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信出版墨菲图书  

近期，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前景受到热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6月10日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联储将保持现行利率政策以支持经济复苏，而经济复苏的步伐仍将取决于疫情走势。

美国权威机构全国经济研究所日前根据就业、生产等主要经济指标综合判断，美国经济今年2月已结束自2009年6月开始的经济扩张周期，陷入衰退。该机构称，新冠疫情冲击美国经济各个方面，就业和生产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幅下滑，这足以确定美国经济已步入衰退。

面对这样的情况，美国的政府行为会对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呢？早在60年前，美国金融史学家彼得·伯恩斯坦就针对“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做过深入的探讨，其在《繁荣的代价》一书中的真知灼见，会给我们新的视角，让我们在瞬息万变的经济格局中做到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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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政府支出这个话题的所有讨论都带着情绪化、偏见，且半真半假。哪怕只是听到“政府支出”这个词，人们也会联想到浪费、肆意挥霍、贪污等。在这次讨论中，我想用一种更加中立的表达方式, 以避开与“政府支出”这个词如影随形的其他联想，但这样会十分麻烦。读者也应该警惕这些词引发的本能反应。

奇怪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 John Maynard Keynes) 本人对政府支出持厌恶态度，觉得政府支出的罪恶只比失业小一些。他的大部分追随者也都持这种观点。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曾在1934年说服罗斯福总统相信，当人们失业时，政府赤字既是可敬的，又是必要的。凯恩斯所说的政府支出，如今一般被称为“补偿性”政府支出，也就是只有在经济体系中的私营企业缺乏足够的需求时才承担的支出，而且应在个人需求开始回升时尽快削减。

要整理这些观点并不容易，因为问题的一个方面很可能与其他方面相互影响，因此，在讨论过程中进行一些回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了解的主要问题是:

(1) 根据上述分析，政府支出的意义是什么？

(2) 美国政府的负担是不是已经过重，以至于在目前支出水平的基础上再增长，便令人无法容忍？

(3) 美国的税收结构对经济刺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什么？

(4) 美国政府收取的国民生产总值份额出现了显著增长，其用途何在？

(5) 关于美国政府支出太过浪费导致通货膨胀，并且影响太广而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论点有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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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义政府支出的负担时，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做出重要的区分。

无论是联邦政府、州政府还是当地政府，政府支出都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商品与服务的采购，另一类是转移支付。第一类，即商品与服务的采购支出，构成了对经济产出以及生产这些商品与服务的劳动力和资源的要求。由于这类支出吸收了经济总产出中的一部分用于政府的支出，因此它们应当是我们的讨论所关注的国民生产总值分析的一部分。

但是，政府其他的支出，例如债务利息、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福利等，并不涉及购买商品和服务。钱只是从一个纳税人外拿走，然后付给另一个纳税人。因此，转移支付并没有减少供私营经济使用的商品与服务数量。换句话说，虽然这类支出无疑会给纳税人带来负担，但是那些从中受益的人获得的收益抵消了这种负担，整个社会并没有出现净负担。这与前一种情况完全相反，在前一种情况中，政府进入市场进行采购，比如购买小到回形针、大到道路施工机械等资产，或者雇用工人来整 理纸张或修建道路，于是这些资源和劳动力就被政府吸收了，不可被用于经济体系中的其他部分。

当然，转移支付也很重要。一方面，纳税人没有兴趣了解他们缴纳的税款究竟是用于转移支付还是购买 商品与服务。因为无论哪种方式, 都使他们损失了金钱。另一方面，转移支付可能会影响需求水平，举例来说，如果高收入者的税收收入在贫困者之间重新分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益的，因为贫困者的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高于富人。但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 人们不得不承担的税负可能会减少经济刺激, 从而削减投资支出。

关键在于，转移支付对经济活动趋势的影响主要是税收结构上的问题, 因此从寻求界定方式的意义上说, 转移支付并不是一种净成本。我们稍后再讨论税收问题。这里我们只关心政府采购商品与服务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必须承认，转移支付的模式很重要，可以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但在衡量政府的负担时，我们可以忽略转移支付, 只着重计算用于购买商品与服务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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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绝对意义上讲，如果不对上涨的价格水平进行调整的话，政府采购的总额就会出现惊人增长。1961年，这一数字达到1000 亿美元，比相对较近的1957年高出20%，是1950年的两倍多、1940年的近7倍、1929年的近12倍。自1929年以来，州政府和当地政府的支出增长了近10倍，但在同一时期，联邦政府支出增长了60倍以上。即使对美国的经济而言，1000亿美元也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可能就是天文数字了。1 000亿美元，买下1960年世界上除美国以外所有国家的出口商品还绰绰有余，包括所有的石油、小麦、铁矿石、汽车、机床、纺织品。在我写作本书时，美国政府 一年购买商品与服务的支出总额已超过1300亿美元。

