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林子人

《六日改》

“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迟夏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独立音乐人唐映枫的词作多少带有几分与现实浮躁变幻格格不入的含蓄隽永，尤其是在今天。五年前，一首《理想三旬》传遍大街小巷，甚至连商场也暂停了流行金曲，改放民谣。现在，看似有常的秩序被新冠病毒摧折玩弄，对许多人来说，四季轮转不再是生活的刻度，暮冬迟夏依旧，只是人类难以抵达。

2015流行的众多民谣歌词回忆起过去的日子，“总慢得不像话”。当大流行让世界停摆，我们又对缓慢有了新的体验，它迟重、凝滞、失却色彩，全然没有细观车马悠然的余裕。彼时的民谣热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我们能如何回看从前？这本《六日改》完整收录了唐映枫《浓烟下的诗歌电台》《鱼干铺里》《三旬》等专辑词作，作者近年创作的随笔、杂文也收入其中，可以说是我们借以回溯分析当年民谣热的好材料。

《武士》

武士长谷仓六右卫门在谷户的田间劳作时，从未想过他会离开这片土地出海远行，两度穿越太平洋与大西洋，而这一切又只是重复的徒劳。在年轻时，长谷仓就已准备终老谷户，直到藩主的命令将他抛向了大海翻滚的波涛：到墨西哥去，建立一条商路。长谷仓一行人在神父贝拉斯科的带领下远赴重洋，每一次失败都将他们引向下一段长路、下一个国家，所有人都在与异乡的遭遇中经历痛苦、追寻答案，直至死亡。

日本文学家远藤周作曾坦言，在刻画长谷仓这一武士形象时，他的心境就“投影在长谷仓的生死之道上”。从日本的泛神教感觉到天主教的一神论信仰，长谷仓的生死在两种文化见曲折幽婉地行进。本书的译者林水福认为，远藤周作在斩获了芥川文学奖的《白种人》及其他小说中就开始探讨信仰苦恼的问题，《武士》延续这一主题，借用神父贝拉斯科之口，道出了日本文化在“无常”“人神界限”等问题上与天主教文化的极大不同。东西文明碰撞时的悲剧使其差异成为人的苦恼，它不单是17世纪一个武士的困惑，也是20世纪乃至今天众人头顶的幽灵。

此外，本次与《武士》一起出版的，还有远藤周作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我·抛弃了的·女人》与《丑闻》。它们与去年出版的《死海之滨》一起组成了“远藤周作作品系列”，以期为中文读者展现这位日本战后文坛“第三代新人”作家的多层次文学魅力。

《再见，平成时代》

2019年4月1日，日本改年号“平成”为“令和”。消息一出，中文互联网又掀起了一阵对日本年号的讨论和调侃。“昭和男儿，平成废柴”“一代不如一代”的偏见早已在不少人心里扎根，不出意外，词意柔美、不够“大气”的“令和”自然成为了“年号鄙视链”上的末端。2020东京夏季奥运会因新冠大流行推延至明年，对令和年代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开头，似乎也印证了一些人的不祥预感。

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上一次经历改元换号的无措是在1989年。当时旅居加拿大的新井和家人坐在电视机旁，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应该怎么去感觉。新井回忆，尽管裕仁天皇以高龄去世并不属意外，但社会上依旧弥漫着“虚无感”，人们似乎感知到，昭和年代的发展即将止步于此，平成是走向“负”的年代。

尽管作为母亲的新井也愧于未能给孩子创造一个好一点的今天，但她认为，平成也非一无是处。在这本书中，她回望了平成时代的故事：集结人群的世纪SMAP、《樱桃小丸子》的作者在平成最后一年告别世界、女性作家的崛起……对新井来说，每一个年号下的皇室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问题，明仁天皇引导的皇室如何推行改革，又如何保持传统，实际上就是日本社会面临的挑战。

《金乡》

改革开放四十年，温州金乡镇出过不少人物：有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义承包飞机和航班的农村青年王均瑶，有从退伍文艺兵变身徽章大王的陈加枢，还有连任两届上海温州商会会长的杨介生。这些金乡镇成功人物是温州模式的典型，也是中国四十年来经济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他们常常被叙述为抓住时代浪潮，通过自身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杰出个体。但在本书作者哲贵看来，这些“时代英雄”表面上创造了财富，可实际上却被时代“绑架前行”，被“财富吞噬”。

《金乡》以人物为线索，从经济、社会、风物等角度讲述金乡镇的故事。哲贵认为，梳理金乡的人事，也就是梳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得与失。回望金乡，他惊讶地发现，来自这座小城的人们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孕育人情风俗的风物却逐渐消失，破坏性的城市改造割断了游子与家乡之间的纽带，而依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渐感无力。种田能手杨维鲁不像陈加枢、杨介生那般富裕有名，近年，他为农田荒废而忧心忡忡，或许有人觉得他的担忧是“过时的老古董”，但哲贵以为，这正是金乡风物所哺育的精神。

