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实习生 姚妤婕

编辑 | 黄月

《猴杯》

《猴杯》是马华作家张贵兴与内地读者见面的第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并不好读，大量的形容词繁复生涩，句式冗长累赘，读来好似行走在湿热燥郁的热带雨林。小说的名称“猴杯”，是雨林常见植物猪笼草的俗称。小说中穿插着异域奇观：植物如罂粟花、烟草叶和咖啡树，动物如山猫、蜥蜴、红剑鱼、长鼻猴……不仅如此，张贵兴更将故乡“婆罗洲岛”比作一只眠息中的树蛙，沙捞越、沙巴、文莱和加里曼丹是这只蛙的躯干与四肢，岛中的山脉与河川是蛙背上的肉瘤和斑纹。似乎只有这种恣肆的澎湃想象，才能表达出作者对婆罗洲雨林毫不收敛的热爱。

小说以主人公“雉”辞去高中教师职务开篇，场景设置在保留着大片原始雨林的马来西亚砂拉越。妹妹丽妹生下畸形儿后莫名失踪，这一谜团吸引着雉重新进入记忆中的雨林。新的探索与童年记忆大为不同，它惊险又震撼，达雅克族的亚妮妮令雉情欲萌动，逐步浮现的血腥历史又令他不安。

张贵兴不久前获得第七届联合报文学奖，系首位获得此奖的马来西亚裔作家。他来自《猴杯》中所书写的婆罗洲砂拉越，上世纪70年代赴台湾地区留学后留台至今，作品始终聚焦于故乡婆罗洲的潮湿雨林。提到书写原乡“雨林”的作品，我们也不禁想到黄锦树，他的短篇小说集《雨》呈现了潮湿水汽中的胶园与小家庭的轮回命运，《猴杯》却以“雉”返回故乡、进入雨林为线索，逐步揭开了神秘诡谲的家族身世。同为马华作家的李永平早年创作的《大河尽头》也以婆罗洲雨林为布景，感兴趣的读者可找来对读。

《纵横交错的世界》

阿莉·史密斯被誉为“最具天赋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继承者之一”，这部《纵横交错的世界》曾被评为英国《卫报》的年度小说。史密斯在第一页便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每眨一下眼睛都可能发现新的恩典”，向我们预告了小说中一件件令人讶异之事。名为麦尔斯的男人初次做客，就将自己反锁进主人的客房之中，女主人吉纳维芙·李十分生气，请来名为安娜的女人前来搭救，而安娜与麦尔斯的上一次见面，得追溯到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夏令营。把麦尔斯带到宴会上的马克已经六十多岁，他和麦尔斯的结识是因一场音乐剧。这个“鸠占鹊巢”的消息上了报纸，引发轰动，许多人来到主人李的家门外围观，可这时，李太太却发现麦尔斯已经离开。聪慧的小女孩布鲁克一直与麦尔斯互塞纸条，却无人知晓。

小说以麦尔斯将自己锁进陌生人的客房为起点，却未纠缠于这一条线索展开叙事。整本书分四个部分，每一部分的主角都从各自的视角展开述说，但他们的故事并不孤立：一次夏令营旅行、一次聚会、一场音乐剧、一张纸条，甚至是一句话，都能联系起两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我们可以发现，似乎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节点，记录着自己也记录着别人。此外书中还有着大量的双关语，比如主人公麦尔斯（Miles）和英里（miles）同音，这些微妙的设定也是巧妙的节点，串起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作者或许想要暗示，大千世界纵横交错，总有痕迹将我们紧密相连；一旦发现了它们之间的隐秘关系，就能让人感到奇妙的喜悦。

《非虚构的艺术》

耗费大量时间搜集资料，呆坐在书桌尝试理解它们，希望其中蕴藏着故事却又没有多少把握……这个场景对一些写作者来说可能再熟悉不过了。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特雷西·基德尔也有着类似的烦恼，但他充满信心：“当一个有潜力的故事三言两语说不清的时候，未必总是一个坏兆头。”

这本书是基德尔与托德的经验之谈，两人分别是从业良久的作家与编辑，曾在《大西洋月刊》上合作了多篇文章，对非虚构写作深有体会。“非虚构（non-fiction）写作”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指的是将一定的文学创作手法应用到新闻报道之中，代表作有美国作家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非虚构写作者们或许能从这本《非虚构的艺术》中得到启发——如何在一定的基础上写得更好？需要不断的修改和长时间的坚持。如何讲好一个非虚构的故事？需要巧妙的构思、合适的写作对象和一定的小说技巧。在非虚构写作中，坚持事实是首要的出发点，大量材料是基础，对材料的建构是关键。盲目追求戏剧性是非虚构写作的大忌，尊重并呈现事实的最好途径是以更开阔的方式进行思考——毕竟，“每个故事都得被发现两次，第一次是在世上，第二次是在作者的案头。”

