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紫财经

业绩即话语权。

近日，华为发布了2020年上半年经营业绩报告，尽管遭遇种种不利因素，任正非仍然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1-6月，华为营收4540亿元，同比增长13%。没有任何悬念，消费者业务继续呈一骑绝尘之势，期间销售收入2558亿元，相当于运营商业务的160%、企业业务的705%。

但在华为权力结构中，业务扛把子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

01、从2003到2020，华为终端惨遭歧视17年

官网显示，华为董事会一共拥有21名成员，除任正非、副董事长兼CFO孟晚舟、公共及政府事务部总裁陈黎芳等职能部门高管外，七成以上董事均来自B端业务。

考虑到副董事长兼轮值董事长郭平不过挂着华为终端董事长的名字，质量流程IT总裁陶景文也只是有过终端经历，几乎可以说，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是唯一一个冲在终端一线的董事，荣耀CEO赵明则排在三位候补董事末尾。

这原本不难理解。

根据天眼查有关数据，创立于1987年的华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家纯粹的通信设备制造商，主营业务围绕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运营商展开，今天的华为终端前身脱胎于2003年7月才独立的华为手机业务部。

初期的华为手机也没多独立，销售主渠道仍然是依附于运营商，直到2010年前后方真正开始走自主品牌之路，对标小米的互联网手机品牌荣耀更是诞生在2013年底。

正因为如此，在推崇工程师文化的华为，依靠品牌驱动的终端业务很不受待见，一些员工转岗终端业务仿佛遭到流放一样，即使华为运营商业务明显呈现颓势，终端业务发展强劲，余承东的存在感也不强。

02、营收上的巨人，话语权上的矮子

2018年，消费者业务第一次超过运营商业务时，不仅引起了外界的一片惊呼，也惊醒了许多华为员工。当年3月，余承东经持股员工代表会投票选举为华为常务董事。吊诡的是，同一年入选的华为运营商业务总裁丁耘在董事名单中排在了余承东前面。

从体量上看，华为终端在董事会应该拥有7-9个席位，当前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董事席位的多寡，不完全是面子问题，也关系着终端业务在华为所受的重视程度，以及能够获得多少资源支持的问题。

2019年初，余承东曾放言在年底争取超越三星，后因内外双重因素未能如愿，今年正处于登顶的关键阶段，超越后更面临如何在下一个十年继续保持领先的问题，来自华为整个公司层面的支持至关重要。

一个由B端业务高管牢牢把持的董事会无疑对这一方向造成了人为的障碍。

人不利己，天诛地灭。主观上，代表B端业务的董事显然倾向于通过一些有利于自身业务的决议，不会特别积极支持终端业务，客观上，企业级客户与终端消费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用户，前者也难以理解品牌营销之于消费市场的重要性。

这一点从任正非的公开表态就可以看出来了。

03、机制带来内耗，任正非何时向华为动刀？

以往，任正非极少抛头露面，外界要想见其一面简直难于上青天，人们更多地通过《华为的冬天》、《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内部讲话稿一窥这位商界领袖的想法，如今，任正非帮华为终端站台的次数大大增加。

在一次采访中，任正非解释了转变的原因，他表示自己此前对这样的做法不是很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想法代表了许多华为董事的想法。

不过，任正非愿意改变，他的董事们却不一定愿意。毕竟76岁的老人已经见过各种大风大浪，不论B端业务还是C端业务，手心手背都是肉，许多董事的态度就很微妙了，终端业务的崛起恰好反衬自己所管业务的没落，寄希望于他们客观地评估华为终端的资源需求不现实。

从0到1时，余承东可以靠自己的野蛮生长完成，但从1到100，华为终端就难以凭借一己之力实现了。华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进行一场组织架构的变革，重新梳理业务体系，做好相应的资源分配，否则，内耗空间可能会越来越大。

只是看起来并不容易，这是由华为董事会的选举机制决定的。

年报显示，华为董事会的选举过程是，数万名享有选举权的持股员工先一股一票选举产生持股员工代表会，持股员工代表会再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产生董事会。由于华为终端成立时间严重滞后于运营商等业务，这意味着大多数股权都掌握在B端业务员工手中，C端业务做得再出色，已然输在起跑线上了。

这次调整必须通过人为纠偏，任正非何时，以及如何动这个刀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