《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

民族主义是西方专属的社会现象吗？中国在现代以前是否有“民族主义”？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谭凯认为，11世纪东亚的多政权格局催生了宋朝士大夫阶层的“国族意识”：宋代知识精英阶层希望明确政权版图的边界，不再期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模糊，同时，同质化的文化领域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形成后，该领域与王朝边界的错位进一步点燃了收复“故土”的“民族情绪”。

宋人以新的眼光看待他们所属的政权，田浩、陶德文、葛兆光、邓小南等学者已有过不少研究。谭凯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从宋朝的外交入手，尝试探寻“对等外交”与士大夫们的使臣经验如何构建了新的边界概念。与费正清的以朝贡关系为基础的“中国世界秩序”相对，谭凯提出了“东亚世界秩序”的概念，强调北宋作为第一个与草原政权对等外交的王朝所具有的变革意义。

谭凯的研究固然挑战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自然性，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国族意识”并非欧洲独有，然而，他在“国族意识”与外交问题上以宋代为中国历史巨变节点的看法，也引发学界不少议论。宋代的“收复河山”依旧在传统的“中国正统论”框架之内，它在多大程度上以新兴的“国族意识”为支持，有待商榷。宋代“平等外交”与“四夷来朝”的并存，也质疑了“东亚世界秩序”说。正如本书书评《为什么是宋朝？》一文的标题所指出的那样，宋代是否可以被视为中国进入近世的转折性时期，而非发展过程中的一环，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讨论。

《大征服：阿拉伯帝国的崛起》

提起中东，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很可能是战乱、恐怖主义与宗教之争，再加上对穆斯林的负面刻板印象，7世纪到8世纪中叶的那场阿拉伯大征服似乎就只能是残酷野蛮的血腥压迫。诚然，阿拉伯人击败拜占庭帝国等劲敌，入主中东，对往后千年的世界政治、宗教、文化格局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大征服却绝非如今糟糕局势的源头。实际上，当时的穆斯林军对被政府者的态度相对宽松，屠城、破坏村庄等情况极少出现，劳役、赋税也比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要低，这与蒙古军队的征服截然不同。

英国历史学家休·肯尼迪在这本书中探讨了阿拉伯人迅速征服广阔土地，并维持长久影响的秘密。他认为，除了上述相对宽松的政策，被征服地区在七世纪的人口衰退、新信仰的凝聚力等，都是阿拉伯人势如破竹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肯尼迪在“征服-传教”的简单化模式之外，为读者讲述了一个更复杂，也更为真实的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过程。他指出，穆斯林征服者极少逼迫当地人皈依伊斯兰教，许多被征服者是出于原社会阶层约束与经济上的压力而改宗的。

《伟大的电影2》

作为全美最负盛名的影评人，罗杰·伊伯特总是陷入需要不断澄清“反排名”立场的窘境。尽管在“伟大的电影”系列第一部的序言中，伊伯特曾明确指出该书不是一份“最”伟大的百部电影榜单，书中的电影排名也不分先后，《纽约时报书评》的一位评论家还是因为《于洛先生的假期》的入选大感不满。

伊伯特将这种不满解释为榜单迷信者对权威的维护，任何不合乎刻板标准的作品一旦进入某个清单——哪怕是反排名的清单——都会被视作对权威性的“致命损害”。对他而言，好的电影能够激起人们反复观看和写作的欲望，至于榜单排名，那完全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在周二和周四间就会有所变动”。

在本书中，伊伯特收录了《东京物语》《游戏规则》《日出》等极具艺术性的佳作，同时也囊括了一些因“太过流行”“晦涩难懂”或是“标榜娱乐”而被“伟大”排斥的电影，例如《夺宝奇兵》《史楚锡流浪记》和《男人的争斗》。此外，伊伯特还评论了一部棘手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格里菲斯的作品有着强烈的种族歧视色彩，但其艺术性与影响力都很难让人对它避而不谈，对近期《乱世佳人》暂时下架风及相关讨论感兴趣的读者，或可一看。

《科学家的笔记本》

与其说这本书是关于“科学家的笔记本”，不如说是把人类科学的故事写在一个笔记本上。英国科普作家杰克·查洛纳曾在伦敦科学博物馆讲学多年，深谙科学专业性与大众故事趣味性的平衡之道。此次，查洛纳与老东家合作，用200余幅科学家的设计图纸、笔记手稿、专利证书等以及明白晓畅的文字为读者讲述从距今200万年的能人时代至21世纪的科学发展史，涉及数学、天文、生物、光学、工程学等多个领域。

随着书中时间线的推进，女性科学家与发明家的身影逐渐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挡风玻璃雨刷、第一种计算机语言及活性探测器的关键部件都是由女性设计。在为更多女性走入科学领域欢欣的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线性时间叙事的陷阱：女性力量的壮大并非时间流逝与自然生长的结果，经济、教育、家庭等制度的改变虽然让更多女性有机会走进以男性为主导的科学世界，但这些制度的转变本身也是女性群体努力与个人奋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