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辛圆

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毫无悬念重回正增长，当季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同期增长3.2%，比一季度加快10个百分点。分产业看，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反弹明显，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复苏较为疲软。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显著快于上半年，但在外部环境错综复杂，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情况下，中国应该目光向内，寻求内部的确定性。

他特别指出，促进消费的政策要有更强的针对性。新冠疫情冲击下消费结构性分化，网上消费、新业态消费等增长比较快，但餐饮、住宿以及与旅游相关的服务类消费仍然较弱。

“这时，就要加大对线下消费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特别是餐饮住宿、文化旅游等产业，通过减免税费、加大补贴等方式让相关企业渡过难关。”唐建伟说。

他还指出，我国救助政策中对企业的支持较多，对家庭和居民的支持相对较少，对消费的支撑作用有限。接下去要加大对消费主体的政策支持力度，让居民敢消费、愿消费。

据唐建伟团队预测，在基准情景下，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将恢复到6%左右，全年经济增速大概在2.5%左右。在乐观情景下，全球疫情很快消失，外需恢复叠加国内积极政策见效，三、四季度经济增速显著回升，全年经济增长3.5%左右。在悲观情景下，疫情持续反复导致全球需求显著减弱，三、四季度经济增速仍较低，全年经济增长1%左右。

“因此，无论何种情景，今年中国经济都有望实现正增长，仍将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唐建伟说。

以下是经界面新闻整理编辑的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如何看待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

唐建伟：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搅乱了全球经济运行节奏。一季度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经济萎缩，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的经济增速分别只有-4.8%、-3.4%、-2.3%、-2.2%。几乎所有国际大机构都在持续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一致认为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已经难以避免，可能创二战之后最低增速。

对中国而言，疫情带来的冲击主要在一季度。一季度我国经济下降6.8%，增速比去年全年下降12.9个百分点，创有季度GDP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三大需求都受到严重冲击，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16.1%、消费同比-19%、出口同比-13.3%。

到二季度之后，中国经济逐渐恢复，主要经济指标都在改善。从疫情发展来看，中国及时采取了有效的防控措施，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为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放眼全球，中国是疫情控制得最好的国家之一。这将缓解我们面临的外部压力，保住国际产业链。

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复苏态势已经明确，生产持续加快，需求也在逐渐改善。随着复工复产力度加大，生产活动在全球率先复苏。特别是工业生产恢复状况较好，4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转正以来，增幅持续扩大，单月的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也已经实现正增长。

界面新闻：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的整体形势会如何，三、四季度和全年增速您有怎样的预估？

唐建伟：随着需求逐渐改善，经济增长动能正在恢复，全年经济增长前低后高态势已经明确。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经明显回升，服务业生产指数已经由负转正，二季度以来经济增长逐渐加快。

下半年经济增速将显著快于上半年，全球疫情发展状况和外需恢复程度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将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影响。

基准情景下，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将恢复到6%左右，全年经济增速大概在2.5%左右。乐观情景下，全球疫情很快消失，外需恢复叠加国内积极政策见效，三、四季度经济增速显著回升，全年经济增长3.5%左右。悲观情景下，疫情持续反复导致全球需求显著减弱，三、四季度经济增速仍较低，全年经济增长1%左右。

因此，无论何种情景，今年中国经济都有望实现正增长，仍将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界面新闻：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挑战有哪些？

唐建伟：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主要来自于外部，具体来说可能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全球疫情的演变仍有较大不确定性。虽然目前来看，东亚及欧洲的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全球疫情仍未出现拐点，部分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疫情暴发期。下半年天气转凉后疫情会不会再次爆发是未知数，甚至未来几年会不会持续反复爆发都存不确定性。

为防控疫情，各国采取的都是严格的社交疏离政策，这对各国经济活动，特别是交通、航空航运、旅游等服务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因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国际贸易停滞等仍在发酵。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家，全球疫情的发展态势是最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二是中美经贸及政治摩擦的不确定性。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两个国家，大国竞争将成为常态化，不仅仅是贸易领域，未来还将在其他方面处于竞争和摩擦状态。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已经成为其中长期战略，中美贸易摩擦趋于长期性和复杂性。美国白宫发布的《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明确提出，中美成为“长期战略竞争关系”，未来中美脱钩风险可能会加大。中美关系下半年会不会出现什么波折，谁都说不清楚。

