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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最便宜罕见病特效药,却停产了,上万患者陷入用药荒

停产并非偶发事件,罕见药价格便宜、需求量小,药企缺乏研发和生产动力。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文 | 八点健闻 吴晔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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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26岁的女孩郑芳终于用上了8支剂量的二巯丙磺钠注射液。这个药在前几年救了她的命,这一次,她希望做一次系统的治疗,为将来的婚育做准备。

郑芳已经在安徽中医学院神经病学研究所附属医院住院20天,要达到治疗效果,她还需要100多支,但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这个药暂时停产,库存也不够用了。

郑芳得的是一种叫做“肝豆状核变性”(简称“肝豆病”)的罕见病,主要发病的年龄为5-35岁,简单说就是基因变异使得把铜元素排出身体的机能出现障碍,所以病人又叫”铜娃娃“。2018年5月,国家发布《第一批罕见病目录》,纳入121种罕见病,肝豆病位列其中。根据不同专家的估算,在中国肝豆病的患病人群大概有2-8万名,发病率大约为3/10万人。

全国范围内只有包括安徽中医学院神经病学研究所附属医院在内的少数几家医院可以诊治这种病,大多数患者住院治疗都是为了静脉输二巯丙磺钠,他们通常称之为“打排铜针”,排除体内蓄积的铜元素。定期打针,并随身带口服排铜药,可以使患者有接近正常人的生活。

全世界已知的罕见病约有7000种,其中只有约6%的疾病有药可治,即便有特效药,也大多非常昂贵,一年费用几十万到几百万都有。而二巯丙磺钠,一支50元左右,假设一次治疗需要200支,那就是1万元的费用,和其他罕见病药物相比,堪称最便宜罕见病特效药。

然而价格便宜、需求量小,造成的结果就是药企没有动力生产,最近又因为全国唯一的原料厂搬迁,造成药品暂时停产,上万患者陷入困境。

艰难的确诊之路

郑芳已经是个老病号了,此前由于长期误诊,经历过“快死了”的至暗时刻。

根据郑芳的自述,10岁那年(2004年),她身体开始发生异样,“蹲下捡东西的时候两侧的膝关节都会疼痛”,一开始,老家湖北恩施县医院的诊断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此后的治疗方案也都是对风湿的疗法。

然而,疼痛没有改善,接着分别出现了腿、手和头发抖的症状,不仅影响到了写字,连持筷夹菜、系鞋带都无法完成了。

初三还没有毕业,郑芳就没能再去上学,那时她已连话都说不清了,进食也变得费力、饮水常出现呛咳、行走步态不稳、容易向前跌跤,甚至跌倒后无法独自站起。最严重的时候,在家中摔倒了,由于正好没有人,只能在地上慢慢地爬,“膝盖在地上都磨破了皮,淤青流血,2小时后才终于爬了起来。”

2011年4月,妈妈甚至觉得郑芳“快死了”,抱着“死也要死得明白,至少得知道是因为什么病死的”的心态,妈妈带着郑芳到了当地一家市级三甲医院神经内科就诊。这一次,郑芳得到了宣判——这是一种叫“肝豆状核变性”的罕见病。

而大部分患者和郑芳一样,早期发病时难以确诊,误诊率很高。安徽中医学院神经病学研究所附属医院名誉院长杨任民解释,一方面因为病例数少;另一方面,肝豆病在医学生的教科书上归属神经科,肝病的教科书或是参考书上没有这个病,而铜元素在体内的蓄积造成的损害因人而异,临床上会出现不同脏器的损伤和对应的症状,可能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症状、或是肝脏症状(急性肝炎、慢性肝炎、肝硬化、脾大、腹水等)等等全身性症状。而相应症状科室的医生缺少经验,给诊断增加了难度。

为治病离家出走

终于知道了自己得了什么病,但郑芳更加绝望了,因为那位医生告诉她,这种病“没得治”,甚至获得了一张她最抗拒的证——残疾证。

接下来的日子里,郑芳每天都吃医生开的一种叫做“青霉胺”的排铜解毒药。可能因为“没得治”的宣判,郑芳感到绝望和抑郁,服药一年后,郑芳的头发几乎全部全掉光了,她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头几乎都光了,边掉头发边长了很多小绒毛”。

那段时间也是郑芳的至暗时期,头晃得厉害,走路颠簸,腿脚发生了变形,讲话不清,口水止不住地外流。

2013年底的一天,郑芳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安徽有家医院可以医治她的病。2014年刚过完春节,20岁的郑芳拿了家里的4000元,孤身一人从湖北到了安徽。“当时求生意志非常强烈。”

