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我，豪尔赫，在这路边等公交车安全吗？”我坐在出租车里，把手肘架在打开的车窗上，摆出一个故作随意的姿势，与此同时注视着混乱的交通和四散的柴油车尾气。这个司机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当然不安全啦。要不……”

当这辆车在街角绕行时，在我们前方的是警用的黄色警戒线。整个绿树成行的街区——首都圣萨尔瓦多最繁华的地区之一——被封锁起来，空空荡荡的街上只能看到几名警察和一辆公交车。

我能一眼辨别出这是一辆老旧的美国校车，曾经是黄色的，现在被刷上亮红、亮绿和亮蓝色，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在中美洲成了一辆公共汽车。在这一次的重生中，它成了凶杀现场。这里离我昨天跟朋友步行参加生日聚会的地方，仅隔了一个街区。

“又死了一个人。”呼吸没有变得急促，脸部表情也显得云淡风轻——豪尔赫几乎没有给出任何多余的反应，就将车子掉头驶入了一条小巷。

在萨尔瓦多，过去10年“和平时期”的谋杀率几乎比全世界的其他国家都要高。由团伙暴力事件导致的谋杀率仍在不断上升，2015年这一数字比上一年骤增了67%。平均每天有18人因他杀丧命，而这个国度的人口总数（2013年数据显示为630万人）甚至还没有美国的马塞诸萨州多。

如果你每天早上都不得不玩一把俄罗斯轮盘赌，你的生活将以何种不同的方式展开？如果你在7B路公交车上遭遇了抢劫，随后又在26路上再次被抢劫，你的生活又将有何不同？你只能说是自己运气不好。

想象一下，一位出租车司机，在萨尔多瓦唯一一家为穷人开设的三级健保医院门口接上一位带着孩子的妇女。“我现在没有现金，”这个年轻的妇女说：“但是当我们到家时，我能给你付钱。”但到了目的地后，和年轻妇女一伙的犯罪分子开始袭击出租车，然后将司机拥有的一切洗劫一空。这些事情在萨瓦尔多已经见怪不怪了。

如果在伦敦或者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也要每天发生18起凶杀案，那会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体验？萨尔瓦多人生活在一个帮派暴力横行的世界中，敲诈勒索案件的数量正在攀升，而萨瓦尔多政府采取的酷刑制裁手段也无法真正将暴力连根拔起。

萨瓦尔多人已经对犯罪习以为常，并且足够聪明地为这一常态学会了自我保护。诺埃米和胡安·迪奥斯来自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们每天花上数小时开车接送自己的孙女们上学和放学。学校距离他们的家只有3英里远，这一路上公共交通设施也极为便利，但是为了防止孙女在上学途中遭遇抢劫或者更糟的情况，他们选择亲自驾车护送。这条道路变得一年比一年更拥挤，因为只要是能够买得起车的人都会这么做。

在发生公交车凶杀案的那一天，一位老友在高速公路旁等我。当我到达村庄时，我从公车上一跃而下。就在我俩热情地致以相互问候时，一辆大卡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我再也不能自由地行走在峡谷中，或者凭一己之力进入村庄，这让我感到莫名的忧伤。这些日子，像我这样的外来者即使是在外散步7分钟，也需要一个得到当地人陪同。暴力团伙成员监视着进入村庄的道路，任何陌生的面孔（或者没有被当地人陪同的人）都会被视作是威胁。

那一晚，我在孩童令人心安的笑声和街头成人的聊天声中睡去。他们的声音已经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几年前，这个村庄的街道在日落后是一片死寂。各家各户会将窗户和门锁得严严实实，希望将黑暗街头上爆发的枪战声挡在门外。

如今，地盘争夺战已经成了过去，尽管这座村庄依然在帮派团伙的控制下，但已经不是主要战场。偶尔，敌对帮派会来到村上，杀死村庄里的一两个年轻人——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帮派成员伸张正义，少数情况下则是不幸地杀错了人。但是总的来说，暴力事件正在下降，村民们重新占领了夜晚的街道。

那晚，我睡在朋友萨尔瓦多的家中。萨尔瓦多和这个国家有着相同的名字，他的身世也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他和他的妻子是幸存者：70年代他们是基层工作人员，80年代流离失所成了难民，后来又做过种植咖啡的工人，内战结束后重建了家园开始养儿育女，渐渐地成了这个村庄里的老一辈。他们和6个孩子都从萨尔瓦多的12年内战中幸存下来，并在接下来的15年中苦苦挣扎，为自己和他们的村庄建造起一个更好的生活。

