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疫情凸显了数字科技的力量：学校停课，网课主打；作为通行许可依据的健康码，也依托数字技术等等，但尚未普惠的数字科技，也给非数字化群体带来了诸多困扰。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彭波等日前发表论文称，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经被互联网“隔离”成两个群体：一个是数字化的群体，另一个是非数字化的群体。在现实中，数字鸿沟已成为“富者更富、贫者愈穷”的主要原因，因为数字鸿沟最初可能是技术问题，但在时代的发展中它被许多社会因素裹挟而变成了复杂的社会问题。

彭波还表示，从“淘宝镇”到拼多多，尽管互联网已经下沉到农村，但这还远远不够，互联网红利仍广泛存在于三四五线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农业信息化，人工智能融入现代农业，互联网与农村产销衔接，随着互联网与三农的深度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将加速消弭数字鸿沟”。本文摘编自彭波和严峰的论文《我国消弭数字鸿沟的新机遇与新路径探析》，经过编辑整理。

一、中国的数字鸿沟，到底有多严重？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通常也被称为信息鸿沟，一度被认为是信息技术领域的现象，包括信息技术开发和信息技术利用，尤其是因网络技术发展不均衡导致的现实差距。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数字鸿沟的概念也越来越丰富，从关于“物”(基础设施与准入)的第一道数字鸿沟延伸至“互联网技能和使用”的第二道鸿沟，再到“互联网使用结果或有形利益”的第三道鸿沟。

中国是全球拥有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作为一个接入互联网仅25年的发展中国家，61.2%的网民普及率对比全球虽不低，但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网民普及率相比仍有差距。消弭数字鸿沟并不是说要达到100%的网民普及率，若以中国网民普及率达到80%为目标，仍有近20%的提升空间。

当前中国的数字鸿沟主要体现在3个维度：城乡网民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和信息化水平。CNNIC数据显示，尽管中国网民数量十年复合增长率高达8.9%，但是，通过城镇与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之间数据上的比较，其差异则更加显著。

数据同时显示我国数字化发展水平不均衡程度较高。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在2013年发布了《中国数字鸿沟研究》报告，其中城乡数字鸿沟的指数是0.44，根据指数定义表明中国农村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水平与城市相比落后了44%，接近一半，说明农村与城市的数据鸿沟差距比较明显；中国整体的总指数是0.38，也说明了数字鸿沟的严峻性。

2018年4月，腾讯发布了《中国“互联网+”指数报告(2018)》，提出了数字基尼系数，衡量数字经济的平均度，数字化发展越是趋向均衡，基尼系数越小。测算显示，2017年中国的数字基尼系数为0.59。

“互联网+”指数中，4个一线城市占比20.24%，12个二线城市占比19.89%，包含65个和249个城市的四、五线城市占比分别只有20.01%和27.08%，表明现阶段我国数字化信息化发展显著集中于头部城市，后线城市与头部城市的差距明显。在现实应用上，一、二线城市的数字化过程已经深层次地进入到产业领域，而在后线城市，数字化应用场景仍然停留在高频刚需的政务服务和文化生活等领域。

在现实中，数字鸿沟已成为“富者更富、贫者愈穷”的主要原因。因为数字鸿沟最初可能是技术问题，但在时代的发展中它被许多社会因素裹挟而变成了复杂的社会问题。数字鸿沟关系到不同社会群体参与信息社会的能力，以及分享贸易、教育、文化、娱乐、通信等方面各种机会的能力。数字鸿沟将多数贫困者排除在信息技术、信息时代之外，阻止了他们分享信息社会和科技进步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

二、中国互联网进入下半场，红利尚未消失

业界普遍认为，中国互联网进入下半场，流量红利已基本消失殆尽，互联网产业将进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角力目标的发展阶段，其应用领域和场景也随之进一步扩展——从线上到线下、从互联网向物联网、从ToC到ToB、从生活(或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过渡。

