁，这个无解的问题一直在我心头颤动着。死是什么？你怕死吗？我问我奶奶。

死就是死，她说，死还能是什么？

我起身下楼，戴了口罩，到我们这里的巷子里和街道上走。巷子是水泥的灰色，二十年前建起来，走向是横竖垂直，如果走神我会走错，不止一次。巷子口的平房上有一条浅黄色的狗，它按照我们这里的习惯一生被困在平房上，起到看家的作用。它站在房顶边缘，两只前爪扶住房檐，尽力低下头伸向我，它的吼叫声因此来到我的脸上。有时我会走上前站住，我的对视提高了它的兴奋，它张开嘴巴，红色的舌头因此甩了出来。

回北京前这几天，春天已经来了，但这是个跟以往不同的春天。以往，春节的鞭炮炸裂后的纸屑像雪花那样铺满了街道，空气里一股火药味，经久不散，很小的时候我就记住了那种有点儿酸的味道，但今年一片寂静，无人点燃鞭炮，我没有闻到它。我们这里是山东和江苏交界，在北京和上海的中间位置，春天因此来得清楚，元宵时的夜风往往有神秘的暖意了，记忆里的脸上是一种热烘烘的感觉。今年很冷，那暖风偏偏没有。

我在街上走，行人不多，普遍戴着口罩，形色匆匆。我努力回忆这里最早的景观。记得上学的路上有一片树林。真正的小，几排稀稀拉拉的树木，槐树、杨树、低矮的草丛，形状各异的土堆。有个说书人定期出现，中年模样，大概是五天一次，频率跟此地村镇的集市一致。我能想起他模糊的脸，很扁很大。说书人骑着自行车，带了一个水壶，估计容量很大，因为他要讲大半天；一个马扎或者木凳，他坐在上面，面朝围坐在一周高高低低的群众。那个场景跟后来我在城市里见到弹吉他的流浪歌手是一样的。说书人讲的是封神演义之类的故事，我没仔细听过，就算仔细听了也没记住，我要去上学，只能停下看几秒。我看着说书人的神态，我看着那些观众，他们注视着说书人的脸孔和手势，有时笑出来有时瞪大了眼睛。我记住的不是说书人的故事，而是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神情。

普鲁斯特说，人只能根据留存下来的生活来理解生活。他说的留存正是记忆。这个春天的街上空空荡荡，我在这空空荡荡里寻找记忆。当这里正处于城郊和田野的交界时，我 10 岁，一路小跑就来到了河流边的麦田。当时没有相机，到达农田的弯曲小路我只好保存在大脑里。我在那片农田里踢过几次足球，我记得麦苗已经比膝盖更高，真难想象足球怎么滚动。我损坏了多少麦苗？我只记得种田的老人隔着河流咒骂我们，也许还扔了石块过来。到了黄昏，我在田野里逗留，气温下降，光线变暗，大地的能量在消退。有时我带着火柴在枯草里放一把火。月亮出来时，我妈已经做好了饭，她走到路边，远远喊我的名字。我扑灭火苗，一路跑回家。

我在街上走着。2020 年春夜，整条街道的店铺都关着。我的记忆来到我的少年时代，这里是几家游戏厅和网吧。我逃课进去，专注于一款叫作「半条命」的游戏。我的技术很差，总是选择警察的身份，不考虑战术，抱着枪一路跑到一个仓库的正门，扔了炸弹，接着往里跑。每个方向上都可能有敌人，我常常不知道被谁打死。偶尔运气好，能打死一两个人，运气不好，寿命就是一两分钟。一个下午差不多我要死去两百次。看上去我是个一根筋的人，我似乎迷恋那种持枪正面冲锋的感觉———走过去很危险还是忍不住往前走———它不是什么进攻战术，也不是刻意追求悲壮，只是一种冒险的快感。没有成本：你会中枪死去，没问题，你还能复活，一再中枪，一再复活。

复活轻而易举，游戏里没有真正的死。可在现实里，在时间的街道上，肉眼凡胎，生老病死，人的躯体比想象中脆弱。我的手指摩挲着手机的屏幕，看着那些远方的死亡信息。我想象着那些呻吟的喘息的陌生身体，站在路口，想到了我的伯父。他夏天中风了，随之偏瘫。他在医院住在康复科不肯走，希望医生将他立即治好。我去看过一回，那次他是乐观的，也会笑出来，那笑有些自嘲的意味。我们那里去年夏天的雨水很多，许多路口淹没了，雨水退去，他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秋天再见面，一说话他就捂住脸哭起来。短短几天我见他哭了三次。从小我见他不多，在他人的讲述里我知道他从来自信，一生乐于展示自己对于事物的控制力，比如在除夕他一定要将鞭炮缠绕在沉重的竹竿上，高高举向天上。

