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运、叮叮全、农民运动:你可能不了解的韩国个人史

像我这样大概四五十岁年龄的人,八十年代正在读大学,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抗议,抗议全斗焕的政权。所以,在韩国,我们被称为民主化时代的启蒙者。

2015年12月07日唐晟艺 韩国

个人史

口述:金载亨(Kim jae hyung) 

采访、整理:唐晟艺  

现场翻译:金裕益(Yuik,韩国)/王心桐(中国)

 

1966年,我出生于韩国的金海,两岁随家人一起搬到了釜山。

因为奶奶还在金海,所以小学的时候我每年都会回老家过寒、暑假。我每次去奶奶家,不管几点钟到,总是能立马吃到一碗热乎乎的米饭。

在中国,如果你去别人家,就是他的客人对不对?在韩国也是这样的。我们把这样的人称为“过客”。那时候因为通讯不是很方便,也不知道客人什么时候要来,所以每次吃饭之前奶奶都会专门留出一碗米饭,用被子盖好放在Ondol(韩国的暖炕——见注释1) 最暖和的地方,专门留给客人。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只能烧煤油灯。夏天我会去抓很多萤火虫放进玻璃瓶里,用它来照明,但最后我发现,它们最多也只能说是特别的好看。不过到现在我都还能记得那个画面,黑漆漆的夜里,玻璃瓶在闪闪发光。

村里面第一个拥有电器的人是村长,一台收音机。这件事情当时在村子里绝对引起了轰动。

整个村子的人吃过晚饭之后全都去了村长家,大家紧紧的围着收音机坐成一圈,一边吃红薯一边听广播节目。

他们听收音机听得特别投入。当广播剧里面的主角恋爱分手了,或者是有什么幸福的事情发生,他们都能流泪。那个场面特别有趣。小孩子不喜欢听广播的,我们当然要玩自己的。有时候我们玩得正高兴,院子里那群听收音机的大人们突然就开始哭了起来,或者一边跺着脚一边指着收音机骂。

我自己家里也有收音机,高中的时候喜欢用它来听一个叫做《星光夜》的节目,这个节目专门播放一些欧美的流行音乐,像The Beatles、Queen、Led Zepplin的歌,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了。这个节目现在都还有,已经做了40年。

我头上有一个伤疤,是八岁时候留下的。

在韩国农村,基本上每家都会有一两棵柿子树,长得非常非常高。你小时候和一群朋友绞过柿子么?我们那时候会找一根长长的干竹竿,然后把细的那一头削尖,再用柴刀划开一点口子,用它来叉住柿子的尾巴转啊转啊,尾巴一断柿子就掉下来了。

我记得那次是个比自己大一两岁的哥哥拿着竹竿在绞柿子,他爬到了柿子树的半中腰,我们这些比较小的孩子,就站在树下等天上掉柿子。那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树上的哥哥没力气了吧,绞柿子的竹竿突然倒了下来,说来也巧,正好打在我头上,血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树上的哥哥吓坏了,站在上面一动不动。

我一边哭一边去找奶奶。

奶奶看我一脸的血,特别平静,她不愧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哎呀,不要哭,不要哭,没事的。然后快步走向放泡菜坛子的房间,舀了一勺臭臭的大酱出来。(见注释2) 

 

我父亲在釜山的一家家具公司工作,做一名老老实实的职员。当时由于行业调整,很多木材公司都倒闭了,我父亲的公司也在其中,工人们已经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他们走上街头抗议,要求公司能够补发之前欠下的工钱。工钱没有要回来。几天后警察到家里抓走了我的父亲。那是1978年的某一天。我正在读初中。

后来有一天早上,我坐公交车去上学,车里的收音机突然公布了朴正熙被暗杀的消息,公交车里所有的人都呆住了,紧接着开始有人嚎啕大哭,很多人也跟着哭了起来,这一车人好像突然得知自己要被运去屠宰似的。当时的场面特别像金正日死后朝鲜电视台播出的画面。看着大家都在哭,弄得我也很悲伤。莫名其妙。

