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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过特朗普却通缉卡扎菲,国际刑警组织是个怎样的机构?

想要保持政治中立只是美好愿望。

红色通缉令。图片来源:国际刑警组织

记者 | 安晶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前指挥官苏莱曼尼遭美国暗杀半年后,正在经历新冠疫情和制裁双重打击的伊朗继续向美国示强:以涉嫌“谋杀和恐怖主义”罪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等36名外国官员发出逮捕令,并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

6月29日,国际刑警组织做出回复,称该组织的准则要求其不得介入“政治性质”事务,因此不会考虑伊朗的请求。

国际刑警组织目前有194个成员国,主要任务是通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为各国反恐、调查有组织犯罪、网络犯罪等提供协助并帮助各国抓捕国际逃犯。

虽然是全球最大的警察合作组织,但国际刑警组织不具备与联合国类似的约束力,也没有执法权。“红色通缉令”并非逮捕令,国际刑警组织无权逮捕任何人,是否执行通缉令则完全取决于各成员国的意愿。

由于组织运作是基于成员国之间的协作,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三条规定,严禁该组织介入任何政治、军事、宗教和种族性质的事务,以保持中立立场。

但与其他国际组织一样,面对成员国的不同利益需求,国际刑警组织想保持政治中立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2011年,国际刑警组织对卡扎菲父子发布红色通缉令,当时卡扎菲依然是利比亚领导人。乌克兰政变后,国际刑警组织于2015年对逃往俄罗斯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发布红色通缉令。这两起事件均引发争议。

没有实权的合作平台

创立国际刑警组织的想法最早源于1914年。在当年首届国际刑警代表大会上,来自24个国家的官员开始商讨如何在打击犯罪和引渡问题上合作。这一初衷也是国际刑警组织现在的主要任务。

1923年,国际刑警组织正式成立。但在随后的二战中,该组织由纳粹德国把持,大部分成员国停止参与。二战后,在比利时牵头下,国际刑警组织得以重建,总部迁至法国。

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由全体大会、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和国家中心局组成。

全体大会为最高管理机构,由每个成员国的代表组成,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确定合作方向、批准项目和财政计划。各国代表主要为该国警察部门负责人和部级高官,大会现任主席为韩国前京畿地方警察厅长金钟阳。

除了每年会晤,全体大会还负责选出执行委员会。每年会议间隔期的决策事宜、监督秘书长工作、监督执行情况等都属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范畴。

日常合作和管理事务则由秘书处负责,秘书处目前有约1000名员工,其中四分之一是各国指派的执法人员。现任秘书长是德国执法人员兼犯罪学学者施托克(Jürgen Stock)。

在每个成员国内,设有一个国际刑警组织国家中心局。国家中心局负责与秘书处联络,协调与成员国警方的合作。各国的中心局都由该国警察部门管理。

从组织架构中就能看出,国际刑警组织没有自己的执法队伍,也没有执法权。

各国警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这一平台合作、沟通、共享数据,平台也为各国提供案件调查上的技术协助、培训等辅助性支持。

在发布红色通缉令上,国际刑警组织的权限也非常有限。

外界最熟知的红色通缉令本名为红色通告。除了红色通告,国际刑警组织还有黄色、蓝色、黑色、绿色等七种通告。红色通告是针对被通缉者的下落及实施逮捕所发布;黄色通告则是协助寻找失踪人口,通常为未成年人。

而不管是哪种通告,国际刑警组织都无权自行发布。

只有成员国通过该国国际刑警组织国家中心局向秘书处提出要求之后,国际刑警组织才可发布通告。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也可提出通告发布要求,主要针对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大部分通告都是仅供警方查阅,只有部分对外公开。目前,该组织发布了约6.2万条红色通缉令,其中7303条公开。

图片来源:国际刑警组织

红色通缉令发布后,是否逮捕相关人员取决于成员国自己。国际刑警组织无权逮捕、也无权强迫成员国实施逮捕。不实施逮捕的成员国不会遭受任何制裁或处罚。

政治中立受质疑

虽然章程中做出了规定,和其他国际组织一样,国际刑警组织想保持政治中立异常艰难。

仅从金钟阳2018年当选新主席已经暴露了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争斗。

在金钟阳当选前,呼声最高的候选人是俄罗斯国际刑警国家中央局局长普罗科普丘克。一直到11月21日全体大会投票前,普罗科普丘克都被视为绝对领先者。金钟阳的意外当选成了大冷门。

选举结果出炉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把矛头对准美国,指责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选举施压。乌克兰官员则称普罗科普丘克此前在克格勃工作,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信。

在国际刑警组织中,美国和欧洲是主要出资方。

国际刑警组织的资金主要有两个来源:成员国会费和自愿捐款。目前,会费占国际刑警组织收入的约一半;其中,美国是出资大国。

2019年,全体成员国会费为5900万欧元,美国承担了19.44%,排名第一。其次为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在自愿捐款上,当年的1月到9月,欧盟委员会是最大捐资方。

2019年会费。图片来源:国际刑警组织

早在2018年的选举之前,国际刑警组织的政治立场问题已多次受到质疑。

为了规避章程中的规定,部分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红色通缉令以与政治无关的罪名,用打擦边球的方式发出。

2011年,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奥坎波( Luis Moreno-Ocampo)以涉嫌反人类罪对卡扎菲、次子赛义夫和利比亚前情报部门负责人塞努西展开调查。6月,国际刑事法院对卡扎菲三人发出逮捕令。

在卡扎菲逃出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后,奥坎波于9月向国际刑警组织提出申请,要求以反人类罪对卡扎菲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认定其要求合理后,发出了通缉令。当时卡扎菲依然是利比亚合法领导人,国际刑警组织此举已有干涉他国内政之嫌。

9月底,国际刑警组织再度应利比亚当局的要求,以强行侵占财产和武装恐吓为名对卡扎菲的第三子阿萨迪发出红色通缉令。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乌克兰政变之后。

2014年初,亲俄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前总理等四人逃往俄罗斯。2015年,国际刑警组织应乌克兰政府要求,以涉嫌挪用、侵吞公款为由对四人发出红色通缉令。

在当时的通缉令声明中,国际刑警组织透露,乌克兰政府此前以滥用职权、涉嫌谋杀等罪名要求对亚努科维奇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但国际刑警组织认定相关要求不符合该组织章程,最终拒绝了乌克兰政府。

针对红色通缉令引发的争议,国际刑警组织用两年时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强内部审查委员会的配置并专门设立红色通缉令审阅小组,以判断各国的申请是否符合该组织章程。

而由于是否执行红色通缉令完全取决于各成员国,被通缉者的命运也各不相同。

俄罗斯选择无视通缉令,亚努科维奇安全留在了俄罗斯。卡扎菲三子阿萨迪则于2014年在尼日尔被捕,最终被引渡回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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