安徽中医学院神经病学研究所附属医院的诊断结果是:1.肝豆状核变性(Wilson型 III级)2.肝硬化 3.巨脾 4.慢性胆囊炎。

后三者均是肝豆病引起的并发症,当时医生建议进行脾脏摘除手术,并且要求第一次就诊必须有家属陪同。于是妈妈到了安徽,但她对于摘除脾脏的建议并不认可,一方面觉得手术价格无法承担,二是在她看来,脾脏摘除手术风险太大。

这是郑芳第一次到安徽,一共住了12天院,花了一万多,没有完成系统的治疗,就离开了。出院小结上写着“患者目前手抖、动作笨拙较入院时未有明显改善,最后疗程24小时尿酮为2119.74μg/24h,排铜量较高”。而院方建议的出院标准是低于480μg/24h。

2014年,郑芳第一次接受治疗时的疾病诊断书,注:郑芳说,疾病诊断书上年龄写错了, 当时应该是20岁。受访者供图。

郑芳并不甘心,2年后,至2016年10月,郑芳带着众筹的4万多元,再次来到合肥,完成了“脾脏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

2017年初,手术后的一个月,郑芳再次来到安徽做了术后排铜诊疗。这次治疗前后加起来,共花了五万多。

2019年,郑芳再次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医院进行了排铜治疗,离开时配了一年的排铜药,花了3.2万,由于郑芳家申请到了低保资格,报销比例相对较高,报销额大约为2.2万,也就是说一年的排铜药,郑芳自费了1万多元。“每年的报销比例还有差异,不太稳定,第一次住院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报上,因为医保部门认为我去的不是公立医院。”

除了排铜药,她还需要吃保脑、保肝、补钙、补锌的药和肝豆片,这些都是肝豆患者需要长期服用的。经过郑芳的计算,非住院期间,每天的药费大概为80元。

到了今年,郑芳的病情已经控制得比较稳定了,尽管头部晃动和手部抖动仍然无法避免,但不至于影响日常生活。促使她再次前往安徽的,是5月17日一位29岁的朋友因肝癌离世,那是在肝炎群体互助公益组织工作时认识的朋友。郑芳感慨人生无常,决定好好进行一次系统的治疗,也为未来的婚育做好准备,“趁年轻,尽早调整好自己的身体状态”。

经过漫长的确诊和治疗,郑芳的病情已经控制得比较稳定。受访者供图。

特效药停产

和郑芳一样,每年从全国各地到安徽就诊的肝豆病病友大约有2000人,他们大多是冲着“排铜水”(即二巯丙磺钠注射液)和特效疗法来的。

二巯丙磺钠注射液是一种老药,最初并不是用于肝豆病,1950年代在前苏联上市,可用于汞等金属中毒的治疗。很多人的小学课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运送去解毒的药品二巯基丙醇,和二巯丙磺钠功用相近,但后者副作用更小,解毒效果更好。

1980年代,前苏联医生发现二巯丙磺钠可用于治疗肝豆病,而中国医生杨任民等也发现了,并提出一套临床疗法。

这是郑芳第5次到安徽看病了,与以往不同的是,她发现医院开始限制二巯丙磺钠注射液的用量了。

铜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肝豆协会)创始人晨冰则更早地发现了这次药物短缺的情况。

今年3月,一个重庆的病友在患者群里抱怨称,排铜水又涨价了,此前一支的价格是27.9元,去年涨到了49.5元,这次的价格再次升至58元,并发了药品的包装图。晨冰看到产品的厂家并不是之前熟悉的上海禾丰制药,而是一家叫做上海旭东海普的药厂。

想到2017年青霉胺停产的历史,晨冰立马警觉了起来,他怀疑可能上海禾丰制药停产了。

经过了一系列的打听和求证,他了解到禾丰确实停产了。安徽的医生也证实了这一点,禾丰的产品断供了,改用了旭东海普的产品。

药厂方面对于停产的解释是,上游原料药厂商正在搬迁,没有原料药可供生产。

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查询,一共有四家与二巯丙磺钠相关的生产企业,其中上海万巷制药是唯一的原料药厂商。

药监局网站截图

八点健闻致电上海万巷制药,一位徐姓负责人说,工厂确实正在搬迁,截至6月8日,已经注意到了市场上二巯丙磺钠的短缺,恢复生产,并将二巯丙磺钠的生产置于高优先级别。但是由于制药行业的特殊性,药厂的搬迁和恢复生产比其他行业更为复杂,“目前二巯丙磺钠已经在生产了,但包括生产环境、生产的药品还需要通过药监部门的合规审查,不是生产出来就直接能供给下游厂商的。”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供应,她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计划。