在那一刻似乎所有人都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

“最高统帅都不在了,如果朝鲜突然侵略我们该怎么办?”当时大家害怕极了。

在学校上课,每门课的老师在开始讲课之前都会说:“同学们,今天是一个非常悲痛的日子,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父!”我记得当时只有一位教我们社会学的年轻老师显得特别高兴,他说:“同学们! 这是我们第一次生活在没有朴正熙的世界里!”他真是莫名其妙。(见注释3)

八十年代有一个特别流行的笑话。

那时候9点整开始新闻报道,快到9点的时候会有一个时钟倒数,而且还配了音效,叮,叮,叮,咚!紧接着第一句话就是“全斗焕大统领今天xxx”,那时候每天的新闻都是从全斗焕大统领的开始的。“全斗焕大统领今天xxx”,“全斗焕大统领今天xxx”,所以那时候我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叮叮全”。我们听“叮叮全”听了七年。

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全斗焕经过我们学校,那时候整个学校都不能开窗户,学校里面站满了警察。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三年前,去青岛旅游。不过正好爆发了抗日活动,很多民众在街上游行,据说之前还有人侵略了日本人开的百货大楼,所以在青岛的大街上我看到了坦克,这个画面让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釜山市区。那时候釜山市区经常能看到满街巡逻的军人,还有坦克。

我大学念的是法律。为什么会选法律系?因为以后可以做律师,可以挣钱,可以成功。法律是当时文科里最火爆的专业。我成绩还不错,高中的老师就对我说,去读法律吧。所以我才会在釜山大学念法律,并没有考虑过自己是不是喜欢,以后是不是要从事这方面的事情。

那时候我有很多自己的时间,我每天都在看亨利·乔治、马克思或者一些社会主义方面的书,我最喜欢亨利·乔治的观点。

大一的时候,有同学在学校里悄悄举办了一场关于“光州事件”(见注释4) 的摄影展览。当那些残忍的画面直白地放在眼前时,我完全无法想象,在韩国居然发生过那样的事情。而且作为韩国人的我,对此居然一无所知。我突然发现,一直以来学校给我们灌输的信息全都是错的。他们都在撒谎,在骗人。

 

像我这种年龄段的人,现在大概四五十岁,八十年代正在读大学,那时候读大学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抗议,抗议全斗焕的独裁政权。所以,在韩国我们被称为民主化时代的启蒙者。

抗议活动最开始都是和平进行的,但往往都以暴力收场。没办法。

最开始警察在抗议现场只是维护一下秩序。后来我们发现,警察是有分工的,有专门维护秩序的警察,也有专门的攻击队。攻击队全部戴着白色的头盔,拿着盾牌警棍。只要一得到命令,他们就会冲出来抓捕示威的学生,如果你被他们追上,那就麻烦了。他们会用警棍不由分说地先把你暴揍一顿,等你被打得完全不能动的时候,他们再把你带到警车里。所以,只要他们出动,就肯定会有学生受伤甚至死亡。当时有一些学生被他们追到了很高的写字楼顶,这些慌不择路的年轻人一着急,跳楼了。有一次他们把我也追到了一栋写字楼,幸好我跑进了一间办公室,在里面上班的人把我悄悄藏了起来,这才逃过一劫。所以我们当时叫他们“白骨团”。

后来再参加抗议活动的时候,大家就有所准备了。开始用事先准备好的石头、砖块、燃烧瓶予以还击。

那时候女学生专门负责在街上挖砖块捡石头,男学生就负责扔。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同学扔着石头,我其实心里很不舒服,虽然大家都是为了推翻独裁政权,但我不是很认可这种暴力的做法。所以在那个“捡”和“扔”的组合里,我是那个在中间搬砖头的人。我做不了暴力的事情,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那时候每天都有学生受伤、死亡,学校还被警察关门了。我们当时很绝望——真的能推翻独裁统治吗?真的能够打破这个噩梦? (见注释5)

我的女儿也不太满意现在的总统。我就告诉她,我和你差不多年纪的时候,面对的敌人要比现在强大一百倍!

