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蒋悦

经济学有好坏之分吗？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 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对此的回答是：有。随着社会观点逐渐“部落化”，人们关于社会问题的对话空间正在缩小。低技术移民等于“强盗”，保护主义关税能抵御“中国冲击”，福利会助长穷人好吃懒做等观点，在某些政客的渲染下变得根深蒂固。

在《好的经济学》（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中，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表示，很多政策都是站在好经济学或坏经济学的肩膀之上。坏的经济学支撑了对富人的慷慨、对穷人的苛刻，通过制造贫富之间的对立，致使两极差距愈加悬殊，穷人变得越来越愤怒和懒惰。而最好的经济学往往是最不刺耳的，它将基于人类行为和其他理论抽丝剥茧，以还原事实的全貌。

经济学是如何被错用的？什么样的社会政策是“坏的经济学”？基于《好的经济学》一书，本文将从移民、关税和社会福利这三个切面逐一探讨。

移民会抢占本地居民的工作吗？

对移民的经济分析常常始于一种颇具迷惑性的三段论，即世界上到处都是穷人，如果他们有机会去到一个能赚到更多钱的地方，就会选择背井离乡，来到富裕的国家，拉低当地居民的工资水平。唐纳德·特朗普所坚称的美国已经“满员”，应通过限制移民来保护本地劳工的权益，便是基于这个逻辑。

这种论点之所以吸引人，是因其完全符合供需理论——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将使供需平衡点右移，拉低所有人的工资水平，从而使本地工人蒙受损失。

该理论假定了劳动力需求是恒定不变的，但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迪弗洛指出，移民的涌入不仅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同时也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新移民需要消费，吃饭、购物、理发等日常需求将创造新的就业，这些工作大多适合低技术人群，能平衡劳动力供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影响劳动力供需的因素复杂，仅靠赶走移民并不能改善本地居民的就业状态。1964年，在农场做短工的墨西哥移民因被怀疑损害了当地居民的工资而被逐出加利福尼亚。然而，当地人没有因为移民的离开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由于曾严重依赖移民的农场为使其生产不受劳工流动的影响，而着手实施了生产的全面机械化。此前，农场的机械化进程非常缓慢。在1964年，也就是墨西哥短工被赶走的那一年，收割机在加州的使用率还是0，而到了1967年，其使用率激增至100%。

劳动力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迪弗洛认为，移民的涌入会为当地低技术人口找到新的地位，促使其职业升级。以丹麦为例。丹麦的低技术工人最终受益于移民的涌入，其部分原因是移民使他们能够改变自己原有的职业。在有大量移民的地方，更多的本地低技术工人的工作从体力劳动转为非体力劳动，并开始从事更复杂、需要更多交流和技术性的工作。

与其说“移民三段论”是基于众所周知的经济学理论，不如说它是利用了人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制造了本地人和移民之间本不存在的矛盾。基于此所制定的政策，还会是“好的”吗？

保护主义关税能保护谁？

除去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关税也被用作本国产业的保护网，用以调节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保护和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但它更常沦为政客的工具，用以达成其政治目的。比如，随着新冠疫情在美国蔓延，特朗普于再次提起要用关税“惩罚”中国。

在特朗普看来，征收关税是解决贸易负面影响的良策。但是，最先遭到惩罚的恐怕是美国低竞争力的穷人。

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迪弗洛认为，相较于较小和贫穷的国家来说，美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中的受益相当小，但如今重新引入关税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并没有帮助，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反而会造成一波新的失业潮。据调查，美国有1/5的农产品用于出口，在2019年，中国更是独力购买了其16%的出口农产品。而据美国农业部估计，农业出口在2016年为美国创造了100多万个就业岗位。若与中国打贸易战，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国的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劳工。

许多因行业衰退而被辞退的人也很难重振旗鼓，因为黏性经济导致他们无法进入新行业，或是搬到新的地区重头再来。对于年纪大的工人来说，情况将更为糟糕。此时，即便政府向受到关税负面影响的企业提供补贴也无济于事。如果一家企业已走向衰退，减税并不足以说服它们停止裁员。

