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重返春天的权利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重返春天的权利

死者留在冬天,他们失去了重返春天的权利。

1962年,W·H·奥登在《马萨诸塞州评论》发表《诗人与城市》,他谈到了四个“使得艺术道路比过去更为困难”的世界观问题,其中,第四个是:

作为具有启示性的个人行为范围的“公共领域”消失殆尽。对于(古)希腊人来说,私人领域是生活的领域,它是维持生命的必要性所支配,而公共领域则是自由的领域,在其中,人们可以将自己向他人敞开。今天,"私人的"和"公共的"这样的术语意义已经颠倒:公共生活必需是非个人的生活,是人履行其社会职能的地方,而人在其私人生活中才可以自由地成为个人自我。结果,艺术,尤其是文学,失去了主要的传统人性主题,即人是行动的人、公共行为的实施者。

重返春天的权利

王琛

以往,春节回到山东,我一坐下,我奶奶张玉英就开始讲述本地人的死亡。总是如此,一进腊月,春节前后,那些病弱的老人就要纷纷死去,过了春节,等到我要离家,那些死亡仍在继续。我奶奶今年 85 岁了,当她谈到那些离世的老人时语调越来越落寞。我试图了解但终究不能接近她的感受:她在世界上认识的人一个一个消失,只剩下了漫长的记忆和衰老的身体。

我也快了,最后她总是这样补一句。

这场病什么时候完?张玉英时不时地问。她从电视上和人们的口罩上了解到那样一个模糊的印象:情况紧张,她不掌握「病毒」这个词,也不知道每天都有人死去,那数字远远多过本地的老人。我坐在屋里,拿着手机,对着电脑,她就坐在我的身边,我们坐得那么近,我们说着一样的方言,我们之间却像隔着一条宽阔的河流。

你什么时候走?张玉英每天都问一句。

我不知道。我这么答。我是真不知道,我们公司说暂时在家办公。我在杂志社工作,月刊,我在老家待着,思考怎么写文章,我现在写的文章就是要发在 3 月。我们的杂志厚厚一叠,很沉,闪光,封面上一般都是大明星。有时候我一觉醒来看见沙发上的杂志封面就觉得有点儿恍惚,甚至在办公室或者理发店遇到它也一样。我跟这些明星是什么关系?怎么他们摆出很酷的动作,我也写了点东西印在了上面?我写的东西是给谁看?我想说明什么?我能相信自己吗?我能相信我写下的东西吗?

在我奶奶张玉英的认知里,因为有工资可领,所以我是在为「公家」服务。她很为这一点高兴,她能提供的建议是要服从「公家」的安排,不要怕吃亏,更不要添麻烦。但我拿不准,从毕业到现在九年了,我换了好几份工作。报社,杂志,网站,每一家我都拿不准是「公家」还 是「私家」。一个写作者为他自己的内心服务。如果真是这样,我是一直在服务于我自己吗?

我的笔记本里记录了很多我奶奶张玉英的事情。我一直在写她。现在我看着她的脸,她说话的时候带着蠕动的皱纹正视着我,像是看着陌生人那样看着我。她的脸是一种木然的或者说庄严的色彩,就像刚刚经受了某种审判而她宣告了自己接受一切。我确信她真的衰老了。她起身走路时动作颤颤巍巍的,两腿向外弯曲,形成一定程度的外八字,她本能地轻轻张开两臂,脸向前探,走在平坦的水泥地上挪动两腿时也像是走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上,看起来随时要摔倒。有时她会继续走几步坐到沙发上。她不会很充分地占据沙发,总是将屁股轻轻放在沙发的边缘,身体侧着,呈现出随时要起身的姿态,就像是过路人偶然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歇脚。她有时将两手摆在膝头,有时又将它们拿到身体两侧,指尖刚好搭在沙发上。有时她也将一只手抬起来,放在脸颊一侧,轻轻抚摸。她的脸上布满粗细不同的线条,使我想起屋檐下被雨水浸泡过的墙壁。她的手在脸上上下摸索,头轻微地移动,跟着我走路的方向。她的目光常常显示出疑惑,好像我在讲的是她听不懂的语言。

死到底是什么?这么些年,从 20 岁到 30 岁,这个无解的问题一直在我心头颤动着。死是什么?你怕死吗?我问我奶奶。

死就是死,她说,死还能是什么?

