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忍受着每周六都要去汉语学校的煎熬，很多同龄的华裔小伙伴们也面临相同的困扰：这种看来“健康”的学习中，混杂着我们冷漠与怨恨。当我的非华裔朋友们可以在清晨去踢一场青少年足球比赛的时候，我却被困在汉语学校的教室至少两小时，练习着写古老的汉字，阅读着讲述“如何在超市里买大白菜”的中文课本。

汉语学校，或“星期六学校”，是专为像我一样的ABC（美国出生的华裔）而设的一个专门的学习空间，我们会在那里学习到汉语和中国文化。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这是一种排斥与包容并兼的体验。在中文学校的日子总是提醒着我：你和这个城市里的其他人有多么不同。而千橡市，这个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是加州聚集着最多白人的地方。

但汉语学校也是仅有的几个可以遇到和我长相相似之人的场合。我记得，当年整个中文学校里只有一个非华裔学生：我的朋友阿什利，他比我大两岁，但却出于兴趣而修读了幼儿园程度的中文课程，当时我觉得这也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

但在20年后，汉语学校里出现像阿什利一样的“白色”面孔，已是习以为常。

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启动“One Million Strong”计划，希望在2020年前，要让美国基础教育（从幼儿园到12年级，相当于我国的高三）系统中学习中文的学生，从现在的20万增加至100万（在美国的中文学校里学习的那一部分人，并不计入这20万人的行列）。

这一计划是由美国无党派非营利性组织100,000 Strong Foundation所牵头，内容包括在课堂中引入标准化的中文课程，提高美国普通话教师的数量，以及利用科技来推广语言和文化教育，尤其是在那些服务受限的社区里。

这个基金会的合作伙伴包括中国政府、类似美国华人协会那样的非营利组织、以及一个名叫“Crazy Fresh Chinese（疯狂而又新鲜的中文）”的古怪跨文化平台。这个平台会定期在YouTube上发布外国人讲中文的影片，其主演是一个天真活泼的金发女孩杰西卡，她会将英语俚语翻译成普通话。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对于“twerk”这个词，杰西卡轻松地将其翻译成为了“电臀舞”。

在未来的5年时间内令美国普通话使用者的数量增长5倍，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它承载着美国的一种“紧迫感”——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美学习普通话的人数却远远落后于中国3亿到4亿的英语学习者。一项刊载于中国国家英语报纸《China Daily》的调查显示，47％的中国学生在3至6岁时就已开始接触英语学习资料。

“我们已经落后了，”100,000 Strong Foundation的总裁兼CEO卡罗拉·麦基弗特（Carola McGiffert）说，“虽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竞争，但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做好份内的事，无法确保我们的年轻人已经为加入全球经济竞争而做好了准备。在当今世界，中国正扮演着很重要的、甚至是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我们的国家却没能令青年们准备好去迎接这一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不管是在政治、外交还是在国家安全的层面。”

将中文和中国文化纳入美国学校的学习科目，也招致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一些社会团队担心，由中国政府所赞助的一部分课程会成为共产主义对美国人“洗脑”的工具。但是，正式的中文课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了全美各地，不仅仅是在沿海地区——印第安纳州将于明年在贝茨维尔市（Batesville）推出第一个由政府资助的“沉浸式”普通话教育课程。但值得注意的是，贝茨维尔市人口数为6541，其中亚裔仅占不到2％。

自2007年美国大学理事会将“中文”纳入预科考试的科目以来，参加大学先修中文考试的高中生人数已经暴增了257%，但其人数仍然不足以与参加西班牙语考试的人数相提并论。2015年参加中文考试的学生中，有21%（约2444人）将自己定义为“标准的学生”，这意味着他们学习中文的主要来源是课堂，而不是依靠和家人们之间的交流。

17岁的热姆·奥孔是加州西湖村（Westlake Village）西湖高中的一名学生，他就属于这一类人。在父亲詹姆斯的催促下，热姆从11岁开始学习普通话，他就读于洛杉矶的圣费尔南多学院。他是那里唯一的拉美裔学生，后来又开始在Skype上跟着北京的中文老师开展一对一的中文学习。就像我的父母对我所做的那样，在周末，詹姆斯也会艰难地将热姆从床上叫起来，让他去上中文课，他们所采用的一个共同的育儿策略就是：贿赂。

