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城》是一个城市景观摄影计划,它是从一种对无人的地理情境的兴趣开始的。在我看来,它没有政治正确,没有批判意识,也没有怀旧恋物的忧愁思维。它纪录的是一些新生城市最初期的景象,关于全球化时代下城市形态的矛盾、局限和边界。
在近年的地产经济热潮中,媒体将地产泡沫的意识强烈地输送给社会大众,我们经常会看到用各种数据和方法得到的关于中国“鬼城”的介绍,媒体甚至发明一些指数,以推算确切的“鬼城”排名,这就是我拍摄计划的名单来源之一。
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先花一整天的时间坐出租车,除了能得到拍摄地点的信息以外,出租车司机也能告诉你关于这座城市的命运和掌控者的事情。他们的车载着我在空荡的城市里穿行,他们擅长言说城市的转变。他们充满了一种潜在的不安全感。我发现,拥有很多房产的和没有拥有房产的人一样,都不可能满足于现实。
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城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案例。在鄂尔多斯靠能源工业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之后,他们开始在鄂尔多斯的南部制造一个新城。这个为100万人设计的城市有非常明确的意图和配套措施,政府将公务员全部迁到这里工作和生活,不停地通过政策刺激和产业介入试图增加人口,以及加速城市的实体形成。这个漫长的实验面对的结果是产业失效,地产经济破碎,民间借贷崩溃及其连锁反应。现在,这里充满了无法激活的创意文化产业园区,庞大的公务员小区,空无一人的CBD等景观,它们在照片里成为了荒谬而浪漫的视觉载体。
我在鄂尔多斯没有找到租车行,只能坐飞机到呼和浩特再租车返回鄂尔多斯。一路的地理景观让我疑惑,为什么这里还需要城市?在开着车游荡的几天里,我感受到它白天的空荡和夜晚的萧索,我可以在下午3点时候站在8车道的中央拍照;我看见午餐时间几乎全城所有的车都停在一个巨大的商场外;我也无意间发现了几年前艾未未操刀策划的“鄂尔多斯100”别墅项目。在一张房屋内部的照片里(04),滴落的水把混凝土地面滴出了一个坑,这是一种长时间的荒废状态;我甚至在一个工地拍照时,被极度敏感的包工头带着十几个工人包围,他们就像在捍卫这个城市的身份和荣誉一样向我咆哮:“就是你们这些记者,整天来坏我们的事!我们的楼又不是不盖了,你拍什么拍!?”后来去青春山派出所,进门时警察也说:“把记者证拿出来吧”。又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他们的官方微博账号迅速关注了我。
离开时我有点开始喜欢这个新城,宽阔的永不堵车的双向8车道,充满设计感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需要耐心就可以找到的宽敞停车位,比行人还多的清洁工和警察… 人们对拥挤的大城市的厌恶,在这里完全消失了。它像一个标准的北欧城市一样干净整洁安全,它成为了沙漠里的一个景观装置。在开车回呼和浩特的路上,再次看到荒芜笔直的高速公路和恶劣的环境,我想,换个方向去看,若干年后康巴什新城或许是一个有想象力的创造,也或许,它会变成拉斯维加斯或者迪拜——也许它就是在“国际化”的野心下以这两个城市为参照物来规划的。
后来我陆续拍摄了旅顺、鲅鱼圈、营口、呈贡等新城,在一些地产曾经过度膨胀或城市规划中途改变的地方,新城长时间保持未完成的面貌,它们面临着必然被抛弃的结局。人群或产业的单一需要经过冗长的时间才有可能改变,而城市像流水线上的塑料制品一样被制造出来,我不知道它们会不会真正成为一个我所认知的“城市”。
我在营口拍下的一张照片中(15),有两个完全人造的对立体,它们像是这个时代经济和自然的对立。推测和演算是失效的,我们只看到对立之间横跨着一片荒地,那是一个从未完成的城市,一个被迅速推翻的愿望。而在20年前,这片荒地曾是上一个时代的愿望——全国最大的盐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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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臻伟,1986年生,毕业于伦敦传媒学院和爱丁堡艺术学院摄影系。现居厦门。作品多关注环境与城市景观,进行不同规模的摄影与装置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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