目前到医院就诊的病人还不多,晨冰担心的是,接下来的暑假怎么办?肝豆病多发于年轻群体,学生群体大多会选择趁着暑假来医院就诊。如果还不能恢复生产,那到时候临床用药就可能要断供了。

停产并非偶发事件,药厂缺乏生产的动力

停产并非偶发事件。

此前提到的青霉胺曾于2017年停产,晨冰回忆称,当时也和这次一样,令所有人措手不及。那年,由于工厂的原材料、生产工艺调整等一系列问题,用于缓解症状的驱铜药物青霉胺停产了。

最后通过患者和晨冰这样为罕见病群体发声的人士不断地向媒体反映,最终药企提前了一年复产。“也只有比较大的企业会这样做”,晨冰显得很无奈。

三年过去了,再次遇到停产问题的晨冰也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只能寄希望于唤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引发舆论的讨论。

从各地的一些用药记录来看,二巯丙磺钠的供应和配送问题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辽宁省医保局官网的一份“关于2019年第二季度医药价格和药品供应保障信息监测情况的通报”中,二巯丙磺钠赫然在列,其被通报的类目属“医疗卫生机构与药品生产(配送)企业信息不对称导致配送不及时的药品”。

来源:辽宁省医保局

对于上海同仁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晓平而言,二巯丙磺钠的断供,更是见怪不怪。“这个药一直会有5%-10%左右的缺口”,而当药断供的时候,王晓平会用二巯丁二酸钠和依地酸钙钠来代替,这两款药相比二巯丙磺钠,疗效稍差,副作用稍大一些。

晨冰和王晓平都很理解生产罕见病药的药厂,他们同时指出,尽管二巯丙磺钠最初不是给肝豆病患者使用的,但目前主要的用药群体实际上是他们。对于药厂来说,罕见病药的市场规模小,定价也不高,廉价小众药是很难赚钱的。

上海旭东海普一位负责二巯丙磺钠的销售告诉八点健闻,需要这款药品的医院很少,去年在上海他只接到了一笔订单,来自一家三甲医院,用于患者误服农药后的解毒,当时这家医院仅下单了5盒注射剂,每盒2支,也就是共计10支。“甚至还要求,如果药品最后没用掉,需要退货。”

这位销售提到,此前有一批产品,甚至直到产品过期也没能卖完的情况。所以对于厂家来说,生产计划不会依据市场需求,而通常是拿到一批原料药,就生产一批产品,直到全部卖完,他们厂的一批产品通常是300箱,每箱400支,共计12万支。每次生产,还需要为了这一产品调整生产线、找生产包装厂商定制包装等相关工作,一切准备就绪后,完成一批药品的生产仅需15天,但前期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时间。

他说,“市场量太小了,实际上并不愿意做这个生意。”

如何保障罕见病群体用药?

罕见病断药,寻求媒体帮助,成了晨冰的标准动作。而这背后的悲哀是,他还能找谁来解决问题呢?

在他看来,罕见病群体的用药供应不稳定,除了缺少政府层面的监督管理外,另一个原因是小众廉价药物的生产企业缺乏利益驱动,他希望政府能够出台一些对于此类药企的扶持政策,以保障罕见病群体的稳定用药。

国务院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恩,此前也分析过,市场上需求比较小的这些产品,确实是处于比较难以生存的状况,自然的,医药企业有更多选择的时候,它就会选择不去研发生产这样的小众药品,所以导致短缺产品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2018年以来,罕见病治疗进入政策支持的快速通道,诊断、新药审批、医保各种政策密集推出。2020年3月公布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探索罕见病用药保障机制。

2019年10月19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滔,在中国罕见病大会上表示,“在现有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以外,正在研究探索罕见病用药保障的新机制、进一步提升罕见病保障水平的可行路径……同时将在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政策上,进一步向罕见病患者倾斜。”

除了对患者的倾斜,企业端也需要考虑。刘国恩指出,如果希望引导民营企业来参与短缺药品的研发和生产,那就应该通过市场的正常手段,来让他们得到一个合理的,能够补偿他过去投资成本的这么一些制度安排,来解决他们正常研发和生产行为的动力。

来源:八点健闻

原标题:堪称最便宜罕见病特效药,它却停产了,上万患者陷入用药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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