当时有金大中、金泳三、金锺泌、卢泰愚四位候选人。通过媒体的调查,金泳三的支持率是最高的,当时我身边几乎所有同学都希望金大中和金泳三能够合作——金大中作为金泳三长期的政治盟友应该退出选举,让更多的人来支持金泳三,这样才有把握打败其他的候选人。

不过当时有一位来自光州的同学,态度特别坚决:应该让金大中来当总统。我们当时非常不理解他,认为这种行为是没有大局观的。

后来我去了一次朋友家,他家在全罗南道的一个小城市。刚一出这个小城市进入农村时,我感觉自己又一次回到了七十年代。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的老家在韩国东南部,七十年代马路就已经变成了水泥路,连农村都是,但是在他们那儿,连小县城的中心位置都只有一截(水泥路),更不用说农村。十年的差距,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固执地希望金大中能够当总统(金大中出生于全罗南道——作者注),我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他们的愤怒,那时候我就立志,毕业以后要来这里好好帮助他们。(见注释6)

金载亨和他的夫人。

后来韩国的社会运动呈现多元化,以前大家都想推翻独裁统治,现在独裁不存在了,各种力量出现分化,每个人开始追求自己的方向。有的人参加工人运动,有的人参加农民运动,我大四就经常加入一些公益组织的维权行动,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所以毕业的时候我选择了比较和平的NGO市民运动。那时候有这种选择的人很少。八十年代后期,NGO在韩国刚刚起步。

我那时候加入的是韩国最早的NGO—— Citizens’ Coalition for Economic Justice(经济正义公民联盟,下称CCEJ —编者注) 。我是这个NGO釜山地区最早的负责人,那时釜山分部刚刚组建。最开始YMCA(基督教青年会)给我们分了一间办公室,他们帮了很多忙,可以说是在孵化我们。那时候我觉得YMCA的人特别厉害,而我太稚嫩了。

我们很关注土地、房地产的问题,它们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我其实很同意现在中国的体制,也许很多中国朋友不能同意我这个观点。如果土地的权利分给私人,那所有的事情是不可逆转的。国家拥有土地的话其实也会有很多问题,不过比较容易改变。一旦土地的权利分给私人,大资本都会购买,而贫穷的人就会贱卖。这个事实一旦达成,当农民意识到土地的重要时,他已经彻底一无所有。而且韩国的宪法是维护私有权的。这些农民既不能在城市里有很好的工作,在农村里他们又没有了土地,怎么办?

像三星、现代这些企业,最开始积累资本的方法都是通过做房地产。特别是现代,他们最早就是做房地产开发的,李明博以前是现代建设的领导。中国现在的情况和以前的韩国一样,一模一样。

你最近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江南1970》,看了就能知道他们是怎么炒房地产的。那时候做房地产和做实业的人都在银行贷款,最后成功的全是做房地产的。这样会出现什么情况?银行不敢再给做实业的人贷款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现在虽然叫金融资本主义,不过房地产依然占了很大的比例。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比韩国健康一些(翻译告诉金載亨,在中国最赚钱的也是做房地产的那批人——作者注)。

八十年代开始,韩国进入快速的城市化发展时期,这就意味着农村将会急速衰败。我计划去农村生活,当农民。

当时首尔已经出现了很多贫民窟,里面大部分人以前都是农民。其中一个聚集了很多基督教徒,政府把这个贫民窟强拆了。人们在一位神父的带领下,在首尔郊区办了一个农场,一个共同体。这个社区还会接纳一些被主流社会抛弃的人。有家庭的人就挨着社区自己建一栋房子, 没有家庭的人大家一起住在社区里。基于这样的理念,有很多年轻人来这里做志愿者。

在NGO工作了一年以后,我就去了那儿。

社区刚刚建立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要干嘛,但是社区里人越来越多,总要做些事情,于是会养鸡的就开始养鸡,会种地的人就开始种地。社区周围还有很多做有机的农民,我们就把他们生产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生产的东西一起送到教会,在城市开设的商店里出售。但是销售的钱加起来并不够社区的开销,那这个社区要怎么继续运作下去呢?因为它是基督教社区,而且社区的代表是一位很有名的神父,所以每个月有四千多人定期寄钱过来,帮助他们。