某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将迁居和换工作视为常理，如果人们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迪弗洛表示，这种看法影响了社会政策，并在“失败者”和其他人之间制造冲突。在政治的博弈中，让穷人承担了反噬，这样的社会政策还是“好的”吗？

社会福利会不会助长懒惰？

总有声音提醒，“社会福利会把穷人变成一无是处的废物（good for nothing）”。罗纳德·威尔逊·里根便曾在1986年宣称是福利导致了“反贫困战争”的失败。持这类观点的人认为，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没有抱负，且缺少实现目标的意愿，一旦给穷人某个借口，他们就会停止工作，等待施舍。

甚至于穷人自己也认可这一看法。曾有人采访了印度的1200户家庭，询问他们喜欢现金援助还是食物援助。有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喜欢食物而非现金。问及原因，1/3喜欢食物的家庭表示，这可以防止自己受到滥用现金的诱惑。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一书曾描述了许多极度贫困的摩洛哥人，把对电视机的需求排在食物前面。他们对食物的选择也并非基于实用性、能填饱肚子等原则，而是在乎其味道是否可口。

这些证据似乎都指向了“穷人是非理性的，他们不配得到资助”。但最近的大量研究发现，随机挑选的赤贫者从政府项目获得资金后，的确花了很大一部分在购买食物上。抛开个例，没有数据能证明对穷人的担忧是正确的。截至2014年，已有119个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不同形式的“无条件现金援助计划”，52个国家实施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共有10亿人参加了至少一项计划。根据所有实验数据，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穷人会把政府救济金浪费到满足不切实际的欲望上。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迪弗洛曾问过受访者，如果“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每年为其提供13000美元，他们是否会停止工作或停止找工作。对此，87%的人表示不会，他们表示，找工作不仅仅是需要钱来维持生活，还因为工作能给他们带来使命感、归属感和尊严。

事实上，社会福利计划的受益者远没有预期中的普遍，有很多穷人因为福利计划的规则繁复而错过了申请，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对于自己能否被福利计划选中不抱任何希望。正如《贫穷的本质》一书中所说：“我们眼中的穷人世界，常常是一片失去机遇的土地。我们会好奇，为什么他们不把买那些东西的钱攒下来，将钱投入到真正能使他们过得更好的地方？然而，穷人会更加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怀疑其生活产生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

要使贫困家庭真正走上富有成效的工作轨道，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资助，还需要用穷人不太习惯的尊重来对待他们，使其认识到自身的潜力。这需要扶贫计划对救济领取的便捷性和穷人心理层面等因素进行通盘考量，以避免它演变为政策制定者居高临下的施舍。

例如，国际组织第四世界扶贫运动（ATD Fourth World）旗下的初创公司TAE致力于为极度贫困的人们提供稳定工作。该公司将这些赤贫者视为普通员工，给他们分配任务、安排工作，并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展例会，讨论问题。这些任务大多为清洁服务、建筑和电脑维护。工作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人们在完成过程中所获得的尊重感、参与感将使其逐渐重拾工作的积极性。

非政府组织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BRAC）也遵循着同样的理念。BRAC注意到，在其开展业务的农村里，极端贫困的人往往被BRAC的许多项目排除在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该组织通过向村里的赤贫者提供生产资料（如牛或山羊），并在之后的18个月时间里，从情感、社交和经济方面为他们提供支持，训练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资产。在七个国家开展的随机对照实验发现，与没有参与该项目的对照组相比，参与人群消费更多，拥有更多资产，从游离于社会边缘的极端贫穷人群变成正常的穷人。

 “如果一个社会保护体系以麻木不仁的态度去对待那些急需帮助的人，那无异于在惩罚受助者，受助者也会竭尽全力避免与这套体系发生任何联系。”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迪弗洛写到。只有把尊重和理解写进社会政策，缓解对立而不是制造对立，方能迈向更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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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好的经济学》

作者：[美] 阿比吉特·班纳吉，[法] 埃斯特·迪弗洛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