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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警惕疫情PTSD

如今,国内疫情已然好转,恐慌褪去,无措平息。但疫情给太多人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害,有些伤痛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逐渐淡忘,但是有些或许永远不能。

文|陈根

尽管COVID-19大流行影响了世界很大一部分人口,但人们对疫情给心理健康带来的潜在影响却知之甚少。关于疫情大流行的的新闻从不间断,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变化。

《柳叶刀》子刊近日发表了第一个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研究了3550多名SARS、MERS和COVID-19住院患者冠状病毒感染的精神症状后果。研究结果显示,如果SARS-CoV-2感染的病程与2002年的SARS和2012年MERS的冠状病毒流行过程相似,那么大多数因严重COVID-19感染入院治疗的患者在不经历心理疾病的情况下即可康复。但是,SARS和MERS幸存者可能在出院后的几个月和几年中依然面临精神疾病的风险,如抑郁、焦虑、疲劳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研究人员分析,在SARS和MERS幸存者中,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在急性期后的平均34个月为33%(4项研究中共计有121/402例),急性期后平均23个月时抑郁障碍的患病率(5项研究中的77/517例),急性期后平均1年时焦虑障碍的患病率(3项研究中的42/284例)约为15%。

事实上,早在2006年04期的《中国行为医学》中,就有研究人员对SARS患者、一线医务人员和疫区公众进行创伤后应激障碍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其PTSD症状检出率分别是55.1%、26%、31%,SARS患者PTSD症状的检出率最高。

北野武说,“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或八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如今,国内疫情在慢慢好转,疫情的反弹也终将被控制,疫情初期的恐慌和无措渐渐平息。但除了身体健康,我们的心理健康也尤为重要,因此疫情过后的PTSD更应值得我们警惕。

什么诱导了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自身或他人伤害后,导致个体延迟出现并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

它不仅有可能会影响到创伤事件的经历者,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目击者,甚至是其他需要与创伤事件接触的人。造成这种心灵创伤的应激病因有很多,自1980年以来,PTSD的定义和诊断标准一直处于争论当中。当时,《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将这一术语作为一种焦虑症收录其中,认为可能导致PTSD的创伤应激源,包括自然灾害、事故、他人故意行为造成的严重人身伤害(如侵犯或酷刑),以及军事战争。

Norris等系统整理了1981至2001年发表的160篇有关灾后反应的报告,发现大多数的研究指出,受灾人群的心理症状会随着时问减缓,大多数的应激反应会随着时问的流逝而消失,但一些研究显示,受灾人群的心理症状是持续增加的。汶川地震发生两个月后,研究人员对820名灾民的调查显示,其PTSD的检出率为12.4%。在汶川地震4个月后,二次研究对1960名受灾中学生的研究显示,其PTSD的发生率高达78.3%。

此外,在第四版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中,“致命疾病”作为新的创伤应激源,被添加进去。而后,第五版将创伤应激源重新定义为“突发的灾难性事件”,例如在手术期间醒来。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有时出现在三个月以内,但有时可能出现在创伤事件发生一年以后。

疫情背后的庞大神经活动机制

疫情以后的长远的心理影响,背后是庞大的神经活动机制。

神经解剖学研究认为,与精神应激相关的脑结构有:前额叶、杏仁核、海马、扣带回、后脑区、背缝核等。有研究者指出,这些变化常常是精神应激相关疾病尤其是PTSD的病理基础。研究精神应激生物学致病机制时,前额叶、杏仁核、海马这些脑区尤为值得关注。

一般情况下,PTSD患者出现的临床障碍以记忆损害为主,这预示着PTSD的脑活动区域与记忆的脑区活动有关。神经解剖学的研究者们指出,在精神应激状态下中枢神经系统可能会发生结构可塑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应激损害的大小和持续时间长短有关系,也与个体的易感素质有关。简言之,强烈的心理应激可能导致大脑相应区域结构可塑性的变化。

PTSD的动物模型研究也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中长时程留存的恐惧性记忆、高唤醒等症状与大脑杏仁核、内侧前额叶皮层和海马三个脑区密切相关。

其中,内侧前额叶皮层与杏仁核的去抑制及海马向杏仁核传递的威胁性环境信息有关,其变化可能促进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出现。杏仁核活动增强是条件性恐惧记忆获得、保持和表达的关键神经基础。此外,PTSD也可能与前额背外侧皮质、眶额皮质、前扣带皮质的功能抑制以及后扣带皮质过度激活有关。

事实上,创伤心理与不同脑区功能活动失衡、病理性认知和负性情绪有关。创伤心理体验能被重新唤起,但不同于常规的回忆,而会以强烈的情感体验、躯体感觉或深刻的视觉表象等形式重现,如噩梦或闪回(flashback),而且似乎是永久的和无法被未来经验所修正或替代的。