这个社区就像一个小村子,所有的人都围绕着教会和共同体生活在一起。

这个社区里有几个人,基本上身体不健康,心理也有问题。不仅主流社会不接纳他们,很多教化、福利机构也都不愿意收留他们,他们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在别人眼里就是垃圾。不过我们希望他们能在这个共同体里发挥自己的作用,虽然很多时候都不是特别积极的作用。

我记得有个特别爱喝酒的人,当时让他来管理鸡舍。对于酒精上瘾的人来说,一旦开始喝酒就停不下来。当时社区里养了很多鸡,有一天突然病死了一大半。在我看来这是可以避免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第一,我们的技术不行;第二,这三十多个人里,有很多人是懒的,他们不工作,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坑大家。我那时候负责对外宣传,这个社区每个月会写一篇文章来介绍当月的情况,寄给那些资助者。我把传染病的事情写了上去,并且还认认真真地分析了原因。神父看了以后特别生气,之前他都很喜欢我写的,但是这一次他觉得不行,不能发布。我和他大吵了一架。

甚至还有人送完货,把收到的钱拿去自己花掉了。

虽然总在说接纳,接纳,但是真正做到接纳其实是很难的。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些人,让我变得更加宽容。共同体就是这样,是一个很包容的团体。我在那里学会了很多事情,做菜、农耕等等。而且我认识了现在的夫人,她和我一样是社区的志愿者。我们谈了一段时间的恋爱就决定结婚,结婚就意味着会有小孩子,会有各种各样要花钱的地方,但是在共同体你不可能挣到什么钱。于是我们决定离开那里,回城市找一份工作。

我们的婚礼是回共同体社区举办的,那里是我们相识的地方。

我们度蜜月去的是全罗南道(韩国最穷的地方,韩国的民俗宝库——作者注),非常朴素的蜜月之行,不过那里特别漂亮。

当时我和夫人还写了一份计划书,细致规划了我们的未来,在这份计划书里我们宣布,要当农民!我的夫人当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她才会愿意跟着我去农村受苦,要是现在再来让她选择一次,她肯定不会去了。

回到城市找一份工作,赚些钱。这是我们计划的第一步。工作的时候,我和在共同体认识的那些朋友还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也和我一样,以后想做农民。那时我们每个月会去一个地方,拜访当地最会种地的农民,向他们学习种地的知识。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叫做洪城的地方,当地的朋友热情招待了我们,他问我,你觉得这里怎么样?来这儿和我们一起生活吧?

 

1996年,我刚刚30岁,第一个女儿已经出生了。那一年我们一家三口从城市搬到了农村。

洪城,在韩国是一个很出名的生态村。在洪城,有一个叫作“正农会”的机构,他们大概是七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是韩国最早做有机农业的团体。那里还有一所全国最有名的自然学校“pulmu”,它是韩国最早的体制外学校,五十年代就已经有了,而其他的九十年代才刚刚起步。这所学校最主要的目标是培养好的农民,培养想当农民的年轻人。所以洪城变成了韩国的有机农业中心。

你知道我到洪城最开始在做什么吗?我圈了一亩多的地,盖了几个大棚,养蚯蚓,再把蚯蚓卖给那些钓鱼的人。

为什么?因为养蚯蚓简单,蚯蚓哪儿都可以生存,不需要投入很多资金,而且这个事情当时很少有人做,没什么竞争。我还养了7桶蜜蜂,不过你知道的,这是一个技术活,所以并没有收到很多蜂蜜。

2000年,我太太的父亲去世了,她得了抑郁症,我想让她出去走走,那一年我们又一次去了全罗南道。那里一如既往的漂亮,去了之后太太的心情好了很多,而且我发现很多朋友和老师都在那里。我和夫人都萌生了去那里长期生活的念头。我们想在一个美丽的地方生活,希望小孩能够在那里成长。而且我在大学就想过要帮助那里的农民。

2001年,在洪城郡生活了五年之后,我们一家人搬到了全罗南道的谷城郡。

不过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般来说越是山环水绕的地方就越是贫穷,往往生存都很成问题。谷城郡这个地方,从韩国农村来看它也是特别偏僻的,因为很穷,所以很多外地人特别排斥这里。从被歧视的程度来说,就相当于中国的河南。而我老家的人,跟那里的关系是最僵硬的,僵硬程度相当于吴国和越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排斥外面的人。

搬去之前,我让那里的长老把村里所有人都召集到一起,先向大家说明一下情况——我为什么想去那里,去那里做什么。很多村民激烈反对,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城里人会跑到这么穷的地方来,而且还是釜山的!他到底有什么企图?