我起身下楼,戴了口罩,到我们这里的巷子里和街道上走。巷子是水泥的灰色,二十年前建起来,走向是横竖垂直,如果走神我会走错,不止一次。巷子口的平房上有一条浅黄色的狗,它按照我们这里的习惯一生被困在平房上,起到看家的作用。它站在房顶边缘,两只前爪扶住房檐,尽力低下头伸向我,它的吼叫声因此来到我的脸上。有时我会走上前站住,我的对视提高了它的兴奋,它张开嘴巴,红色的舌头因此甩了出来。

回北京前这几天,春天已经来了,但这是个跟以往不同的春天。以往,春节的鞭炮炸裂后的纸屑像雪花那样铺满了街道,空气里一股火药味,经久不散,很小的时候我就记住了那种有点儿酸的味道,但今年一片寂静,无人点燃鞭炮,我没有闻到它。我们这里是山东和江苏交界,在北京和上海的中间位置,春天因此来得清楚,元宵时的夜风往往有神秘的暖意了,记忆里的脸上是一种热烘烘的感觉。今年很冷,那暖风偏偏没有。

我在街上走,行人不多,普遍戴着口罩,形色匆匆。我努力回忆这里最早的景观。记得上学的路上有一片树林。真正的小,几排稀稀拉拉的树木,槐树、杨树、低矮的草丛,形状各异的土堆。有个说书人定期出现,中年模样,大概是五天一次,频率跟此地村镇的集市一致。我能想起他模糊的脸,很扁很大。说书人骑着自行车,带了一个水壶,估计容量很大,因为他要讲大半天;一个马扎或者木凳,他坐在上面,面朝围坐在一周高高低低的群众。那个场景跟后来我在城市里见到弹吉他的流浪歌手是一样的。说书人讲的是封神演义之类的故事,我没仔细听过,就算仔细听了也没记住,我要去上学,只能停下看几秒。我看着说书人的神态,我看着那些观众,他们注视着说书人的脸孔和手势,有时笑出来有时瞪大了眼睛。我记住的不是说书人的故事,而是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神情。

普鲁斯特说,人只能根据留存下来的生活来理解生活。他说的留存正是记忆。这个春天的街上空空荡荡,我在这空空荡荡里寻找记忆。当这里正处于城郊和田野的交界时,我 10 岁,一路小跑就来到了河流边的麦田。当时没有相机,到达农田的弯曲小路我只好保存在大脑里。我在那片农田里踢过几次足球,我记得麦苗已经比膝盖更高,真难想象足球怎么滚动。我损坏了多少麦苗?我只记得种田的老人隔着河流咒骂我们,也许还扔了石块过来。到了黄昏,我在田野里逗留,气温下降,光线变暗,大地的能量在消退。有时我带着火柴在枯草里放一把火。月亮出来时,我妈已经做好了饭,她走到路边,远远喊我的名字。我扑灭火苗,一路跑回家。

我在街上走着。2020 年春夜,整条街道的店铺都关着。我的记忆来到我的少年时代,这里是几家游戏厅和网吧。我逃课进去,专注于一款叫作「半条命」的游戏。我的技术很差,总是选择警察的身份,不考虑战术,抱着枪一路跑到一个仓库的正门,扔了炸弹,接着往里跑。每个方向上都可能有敌人,我常常不知道被谁打死。偶尔运气好,能打死一两个人,运气不好,寿命就是一两分钟。一个下午差不多我要死去两百次。看上去我是个一根筋的人,我似乎迷恋那种持枪正面冲锋的感觉———走过去很危险还是忍不住往前走———它不是什么进攻战术,也不是刻意追求悲壮,只是一种冒险的快感。没有成本:你会中枪死去,没问题,你还能复活,一再中枪,一再复活。

复活轻而易举,游戏里没有真正的死。可在现实里,在时间的街道上,肉眼凡胎,生老病死,人的躯体比想象中脆弱。我的手指摩挲着手机的屏幕,看着那些远方的死亡信息。我想象着那些呻吟的喘息的陌生身体,站在路口,想到了我的伯父。他夏天中风了,随之偏瘫。他在医院住在康复科不肯走,希望医生将他立即治好。我去看过一回,那次他是乐观的,也会笑出来,那笑有些自嘲的意味。我们那里去年夏天的雨水很多,许多路口淹没了,雨水退去,他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秋天再见面,一说话他就捂住脸哭起来。短短几天我见他哭了三次。从小我见他不多,在他人的讲述里我知道他从来自信,一生乐于展示自己对于事物的控制力,比如在除夕他一定要将鞭炮缠绕在沉重的竹竿上,高高举向天上。

还有一位偏瘫的邻居,也是一夜之间就像破房子一样塌陷了。从前他是一个呼风唤雨的包工头,争夺工程时不惮于搏命,我听说他曾经藏有猎枪。中风以后他顽强地练习走路,走得很慢,太慢,我骑车出去转一圈回来,他好像还在原地。他的一半身体耷拉着,另一半身子发力,好像他的两半身体要讨论很久才能统一迈出一步。