由于PTSD患者的记忆的碎片多为感觉性的、无意识的、与情境有关的粗感觉,我们可以推测,PTSD患者的反复出现闯入性的重现创伤体验,可能是皮层(可能是海马)对情绪性记忆的遗忘无法受到其他皮层(杏仁核和前额叶)的有效抑制和调控的表现。创伤心理本质上也许是我们对负性的情绪性事件痛苦体验的记忆,而与创伤有关的“痛苦”记忆的抑制失败或不能控制这些记忆的激活强度可能是创伤后应激反应与PTSD的重要心理学机制。

那些被疫情伤害的人们

目前医学上认为PTSD的临床表现主要在于:复发性症状(Intrusive memories):闪回(反复重新体验创伤并伴有心脏剧烈跳动或出汗),噩梦,可怕的念头;逃避症状(Avoidance):远离让人想起创伤经历的地点、事件或物品,逃避与创伤事件相关的念头或感觉;促醒和反应症状(Negative changes in thinking and mood):很容易受惊,很容易紧张或焦躁不安,入睡困难和/或怒气爆发;认知和情绪症状(Changes in cognition and emotion):很难回忆起创伤性事件的关键特征,对自己或这个世界的负面想法,扭曲的感受(如内疚或自责),对喜爱的活动丧失兴趣。

此外,有时患者会出现非常严重的症状,然后在数周后消退,这被称为急性应激障碍(ASD)。如果症状的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月,对人行使机能的能力造成严重影响,那么患者出现的可能就是PTSD。PTSD通常伴随抑郁、药物滥用或者一种或多种焦虑症。

在疫情中很多因素会决定一个人是否出现PTSD。其中一部分是使人容易出现PTSD的“风险因素”,另外一部分是有助于减少出现PTSD的“恢复因素”。这些因素有的出现在疫情之前,有的也可能出现在疫情之中及之后。

香港的研究者曾采用生活事件自评量表(Life Event Scale,LES-R)和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追踪研究了131名SARS幸存者的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情绪支持(有可以倾诉的家人或朋友)能够增加幸存者的心理韧性,而医护人员、有既往心理咨询史的人、或身边还有其他人也被感染,这三类人是出现心理症状的高危人群。另一项在疫情结束30个月之后的研究表明,女性群体和在疫情之前已患有其他慢性病的群体,这两类人群较易长期受PTSD困恼。

2020年3月12日的《护士进修杂志》期刊,对新型冠状病毒一线护理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一线护理人员的PTSD水平是(40.85±15.81分),远高于常人。

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儿童期创伤、经历疫情后获得的社会支持微乎其微、经济压力等。由此可见,对普通人来说,及时寻求朋友和家人的支持、寻找支持性的社会团体都是有助于他们早日恢复的正确举措。

疫,民皆疾也

瘟,疫也;疫,民皆疾也。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从来不止是一个医学事件,而对抗疫情既是一场生理战,也是一场心理战。

如今,国内疫情已然好转,复工也在全面推进。恐慌褪去,无措平息,经济重建,热搜也再次从疫情屠榜到泛娱乐的歌舞升平。但难以否认,疫情给太多人心里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害,有些伤痛或许会随着时间流逝逐渐被淡忘,但有的或许不能。

疫情彰显了国家的进步,政府正在变得积极且富有效率,媒体和信息变得前所未有的开放和透明。作为一个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为了控制疫情,国家一声令下,所有企业全体停工,14亿人禁足家中。但疫情过后,我们要面对的或许更多。或许是经济下行带来的危机,或许是疫情过后留下的PTSD。

根据《柳叶刀》发布的一篇对于PTSD的传代研究报告,调查以期确认父母经历难民生活出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否与儿童的精神疾病状况有关。研究选取了符合条件的51 793人;其中,1307名(2.5%)儿童有精神疾病的接触史,7486名(14.5%)难民儿童暴露于父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从分析结果来看,父母创伤后应激障碍会显著增加子女精神疾病的风险。

这也意味着,PTSD不是单纯的个人事件,我们需要面对个体的PTSD的治愈与恢复,而从社会的层面,我们则要有更多的关心和安慰。我们要永远记住6000名医护精英从祖国四面八方飞向武汉,记住前线的医生不遗余力地抢救患者,记住后方各地基层工作人员风里雨里坚守岗位,记住普通百姓用自己的方式帮助祖国渡过难关。同时,也应记住疫情里无限的哀伤,记住每一个具体的人。这或许是另一种PTSD的社会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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