本文却认为，互联网红利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存在于三四五线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客观存在，一线和二线城市有人口近4亿，三四五线城市及乡镇农村地区居民规模多达10亿——约等于美国人口总数三倍的存在。他们才是未来人口红利的新动能。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经被互联网“隔离”成两个群体：一个是数字化的群体,另一个是非数字化的群体。数字化的群体已经超过我国总人口的一半，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离不开互联网，充满了活力和现代化的科技感。非数字化的群体是剩余的人口组成，他们由于年龄、教育等多种原因，暂时还没有能够直接享受互联网对社会改变带来的深刻变化，也无法感受互联网带来的数字化新体验。但其中已经有部分群体在家人或他人的帮助下间接体验了互联网的福利，如子女给老人网络购物、支付各种费用等。他们也在逐渐接受互联网带来的社会进步，并有意愿参与其中。目前，非数字化群体在我国三四五线城市及乡镇农村地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当中国互联网从上半场的信息科技时代走向了下半场的数字科技时代，硬件连接已经普及，互联网物理接入类型的一级数字鸿沟基本解决，但互联网技能和使用类型的二级数字鸿沟继续扩大。换言之，“数字鸿沟”问题已经从过去的“接入机会差异”转化为“使用差异”,这将导致城乡之间“数字鸿沟”进一步拉长。

如果能在二级数字鸿沟上突破，在数字科技时代，更多地运用数字技术来解决数字鸿沟问题，更多地推进数字技术在农业的应用，更多地让年轻人回归农村，城里人下乡，协助农民在实际生产销售中运用数字技术，感受数字技术，学会数字技术，比如快手、抖音的直播带货，都可以尝试新的思路。

事实上，互联网平台在中国的发展确实给农村带来了互联网运用的红利差异，中国“淘宝村”就是极为鲜活的例子。《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09—2019)》显示，2009年全国只有3个淘宝村，到2019年已经有4310个淘宝村分布在全国的25个省市自治区。不仅是数量上有了飞速的发展，分布的广度和淘宝村的供给产品品类和质量上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根据十年间淘宝村的分布走势，可以看出两个阶段的扩张势头。以浙江为中心，先是向东部沿海省份的江苏、山东、河北和福建、广东等扩散;然后是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扩散，如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山西、陕西、云南、贵州、广西、黑龙江、吉林十二个省(自治区)在2019年实现“淘宝镇”零的突破。这说明向农村市场下沉大有可为，互联网红利不但没有完全消失，而且深耕细作，结合数字技术、新传播手段进行创新性突破，将对消弭数字鸿沟提供建设性支持。

三、消弭数字鸿沟，三农大有可为

表面上看，数字鸿沟的存在和扩大化会使得中国互联网在地域上呈现出一、二线与三、四线差异，城市与农村差异，东中西部差异等，实质上数字鸿沟已成为导致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距的重要因素。从产业角度看，它关乎互联网发展的下半场能否延续上半场的成绩；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它关乎整个国家经济能否持续平稳的健康发展，既事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也关系广大农村地区的精准脱贫事业。毫不夸张地说，数字鸿沟是横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最后的“鸿沟”。

面对横亘在中国城市和乡村间的这条信息鸿沟，探索消弭之法需要紧紧结合时代的脉搏，遵循客观规律和现实条件。从宏观战略上要重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到硬件和软件层面需要提供更好的网络和更丰富的服务。

自2015年底我国开始启动推进农村和偏远地区光纤和4G网络覆盖的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覆盖，继续提速降费。

2019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实施数字乡村战略”，要求“加快推进宽带网络向村庄延伸，推进提速降费”,“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最后一公里’”。

到2019年中，已经实现全国行政村光纤和4G网络通达比例均已超过98%，提前完成了“十三五”规划目标。至此，中国消弭数字鸿沟的硬件基础建设已经完全满足，下一步的关键在于软件层面的强化工作。

要想从软性层面缩小数字鸿沟，就要多为三线以下城市和农村用户提供喜闻乐见的信息和方便快捷的服务。根据非网民上网促进因素，排除已经被逐渐消除的硬件阻碍，主要路径有：一是提供培训指导，提升上网技能；二是引导农产品网络交易，创造电子商务发展环境；三是医疗服务网络化，在关注健康的同时熟练网络使用。在软件层面，针对乡镇农村地区人群提供喜闻乐见的信息和方便快捷的服务，如开发符合他们最初使用习惯的简易型页面操作流程，逐步迭代和引导他们适应网络操作。同时加大移动通讯基站建设，让更多农民通过手机上网。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在中美贸易战的国际背景下，在出口和投资遭受重大影响的情况下，广阔农村是巨大的内需市场，更是国家经济逆势增长的重要来源。农村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化的发展是乡村经济水平提升的直接表现之一。加快农村地区走向信息社会，是中国信息社会的奠基之战。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加快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在农业中的应用，有力推进第一产业互联网发展。

产业互联网，首先应该是农业互联网。农村地区小康社会建设的标志，应该要看是否接入国际互联网。在十九大报告中，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上升到了国家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农业信息化，人工智能融入现代农业，互联网与农村产销衔接，随着互联网与三农的深度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将加速消弭数字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