但1929年以来，政府支出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价格上涨的结果。就像所有美国人一样，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政府也必须用差不多3美元才能买到1929年时能以1美元买到的同样数量的商品与服务。因此, 剔除物价因素，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购买的商品与服务的数量大约是1929年的5 倍，而不是原始统计数据所显示的近12倍。

尽管如此，这还是夸大了政府支出的实际增长。多年来, 随着人口的增长, 我们应该预期政府支出无论如何都会增加，因为更多的人口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学校、道路、警察、路灯、邮局和税务人员。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分享用于国防、外国援助以及执行国内法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支出。因此, 如果根据价格上涨和人口增长这两个因素来调整，那么由此产生的政府支出增长的额度 (也就是人均政府采购量的真实数额), 只是1929年的大约3 倍、 1940年的2倍, 而且实际上只比1952—1965年这段时间多出20%。

但我们仍然夸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影响。美国不仅拥有更多人口，而且商品与服务的总产出量也出现了巨大增长。生产得越多，给定数量的政府支出的负担就会越小。例如，美国政府吸收了约20%的总产出，但如果产出规模比当前规模小，那么同样水平的政府支出将是更加沉重的负担。事实上, 当前美国的政府支出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只是略高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末大约15%的平均水平。自1953年以来, 经济产出总量的增长速度与政府支出一样快。因此，20%的比率在10多年里保持不变。

政府支出的趋势也值得从削减国防开支的角度来分析。不过，大多数人认为，国防支出的规模主要由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而不仅仅由美国发生的事情决定，而非国防支出在内部更加可控，因此非国防支出是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

如果扣除国家安全方面的政府采购，那么所谓的政府支出负担既不像一个绝对量那么大，也不会比罗斯福新政开始前的“美好往日”时期大得多。用美元的持续购买力来衡量，即考虑对价格水平的变化进行调整，自1929 年以来，美国全部政府的非国防支出总额只增长了一倍多一点，而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的增长，则可以忽略不计。按人均计算，美国20世纪60年代前半段的非国防支出并不比1939年高。事实上，在1929年,非国防支出总额占非国防国民生产总值 (也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减去国家安全支出) 的7. 5%，而在1960—1965年约为12%，换句话说，私营经济的“负担”略有增加。最近，这一比率实际上并不比二战爆发前的几年高。

这些资金也不是完全浪费在无用的东西上。其中大约1/3被用于公共教育。交通 (即公路项目、城市街道维护、机场和港口的建设) 约占1/5。另有2/ 5被用于公共卫生和卫生设施、治安、消防、监狱和自然资源。剩下的小部分被用于公共事业、一般行政、住房、社区重建、退伍军人和农业等。

当然，假如有人说美国忽视了公共部门或者说人们永远不会支持在这个方向上付出额外努力，那将是严重失实。大量的工作目前已经做完，美国人越来越认识到这类支出需要更多资金。难就难在大多数人都感到不安，认为当前的趋势有些危险和不合理。

然而，让我们留意这样一个事实: 美国政府的非国防支出与非国防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要低于英国和瑞典等更具福利意识的国家，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个比率也低于德国和比利时等资本主义性质更强以及更保守的国家。这表明, 美国可以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学校、道路、公共卫生, 维护法律和秩序，人们不用担心这会以某种方式破坏社会的特性。

但是，我们甚至可以更强有力地提出: 没有证据表明, 美国政府在商品与服务方面的支出 (甚至把国防支 出也包括在内) 使得私营经济捉襟见肘，或者阻碍了消费增长与资本形成。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战后时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这些组成部分出现了异常高的增长率。我们主要担心的是，它们正在以一种也许不可持续的速度发展。

同样重要的是，繁荣的私营经济并不是唯一能够证明政府支出是一个容易支撑的 “负担” 的证据。为了证明美国政府支出水平确实是超额了，我必须列举一些证据，证明现在的学校过多，证明公务员相对于私人部门的雇员来说收入过高，证明城市中心秩序井然、干净卫生、交通丝毫也不拥堵, 证明美国拥有足够多的士兵、水手、 导弹、潜艇和炸弹来保卫国家。不过我还没有找到可以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强调，近年来美国政府支出的负担一直极轻。每个家庭所需的额外资金都很少；相对 于总收入和经济生产总量，政府支出的增长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经验证据表明，私营经济一直是美国公共部门的负担，而不是相反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