不过村里的长辈们却很欢迎我,他们很喜欢我两个可爱的女儿,虽然他们同样不知道我去那儿到底是什么目的。在几位老人的游说下,大家最终同意了我这个外乡人的加入。

我们就这样在那里落了脚。

我想在那里建一栋房子,我们租住的房子很小,一家四口挤在一个小房间里。而且我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应该很多男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吧,亲手建一栋自己的房子。

我一个人准备了一年,砍木头,采石头,或者路过什么地方,看到有废弃的房子就去找找有没有还能用的东西。

2004年3月,这栋房子终于开始动工。

你猜我盖这栋房子最花钱的地方是哪里?——买酒。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费用。有很多以前在各个地方认识的朋友都过来帮忙,大家一起建房子,他们不收工钱,但是很爱喝酒。建这栋房子我总共花了差不多,折合成人民币的话是一万多块,买酒就花了五千块。那时候我太太还没学会酿酒。

2002年的“100天运动”。

 

我觉得中国的农民要比韩国的农民幸福,因为中国政府还是很看重农民的,他们不能完全忽略农民。

在韩国,农村已经完全崩溃了。现在韩国的食物基本上是从外国进口的,比如说从中国、美国、加拿大。农民现在的人口比例在韩国不到百分之三。

韩国决定对外开放大米市场的时候,所有农民都非常反对这个政策。(见注释7)

2002年,我们的农民运动团体选择用一百天走遍整个韩国,来表达我们的意愿。

这次运动在宣传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让很多韩国国民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第三十天,很多大学生也参与进来,加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一共差不多有两万人参加。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关于农民的运动,它成了一百天的流动学校。

这件事情让我们成了韩国著名的农民运动家。一时间我们的声音、面孔见诸各种媒体。

但我们并不是为了自己出名,是真的想保护农民。如果运动失败了,我们知道韩国的农村会变成什么样子。

虽然中国现在和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但它还是会维护农民。在韩国,如果一个政府官员推行保护农民的政策,肯定会被排挤的。像三星这样的企业一年产生的经济效益从数据上来看,是的,所有韩国农民加在一起都没法达到它的零头。所以韩国政府全心全意支持三星这样的企业——需要食物的时候可以从外面买嘛。

我们没有“三农”政策,只有伤农政策。

在我看来中国的农村目前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二十年前,当韩国人听到日本农村老年化的问题时,觉得那是别的国家的事情,现在韩国的情况不也是一模一样?在日本在韩国发生过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中国。但是规模绝对不一样。如果中国农村真的崩溃了,将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2002年,我创立了一所在家教育学校——布袋学校。最开始的学生只有我的女儿。我两个女儿都没有去体制内学校上过学,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比较理想的教育。

一段时间以后,布袋学校的学生开始多起来,还会邀请城市的孩子到农村来,和农村的孩子们一起玩儿。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教这些城市的孩子,让他们理解农村,了解农村真实的样子,体验农村的生活。 

后来,我把布袋学校教学的方式公布到了互联网上,许多人看了之后非常认可这种做法。

2004年我和当地农民共同建了一所农民图书馆,前前后后为这个图书馆买了一万多本。运营图书馆也挺难的,它没法赚钱,所以更像一个公益事业。

我采访了村子里很多老人,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听完故事以后,我会用自己的理解即兴创作出一首现代诗,一点一点的,这些诗最终编成一本书——《我出嫁的那天,是最美的节日》。

当时印了2000本,但是最终只卖了500本。我把卖书的钱又全都用在了图书馆上。

坦白说,这些年我在经济上一直不是很宽裕。好在我有一些支持者,他们会定期汇一些钱过来。在韩国,如果你在认认真真做一件事情,并且让别人看到你一直在坚持,认同的人会来支持你。我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会有点费用补贴,写文章也有点稿费,特别是我太太,她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更多的时候我们完全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不需要教育费用,也不需要医疗费用,在偏僻的农村,消费很低。这些年我最感激的就是家里人,他们一直很支持我,也没生什么大病,如果她们生病了,我就做不了现在想做的事情。