这本书不止于经验之谈，它也记叙了作家和编辑之间长达四十多年的合作与友谊，以及在写作和表达中的心得体会：“作家赶不上流行文化，但写作仍然是通往明晰思想和情感的最佳路线。”

《猎巫：塞勒姆1692》

孔飞力的《叫魂》描述了1768年发端于中国江南，最终席卷全国的妖术大恐慌。无独有偶，在1692年的美洲小镇塞勒姆，同样发生了一起“美国版叫魂”。清朝乾隆时期的“叫魂”恰逢盛世，但塞勒姆镇的冤案却发生在贫瘠的“新大陆”。

塞勒姆位于波士顿附近，属马萨诸塞州殖民地，来自欧洲大陆的清教移民们在此扎根。建立新社区的愿望被歇斯底里的尖叫打破：自1692年冬天始，小镇居民不时出现“发疯”的反常症状，当时的人们将之归因于“巫术”。比起对神秘巫法的恐惧，人们更惧怕不知名的陷害。“猎巫（Witch Hunt）”运动随之兴起，亲属间互相构陷，邻居间互相指控，14个女人、5个男人和2条狗最终被判处死刑，更有近200人被怀疑牵涉其中。

这本《猎巫》梳理了塞勒姆小镇的猎巫事件。我们可以发现，“巫术”遮蔽了这一悲剧的复杂动因：税收繁重、宗教狂热、科学知识不足、殖民地对母国的怨恨、新移民与土著印第安人之间的猜忌、代际与性别的矛盾……但“巫术”也折射出了人们在前工业时代遇到未知事物时的脆弱，“我们更喜欢阴谋而非事实；我们以理性之名行疯狂之事。”不得不承认的是，直至今天，当需要解释无法接受的现象时，我们与数百年前的小镇居民们或许并无二致：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把它诠释为敌人的阴谋。

《猎巫：塞勒姆1692》是国内引进的第一本塞勒姆事件相关的历史著作，作者斯泰西·希夫曾获普利策奖。在书中，就受害者大多是女性这一现象，她敏锐地指出了背后根深蒂固的“厌女”情结：女性在童话中往往“骑着代表卑微的家务职责的扫帚”，却总能在危急关头展现魔力。叙事传统背后的性别文化结构使得女孩们成为猎巫行动的第一批受害者——人们总指望着女性在身处险境时化身为女巫，却不知这种愚昧导向了更大的悲剧。

《群众与权力》

20世纪，人类群星闪耀，也颓废灰败。战争屠杀造成大量悲剧，也促使人审视群众的力量。写于1960年的《群众与权力》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内蒂的理论著作。这本书提出，群众具有天生追求平等、喜欢群聚、追随公众目标、需要导向等特性，这些特性常常被声名显赫的掌权者们利用。卡内蒂用狮子对猎物的抓捕来类比掌权者对群体的控制：在弱势群体看来，超凡的力量是值得崇敬并追随的权威。但掌权者也会刻意营造“不让被抓住”的距离感，比如君主利用万重宫门，来强调自己的高高在上。在一些民族的概念中，“无形的亡者”也属于群众，比如爱斯基摩人就认为天空中充满正在逃亡的幽灵。宗教以“逝去的群众”为起点，成为另一种凝聚群众的方式。宗教利用信仰聚集信徒，设置一个彼岸的目标鼓动群众的情绪。

有趣的是，在探讨群众与权力的动态关系之外，卡内蒂还叙说了他的“权力面面观”。人类的各种姿态也有特定的权力意味，比如“跪”通常是弱势方的姿势，“站”有着身为人类的独特能力的优越感，“卧”则意味着放松状态下的无虑。姿势的骤然转变意味着权力的失衡：战士的突然倒地，寓示着生命权被剥夺；病人从床上长身而起，则是生命权的重新获得。

卡内蒂在文学、戏剧与社会学等领域都有所涉猎。他的语言有文学性，又充满哲思，大量有趣的例证使得这部跨学科的著作并不难读。苏珊·桑塔格称卡内蒂“把政治融进了病理学，将人类社会视为一种精神活动，并揭示其奥秘”。可以说，这是一部具有诗性的人类学著作。