三是全球经济金融市场震荡带来输入性风险。一方面欧洲债务危机有再次爆发的风险。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在负利率的基础上，欧元区不断持续加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几乎所有国家都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这些刺激政策在短期可能对缓解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有好处，但欧洲近些年以来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无力支持日益高企的债务压力，债务风险迟早会再次出现。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风险值得高度关注。疫情冲击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滑坡和政府收支压力加大，这些国家应对冲击的政策空间有限，缺乏抗风险能力。一旦国际市场有所波动，首当其冲的就是本就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全球市场紧密相连，需要做好风险防范。

四是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疫情如果导致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各国都想把危机转嫁出去，一定会纷纷推出贸易保护主义等以邻为壑的政策，导致地缘政治紧张。朝鲜半岛局势可能趋于紧张、中印在边境问题上摩擦不断等都预示着疫情冲击下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

界面新闻：下半年要保持经济稳增长，要在哪些环节上重点把握？

唐建伟：外部环境错综复杂，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很多因素还是中国不能主导的。所以我们应该目光向内，寻求内部的确定性。

疫情得到控制以来全国加快复工复产，生产恢复状况已经较好，但需求的恢复明显不如供给。下半年消费有望继续恢复，但改善幅度可能有限。全年消费增速也许只有-1%左右。

要保持经济增长动能的恢复，下半年要重点抓好扩内需工作。促进消费政策要有更强的针对性。疫情冲击下消费结构性分化，网上消费、新业态消费等增长比较快，但餐饮、住宿以及与旅游相关的服务类消费仍然较弱。这时，就要加大对线下消费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特别是餐饮住宿、文化旅游等产业，通过减免税费、加大补贴等方式让相关企业渡过难关。

疫情导致消费者“心有余悸”，就业预期下降，不敢消费。我国救助政策中对企业的支持多，对家庭和居民个人的支持少，对消费的支撑作用有限。应该加大对消费者主体的政策支持力度，让居民敢消费、愿消费。上半年我国已经有170多个地市发放消费券，但模式普遍类似于双十一、618等促销活动，对刺激消费的作用比较有限。相对而言，类似美欧、中国香港、澳门等地方对居民直接发放现金的效果更为有效。

此外，制造业投资预期偏弱，特别是外需减弱对出口型制造业带来较大影响，需要落实针对性措施。制造业预期走弱不但影响经济增长，而且关系到就业稳定。全方面扩内需措施要加大力度，重点聚焦中小企业，帮助其渡过难关。

界面新闻：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哪里？

唐建伟：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要靠改革。当前的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错综复杂，“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在疫情冲击全球经济放缓的外部环境中，我们更需要从内部加大力度改革，激活微观主体活力，释放经济增长潜能。

近期中央出台的两份文件：一份是有关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一份是有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两份文件无疑是未来中国深化改革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未来改革的方向较为明确，包括土地、人口、资本、技术等领域的改革都要加快推进。

短期来看，改革给市场提供信心，促进内需增长，有效应对疫情对需求的冲击。中长期可以释放全要素生产力，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例，近期黄奇帆提到：这次改革的核心是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和探索增减挂钩指标、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等跨省域交易，将是一次带来几十万亿元财富价值的重大改革。仅仅土地这一项改革就能带来如此巨大的财富价值，其他要素的改革将释放更大的财富规模，累计在百万亿元左右。这也表明改革确实可以很大程度上提升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

界面新闻：下半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有什么看点?

唐建伟：年初以来，我国真实的赤字率已接近8%。虽然财政收支压力显著增大，但财政赤字率远低于发达经济体接近20%的水平。我国财政政策仍有较大空间，通过盘活存量财政资金和压缩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可以释放大量存量资源。考虑到政府性基金收支、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我国财政收支压力并不大。通过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财政资金效率提升，财政政策将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下半年货币政策将有所调整，但不会发生方向性转变。在年初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时期，货币政策力度明显加大，但仍然是保有余地的。当主题由抗疫切换至复产之后，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调节力度逐渐从应急模式退出也是必然。但这并不意味货币政策转向收紧，偏松调节的方向是确定性的，只是调节力度较前期有所减弱，流动性供给处于配合其他刺激政策发力的位置。比如在积极财政政策等措施发力稳内需期间，货币政策需要在流动性方面给予略高于实际需求的资金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