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迎接12月份的全球气候峰会，各国政府公开了本国2020年后的气候承诺概要，这些承诺被称之为“国家自主贡献方案”（INDCs）。为此，我们在《全球政策》杂志上发表了最新研究，对巴黎气候峰会前夕做出的所有重大气候承诺的实际影响进行了评估，为三大主要减排体（中国、欧盟和美国，它们占全球排放量近80%）设定了最佳基线，并估计了其余国家的影响，其中包括加拿大、韩国、俄罗斯和日本等。

我们的评估结果表明，全部巴黎“国家自主贡献方案”（INDC）承诺所能产生的气候影响微不足道：若每个国家能在2030年前兑现各自承诺，估计到2100年总体气温将下降0.048°C（0.086°F）；即便我们假设这些承诺再延长70年，其实际影响依然很小——若到2030年每个国家都兑现了承诺，并继续忠实地履行承诺直至本世纪末，同时不向未承诺国家转移“碳排放”，那么到2100年，所有巴黎承诺也只能使气温下降0.17°C（0.306°F）。其中，美国的气候政策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即得到充分落实并执行至本世纪末，将使全球气温下降0.031°C（0.057°F）；欧洲的气候政策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将使全球温度降低0.053°C（0.096°F）；而中国的气候政策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将使全球温度降低0.048°C（0.086°F）。除了三大主要减排体以外，假如其余国家的气候政策均得到充分落实并执行至本世纪末，将使全球温度降低0.036°C（0.064°F）。

以上结论对巴黎气候峰会意味着什么？巴黎峰会的“卖点”是能够帮助“治愈地球”和“拯救世界”，而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要清楚地看到，我们以上研究所得到的评估结果，只是在非常乐观的情形下而产生的。而现实则远没有那么乐观。试想，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从未获得过美国的批准，最终，加拿大、俄罗斯和日本也抛弃了它。经过几番重新谈判，《京都议定书》的指标被弱化，前苏联解体后留下的热空气超出承诺的减排总量，这一目标令该协议名存实亡。

《京都议定书》的目标近乎达成的唯一原因是2008年的全球萧条。此外，排放从一个国家转移到了另一个国家。例如，欧盟仅仅新增的从中国进口的排放量就相当于其全部的碳减排量。在全球范围内，总计有40%的碳排放很可能从做出承诺的地区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巴黎的谈判代表们正试图以失败了30年之久的相同方式来处理全球变暖，即制定对各个国家来说很昂贵的承诺，这样的承诺在百年内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许多政府会试图逃避。这种方式在京都没有奏效，在哥本哈根没有奏效，在18次其他气候会议或者无数更多的国际性会议上也没有奏效。这意味着，依靠巴黎峰会做出巨大改观的想法恐怕也是痴心妄想。

那么，各国应该做什么？与其提高化石能源的价格使人们望而却步，不如让绿色能源变得更廉价，让人们转向它。哥本哈根气候共识聚集了27名世界顶尖气候经济学家和3名诺贝尔奖得主，他们发现，最明智的长远气候政策是投资绿色技术研发，以降低绿色能源的价格。

同时，在开发绿色能源技术的过程中，对效率低的可再生能源给予补贴既昂贵又不起作用。据国际能源署（IEA）估计，我们目前所利用的风能和太阳能光伏只占到0.4%。即便情况乐观，到2040年这个比例也只能上升到2.2%。在接下来的25年里，我们将要花费2.5万亿美元在补贴上，但是这种方式对全球变暖的贡献却不到0.02°C。

哥本哈根共识一直主张“由研发驱动”的路径。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方式不仅更廉价，而且成功的可能性更高，其中包括“全球阿波罗计划”的主要倡导者大卫·金（David King）、《斯特恩报告》的主持人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等科学家。

联合国气候问题主席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Christina Figueres）称，“‘国家自主贡献方案’（INDCs）能够使气温上升在2100年前限制在2.7°C左右，这是绝对不够的，但是远比INDCs之前普遍预测的4°C或5°C要低得多。”实际上，菲格雷斯的上述说法存在曲解。这里的2.7°C来自国际能源署，它基本上假定，如果各国政府在巴黎峰会上不作为，并在2030年后立即着手极为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我们将达到2.7°C的目标。这种思考方式就好比告诉深陷债务的希腊，只要先还最紧迫的贷款，就是通向无债的便捷路径。这完全不得要领。

据菲格雷斯本人所在的组织估计，巴黎承诺总计将减少33Gt碳排放。而为了将温度上升限制在2.7°C，需要减少约3000Gt碳排放，是巴黎承诺减排的100倍。仅仅从这一数字即可看出，情况不容乐观，指望以旧有的方式来应对全球变暖，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比约恩·隆伯格，哥本哈根共识中心创办人及主任，哥本哈根环境评估协会前会长，哥本哈根商学院客席教授。著有《保持怀疑的环保主义者》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