在街道上我还记得一位轮椅上的老太太,我记得她须发灰白,没人照料,一只脚点地发力,把整个轮椅和自己往后推,她将自己在黄昏里一点点地推到路边的斜坡。秋天里我几次遇见她,刚好她都在那样后退。我记得她的动作更像在运转一个复杂的机械工程。她大概是这条街上速度最慢的一个老人了。

作为景观,这些衰老留在我的记忆里。秋天,我去了一次街道尽头的广场,录了一段影像。现在打开,在音乐声里,一个四五岁模样的小女孩踩着脚踏车在广场舞的方阵里穿梭不息,人群则无视这个孩子,他们跟着音乐投入地舞动着身体。小女孩几次停下来,弯腰检查车轮,检查完了接着继续穿梭。

我反复看着这段影像,看着这个陌生的小孩。她会长大,会上学,也许会离开这里,也许不会。她会记得童年的秋夜里此间的穿梭吗?我不知道。至少她的四肢会延长,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它们自由地随她支配。她的身体将经历人世的一切,直到衰老。

在《痛苦的中国人》里,彼得·汉德克说「:少费些力气去寻找那些尚存的东西,而要更多在意那些已经丢失的东西;那些不可挽回的、消失了的——那些被劫走的——那些已经完全腐烂了、同时却又作为空穴继续存在的空位或空缺。」

当这个陌生的小女孩长大,她会像我这样在此地走来走去吗?在了解了死的必然以后,她也会四处寻找过去的声音和图景,寻找记忆以填满自己惶惑不安的心吗?

我在家里待得太久,几乎忘掉了日期。我回到屋里,坐在桌前打字,我衰老的奶奶坐在一边,叙述着那些重复的往事。她认识的字不超过二十个,因此她向我谈到一九六几年背诵毛主席语录的事情时我十分惊奇。当时我爸爸只有几岁,高烧,我奶奶带他来到医院,按照当时的规矩,开药之前必须背诵毛主席语录。当时我爸烧得不行了,我奶奶急得说不出话,越急越背不出来。她快哭出来了,翻来覆去地,她重复着语录里的一句话:排除万难,不怕牺牲。

说到这里的时候当时的绝望似乎突然重新来到了面前,张玉英不住地叹气,她的脸皱了起来,她似乎试图躲避记忆,就像在躲避什么难闻的气味。

我想,这可怎么办呢,她向我回忆着,她将两只手掂了起来,她站在我的面前走动,试图复原当时的情况:60 年代,她抱着高烧的儿子,不能背诵的焦虑使她在人民公社的诊所里转起了圈儿。

如今,从三十多岁来到八十多岁,我奶奶真的老了,嘴角控制不住口水,每隔一会儿就漏出几滴,使我想到冬天的屋檐,雪水融化,淅淅沥沥。看起来她已经习惯了那种节奏。她将两脚放在热水盆里,她的口水离开嘴角,直接滴进水盆,产生了「啪嗒」的声音。

晚上,整个房间里悄无声息,只有这声音嘀嗒嘀嗒。这是个不一样的春天,我们这里从没这么寂静过。无一例外,以往这里从来都是一个充满声音的世界,从小就是。我总是在声音里睡着又在声音里醒来。我再次回想起我的少年时代,我住在镇医院的产房隔壁,女人的生产以声音的形状留在我的黑夜里。

在这寂静的春夜里我现在回想那些声音:那些小声的抽泣,悠长的破音的尖叫,热水倒进暖水瓶般的模糊呜咽。因为痛苦,有的产妇会将头撞在墙壁上,我听见咚咚咚咚的沉重撞击。那种痛苦似乎也来到我的心里,我站在地上,手指摩挲着墙壁,我继续听。轻微的金属器具碰撞声,叹息,粗重的喘气,撕扯卫生纸的沙沙声,女人痛到极点的似乎是咬牙切齿的咒骂,有气无力的脏话,如果有脏话就会有医生的训斥,训斥后的抚慰声,水盆接水的哗哗啦啦,产床床脚摩擦地面的吱呀声,开门声,风声,鞋底在地面上的刷刷声,衣服布料的摩擦声,膝关节的扭动声,脚跟拍打床面的震颤。

自然,最不一样的是婴儿初生的啼哭。婴儿的哭声是我记忆中的烟花,是一道接一道突然射到黑夜里的光柱。

春天回来了,我在春夜里这样想着。我想着世上跟我一样还活着的人,有人风烛残年,有人呱呱落地,也有人跟我一样,打量着自己,心里想着命运这回事情。「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我也想着那些在冬天不幸死去的人,那些所有的陌生的人。死者留在冬天,他们失去了重返春天的权利。

文章首发于《时尚先生esquire》2020年3月刊。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表情
您至少需输入5个字

评论 0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为你推荐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