“我告诉他：我会给你更多的零花钱，”詹姆斯说，“只要他坚持学习中文，在那里学会写汉字。”

热姆是学校的明星运动员，也是第二代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他的母语是西班牙语。为了学好中文，他还远赴北京和上海参加了夏令营。热姆的汉语能力已经超出了高中生的水平，大学先修中文考试从低到高按1到5打分，他的成绩是4分，并于近期在美国一家科技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主要服务于中国的客户。热姆说，在高中毕业后他希望能获得奖学金，到一所台湾的大学留学。在同龄的朋友中，热姆的这一想法无疑是“冷门”而闻所未闻的。

“我最好的朋友们都哀求我不要去，他们都说，“来和我们一起在佩珀代（位于马里布的一所大学）玩水球啊，”热姆说，“现在，我的中文已经说得比西班牙语还要好了。”热姆的妹妹查理兹也开始学习中文了，她刚刚9岁。

虽然在朋友们中间，热姆就像一个“局外人”，但他却是美国追赶中国的紧迫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一趋势甚至体现在了中文学校本身，连学校的行政人员都不再由清一色的中国人所担任。今年，南加州最古老的中文学校——西区中文学校就任命了一位白人校长。新校长约翰•麦格拉森(John McGlasson)的妻子也不是中国人，他第一次接触到西区中文学校是六年前儿子杰克来此上学的时候。

虽然麦格拉森估计，西区中文学校的340名学生中，有高达15％的学生并非华裔，但他却坚持认为，学校最终还是为拥有中国血统的孩子们而建的。他说，“我们不希望学校迎合那些非华裔的学生们”。这非常有趣，因为这样的一句话竟然出自一个非华裔的口中。

如果汉语学校们没有在“迎合”，那他们就是在“适应”。

在我以前的汉语学校里，现在的学生们会被分为三个等级：A级和B级代表着该学生的父母中至少有一个是以中文为母语的，而C级则代表着非华裔。据这所学校的校长谢丽（音）估计，学校的600名学生中，近15％不具有中国血统，还有不到5％是非亚裔。和我上学时相比，当时学校有300名学生，但不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只占了不到1％。

谢曾经是汉语学校的一名老师，据其表示，不断增长的学生数量给学校的场地造成了难题，他们租用的当地高中教室已很难满足教学需要。因此，学校正就在该地区建造教学楼或文化中心而进行讨论。

描述台北地铁和购买大白菜等故事的中文教科书也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学校如今都会使用当地所出版的书籍作为参考书，书中包含了诸多美国青少年更为熟悉的情景——如走廊储物柜、加入乐队或管弦乐队的情节。学校的选修课也有所增加，包括功夫、网球、芭蕾、国际象棋，当然还有大学预科中文考试。

当我坐在一个幼儿园程度的C级中文课堂里，上课的学生中约有三分之一都不是亚裔。他们大多来自千橡市的富裕家庭，家长送孩子学习中文的动力也很足。“普通话是未来的语言。”他们告诉我。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曾飞往中国进行商业谈判，或学习中文来与同事们进行沟通。他们希望孩子能赢在语言的起跑线上——越早开始学，效果越好。

而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就像6岁的胡安 •圣伊西德罗•马尔泰利，这已经是他所学习的第三门或第四门语言了；他还跟着自己的阿根廷裔父母学习西班牙语和德语。

上课期间，老师维罗尼卡•李拿出了一张粗略版的中国地图给学生们参考。她正分享一个到中国中南部贫穷省份支教的故事。在那里，她认识了家庭年收入仅有30美元的一家人，他们不得不把自己10岁的女儿嫁出去，因为没有钱供她读书。她的故事表现出了中国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教室里的很多家长都感同身受地不住点头。

“也许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去那里教英语。”她热情地建议着。然而看起来，如今的趋势好像正好是反过来的。

（翻译：徐徜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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