 

2015年4月,我第一次来到上海,参加了一个叫做东亚地球村的活动。我发表了关于韩国自然教育的演讲,反响很热烈,我没想到在中国会有那么多人对自然教育感兴趣。

我一直想来中国办一所自然教育学校。最开始计划在青岛,但是陆陆续续出现了各种问题,钱的问题,人的问题,所以这次成了一个新的契机,我到了崇明的朴和素农场。

在农场,只要没什么事,我每天晚上都向大家讲周易。但是我发现很多来听课的人对周易其实并不了解,虽然他们是中国人。

我本身对中国的文化就很感兴趣。我学习周易的方法和一般人不太一样,我是在面临问题的时候才去看,看着看着,我发现周易并不是什么远远的理论。它是当下的你出现了一些疑惑后,可以去看的东西。通过它,你能找到一些自己忽略了的方法,能习得各种各样的经验,活到另外一个境界。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自己慢慢有了另外一只眼睛。

比如说2002年那个一百天徒步,我就会以周易来参考。是进是退,是保守一点还是冒险一些。

在韩国知道周易的人有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觉得周易是用来算命的。

人们为什么会对周易有这样的认识?我感觉知识分子有很大的责任,很多知识分子似乎没能发现周易的价值。周易每个卦的总结都是“因为”而“所以”,其实是说,作为君子应该如何“所以”,关键是,君子是谁。从我的结论来说,这个君子不是知识份子,君子应该是一个一直在完善自己的人,是一个好人,并且能够完善周围的世界,有改变世界的理想。

可以说我没有学习过周易,但切身体验过周易。

我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周易的书,希望自己对于周易的解释,让初中生都能看得明白。我很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因为你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变化的世界。面对变化的时候,如果能够有这么一本书,会是一种帮助。

未来,我还希望能够在中国办一所自然学校。

————END————

 

注释:

1、Ondol指韩国的暖炕,利用厨房或屋外设置的灶坑烧柴产生的热气通过房屋下面的管道而使整个房间变得温暖。英文单词Ondol里面的on是从汉字的‘温’演变而来,但dol是纯粹的韩语。

2、在韩国农村有一种非常传统的治疗方式,如果不小心受伤,他们会把大酱敷在伤口上。

3、朴正熙,第5至第9任大韩民国总统,于1961年发动5·16军事政变成功夺取政权,担任总统长达18年之久。1979年10月26日晚,朴正熙被韩国中央情报局长金載圭射杀。对于朴正熙被暗杀一事,韩国当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通过各种渠道对外公布了这一消息。当时的官方说法是“误杀”。

4、又名“518光州事件”,发生于1980年5月18日至27日期间,事件发生在韩国南部的光州及全罗南道。当地市民自发的要求民主运动。当时掌握军权的陆军中将全斗焕下令武力镇压这次运动,造成大量平民和学生的死伤。

5、1987年韩国发生了规模空前的“629”事件。一百万的市民和学生,同时走上街头抗议。 全斗焕迫于各方压力,最终不得不妥协。6月29日,执政党民主正义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发表了以“尽快举行改宪,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为主要内容的“629”宣言。

6、光州位于韩国西南部,原来属于全罗南道的一个市,1986年分割升级为中央直接管理的直辖市。金大中就出生于全罗南道。1987年韩国第13届总统选举,金泳三由于跟长期政治盟友金大中就代表出选总统问题关系破裂,他单独代表新民党参选,由于同属反对派领袖金大中和金锺泌都参选总统,直接分薄票源,造就卢泰愚以微弱优势成功当选总统。卢泰愚是全斗焕所拣选的继任人。

7、韩国政府加入WTO以后逐步对外开放大米市场,低价的进口大米对国内原有的大米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唐晟艺,摄影师、自由撰稿人,目前生活于上海,作品曾刊登于《南方都市报》、《中国摄影报》等。

题图:金大中竞选韩国总统,来源:CFP。

其他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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