然而，当2008年他们的其中一个儿子阿努尔夫被帮派分子杀害后，这个脆弱的“战后”世界再次分崩离析。阿努尔夫是当地的一名警察，闲暇时经营着一个照相店。警察的工作和他拒绝向黑帮缴纳保护费的勇敢行为，导致了他的失踪和死亡。他们花了3个月才找到阿努尔夫的尸首。7年后，在萨瓦尔多和他妻子的身上，丧子之痛依然清晰可辨。这种痛楚在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也反映在他们言语间不自觉的沉默中。

直到最近我才从一个住在附近的教友口中得知了阿努尔夫死亡的真相。阿努尔夫的尸首被埋在一篇平原上，当时他的周身缠满了带刺的铁丝网。验尸官检查后认定，阿努尔夫是被活埋的。

真有人能对暴力习以为常吗？人们又应该对暴力习以为常吗？

即使像我这样跟萨尔瓦多并不算太熟的朋友，只以二手甚至三手的方式得知这些凶杀事实，但我也能够体会这种在遭受了重大刺激和伤痛后无所适从、无从排解的感觉。一想到阿努尔夫尸首惨状就让我感到揪心的痛，我们可以为自己绑上重重绷带，但是这个伤口却永远无法真正康复，这种痛楚也无法真正从脑海里抹去。

从实际情况来考虑这些事情亦是如此。黑帮每月或者每周要求店铺缴纳“保护费”，在这种情况下一家店铺又怎么能够盘活壮大？周边社区超过70%的青年人都加入了帮派，如果孩子不加入，帮派分子还会威胁枪击孩子的父母。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一个6岁的孩子又怎么可能健康成长？加之劳动力匮乏、低薪酬待遇以及食物不足……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逃离。去年，超过6.8万名无人陪伴的儿童想要摆脱祖国无处不在的暴力事件，越过边境来到美国，这也让中美洲罕见地登上了新闻媒体的头版头条。

如今，当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聚焦叙利亚难民在欧洲寻求避难时，墨西哥政府和美国边境管理局正试图阻止大批向北迁徙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而离开祖国的他们，只想要在北半球寻找一处没有可怕暴力事件的安家之所。

当豪尔赫带着我前往公交车站时，他告诉我，他的妻子和孩子刚刚在一名偷渡蛇头的帮助下偷渡到了美国。在越过边境后，他们向边境巡逻对提请了避难。在他的社区，豪尔赫说，黑帮团伙的势力比警察还要强大，暴力犯罪率反映了这一点。他的社区很贫穷，学校很拥挤且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6岁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能有什么未来？

在我离开萨瓦尔多的时候，豪尔赫的儿子在洛杉矶的一所幼儿园里迎来了开学第一天。豪尔赫的妻子在比弗利山庄的豪宅里做起了保洁员，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但最让她惊讶的是，那些有钱的住户竟然能在街上闲庭信步，“即使他们手中握着大把现金或者一部漂亮的手机！”

豪尔赫也希望加入他的妻子和孩子，但是他需要攒钱，并且需要等待沙漠温度降下来，让他能够完成横穿墨西哥以及茫茫沙漠终达加州的30天之旅。

9年前当我生活在萨尔瓦多时，我试图劝阻那些妄图逃亡到美国的人。在那时，人们搭乘货运列车穿过墨西哥依然会被抢劫和强暴，被人砍下四肢甚至会丢掉性命。穿过美国西南部沙漠地带的成本很高、旅途也可能致命，然而这一切换来的又是什么？一个在阴影下的生活，因为语言、文化不同而遭受经年累月的隔离，同时也与你爱的人天各一方？

如今一切都不同了。17岁的卡利托斯是个生性温和的小伙子，当他放下手中的吉他开始告诉我他想要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在他总是微笑的母亲眼中看到了闪现的恐惧和心痛。我看到他年幼的妹妹对他的崇拜之情。同时我也预见到如果他真的走了，他将给他的村庄留下一个豁口。

我清楚地知道他为什么想要离开，我曾经所说的一切劝说之词再也站不住脚。

 

在过去十年中，本文作者伊莱恩·丹尼（Elaine Denny）一直试图改善萨尔瓦多的状况，无论是通过美国和中美洲国家的人权组织，还是通过“见证者的面孔”计划（Faces of Witness）。她目前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博士候选人，并在一些旨在改善妇女和儿童权益的国际项目中咨询师。

（翻译：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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