还有一位偏瘫的邻居，也是一夜之间就像破房子一样塌陷了。从前他是一个呼风唤雨的包工头，争夺工程时不惮于搏命，我听说他曾经藏有猎枪。中风以后他顽强地练习走路，走得很慢，太慢，我骑车出去转一圈回来，他好像还在原地。他的一半身体耷拉着，另一半身子发力，好像他的两半身体要讨论很久才能统一迈出一步。

在街道上我还记得一位轮椅上的老太太，我记得她须发灰白，没人照料，一只脚点地发力，把整个轮椅和自己往后推，她将自己在黄昏里一点点地推到路边的斜坡。秋天里我几次遇见她，刚好她都在那样后退。我记得她的动作更像在运转一个复杂的机械工程。她大概是这条街上速度最慢的一个老人了。

作为景观，这些衰老留在我的记忆里。秋天，我去了一次街道尽头的广场，录了一段影像。现在打开，在音乐声里，一个四五岁模样的小女孩踩着脚踏车在广场舞的方阵里穿梭不息，人群则无视这个孩子，他们跟着音乐投入地舞动着身体。小女孩几次停下来，弯腰检查车轮，检查完了接着继续穿梭。

我反复看着这段影像，看着这个陌生的小孩。她会长大，会上学，也许会离开这里，也许不会。她会记得童年的秋夜里此间的穿梭吗？我不知道。至少她的四肢会延长，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它们自由地随她支配。她的身体将经历人世的一切，直到衰老。

在《痛苦的中国人》里，彼得·汉德克说「：少费些力气去寻找那些尚存的东西，而要更多在意那些已经丢失的东西；那些不可挽回的、消失了的——那些被劫走的——那些已经完全腐烂了、同时却又作为空穴继续存在的空位或空缺。」

当这个陌生的小女孩长大，她会像我这样在此地走来走去吗？在了解了死的必然以后，她也会四处寻找过去的声音和图景，寻找记忆以填满自己惶惑不安的心吗？

我在家里待得太久，几乎忘掉了日期。我回到屋里，坐在桌前打字，我衰老的奶奶坐在一边，叙述着那些重复的往事。她认识的字不超过二十个，因此她向我谈到一九六几年背诵毛主席语录的事情时我十分惊奇。当时我爸爸只有几岁，高烧，我奶奶带他来到医院，按照当时的规矩，开药之前必须背诵毛主席语录。当时我爸烧得不行了，我奶奶急得说不出话，越急越背不出来。她快哭出来了，翻来覆去地，她重复着语录里的一句话：排除万难，不怕牺牲。

说到这里的时候当时的绝望似乎突然重新来到了面前，张玉英不住地叹气，她的脸皱了起来，她似乎试图躲避记忆，就像在躲避什么难闻的气味。

我想，这可怎么办呢，她向我回忆着，她将两只手掂了起来，她站在我的面前走动，试图复原当时的情况：60 年代，她抱着高烧的儿子，不能背诵的焦虑使她在人民公社的诊所里转起了圈儿。

如今，从三十多岁来到八十多岁，我奶奶真的老了，嘴角控制不住口水，每隔一会儿就漏出几滴，使我想到冬天的屋檐，雪水融化，淅淅沥沥。看起来她已经习惯了那种节奏。她将两脚放在热水盆里，她的口水离开嘴角，直接滴进水盆，产生了「啪嗒」的声音。

晚上，整个房间里悄无声息，只有这声音嘀嗒嘀嗒。这是个不一样的春天，我们这里从没这么寂静过。无一例外，以往这里从来都是一个充满声音的世界，从小就是。我总是在声音里睡着又在声音里醒来。我再次回想起我的少年时代，我住在镇医院的产房隔壁，女人的生产以声音的形状留在我的黑夜里。

在这寂静的春夜里我现在回想那些声音：那些小声的抽泣，悠长的破音的尖叫，热水倒进暖水瓶般的模糊呜咽。因为痛苦，有的产妇会将头撞在墙壁上，我听见咚咚咚咚的沉重撞击。那种痛苦似乎也来到我的心里，我站在地上，手指摩挲着墙壁，我继续听。轻微的金属器具碰撞声，叹息，粗重的喘气，撕扯卫生纸的沙沙声，女人痛到极点的似乎是咬牙切齿的咒骂，有气无力的脏话，如果有脏话就会有医生的训斥，训斥后的抚慰声，水盆接水的哗哗啦啦，产床床脚摩擦地面的吱呀声，开门声，风声，鞋底在地面上的刷刷声，衣服布料的摩擦声，膝关节的扭动声，脚跟拍打床面的震颤。

自然，最不一样的是婴儿初生的啼哭。婴儿的哭声是我记忆中的烟花，是一道接一道突然射到黑夜里的光柱。

春天回来了，我在春夜里这样想着。我想着世上跟我一样还活着的人，有人风烛残年，有人呱呱落地，也有人跟我一样，打量着自己，心里想着命运这回事情。「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我也想着那些在冬天不幸死去的人，那些所有的陌生的人。死者留在冬天，他们失去了重返春天的权利。

文章首发于《时尚先生esquire》2020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