《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

汉武帝将河西地区归入汉朝版图，始设“敦煌郡”，意“敦，大也；煌，盛也”。敦煌的确大而鼎盛：作为西域关隘与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它从来都是文化荟萃之地，吸引着慕名而来的人们。

第一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也不例外。生于1904年的西子湖畔，常书鸿于20年代赴法学习油画，是中国早期油画创作的佼佼者。在法期间，他偶尔邂逅敦煌莫高窟的画作，大为震撼，遂辗转回国。1943年，常书鸿排除万难，建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也就是后来敦煌研究院的前身。直至1994年去世，常书鸿从未弃下他毕生挚爱的敦煌艺术。在他的墓碑上，刻有“敦煌守护神”的称号。他曾说：“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守护敦煌。”这一位虔诚的守护人，已然化身成为敦煌文物保护史中的一部分。是什么吸引着一位已在油画界崭露头角的新星毅然回国？常书鸿自陈：“敦煌艺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舍命也得保护它。就是这种使命感，使我渡过了所有的艰难困苦。”

作家叶文玲与常书鸿系多年好友，两人结识于1983年，友谊深厚。作者历时多年，六次走访敦煌，以丰厚的材料写作了这本传记。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敦煌研究院建立初期的情形，还能够看到这位敦煌守护人的赤子之心，一览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

《大英博物馆动物简史》

动物主题的藏品在博物馆中数量繁多，它不一定是动物的具体形象，但一定展示了人们对于这一类动物的认知。比如鸵鸟通常象征着笨拙，狮子意味着勇猛，兔子代表着驯服，鲤鱼则被寄寓了能够“跳龙门”的潜力。龙在东方是贵族皇胄的图腾，在西方却成了邪恶不详的化身。动物陪伴人类度过了漫长岁月，它们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类的感知中也不尽相同。比如，冰河时代遗留下的投矛器，蕴藏了先民们对猛犸象的惧怕；亚述帝国浮雕中的屠狮场景是狩猎成为贵族活动的反映，彰显了国王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地位；17世纪的一幅日本画以金叶环抱野鹅为场景，表现了人对和谐自然的亲密感。这本装帧精美的书还指出，刻画动物虽是一贯的创作主题，艺术家们与动物间的关系却存在差异。原始时期的狩猎者描画动物是为了记录，但现代画家的精致创作可能只是为了市场。

大英博物馆中的动物藏品有许多类，从野生到驯养、从珍禽异兽到象征符号，甚至是出现在神话传说中的怪兽、神兽。人类惧怕动物，但也宠爱或尊敬动物，在它们身上寄托想象，因为它们与人类如此紧密相关。《大英博物馆简史》系列选取了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中260余件动物主题的馆藏珍品，图文并茂地叙述了它们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对受疫情所困无法亲身去往博物馆的我们来说，这本书如同一本详尽的导览册，令人身临其境。

《万物的古怪秩序》

讲述万物如何起源是一个恒久的难题，但人类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从未放弃探索。区别于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神经科学界权威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强调的是情绪的关键作用。在《万物的古怪秩序》一书中，达马西奥提出，生命是自给自足的“内环境稳态（homeostasis）”，生物能够本能地进行自我调节以维持稳定。“感受（feeling）”是内稳态的心智表达（mental expression），还反向维持了内稳态的关键。欢乐抑或哀愁，幸福抑或苦痛，都是“感受”对生理系统的调节方式。感受不止停留在神经科学领域，还驱动了人类文化事业的形成。对不适和疼痛的恻隐之心令医学不断发展，对利益的欲望则令犯罪发生。他的一个猜想是，“线粒体”细胞与“DNA”细胞共生演化形成真核细胞，达成微观层面上的“合作”。从10亿年前演化至今，世界就表达为一套“古怪的秩序”，生命和文化事业的最广义本质都是“合作”。

通常的观点是，情绪会干扰人的理性活动。“情绪”或“感受”一直不受重视，甚至被视为是阻碍人做出抉择的负面因素。达马西奥则呼吁人们重视“情绪”的重要性，对“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结论提出质疑。他有着临床医生和神经科学家二重身份，并通过大量实验证明了他的结论，引发了“情绪感革命浪潮”，在心理学、神经科学、哲学等学科引起反响。达马西奥的另一本著作是《笛卡尔的错误》，一反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详细说明了身心之间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