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院将于12月10日将会审理一项案件，这项案件将会决定美国大学把种族视为录取的考虑因素之一是否合法，即平权法案的一部分。

平权法案的概念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的的美国民权运动。当时的总统肯尼迪为了扩展少数族裔的机会，在1961年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使用了“平权法案”这个词语，并建立了美国同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这项命令要求政府承包商“采取平权行动，以确保人们在应聘和工作时，不受其种族、信仰、肤色和国籍的影响”。

肯尼迪的原意是确保承包商不歧视其现有员工或潜在员工。

之后，1964年，肯尼迪的继任总统林登·约翰逊正式签署了民权法，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国籍的歧视。

在此背景下，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大学遵循平权法案招收更多的少数族裔学生，致力于让校园更为多样化。

该法案第一次受到挑战是1978年的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一案，最后的结果是学校在招生时不能按学生种族设置相应的录取配额。

判决意见中指出哈佛大学在录取时对种族的考虑是正确恰当的。判决意见中写道：

近年来，哈佛大学录取了不同经济、种族、伦理背景的学生，扩展了校园的多样性。现在，哈佛大学不仅仅录取加州或路易斯安那州的学生，还录取了非裔、墨西哥裔等其他少数族裔的学生。

在实践中，对多样性的新定义使得学校在做出某些录取决定时必须考虑到种族因素。当录取委员会评定“可录取的”且有能力完胜课业的学生时，学生的种族也可能使天平更向其倾斜。就像一位来自爱达荷农场的男孩能给哈佛大学带来一些波士顿学生无法带来的东西，同样地，一位非裔学生通常也能给学校带来一些白人学生无法带来的东西。

在哈佛大学的录取过程中，委员会并没有特意设定好每年要录取的非裔、音乐家、足球运动员、物理学家或加州学生的配额。但意识到需要多录取一些非裔学生的必要性，并不等同于设定一个录取非裔学生或来自密西西比州学生的最低人数限制，而只是意味着委员会在数千计品格突出的学生的选拔过程中，更注重其出身。

本周，最高院将会宣布对阿比盖尔·费舍尔诉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案的结果，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每年的录取标准是录取各班成绩最好的10%的学生，没有达到这一标准的学生仍然可能被录取，但学校将会考虑一系列因素，其中就包括课外活动和种族因素。

SCOTUS博客的博主这样写道：“这一案件可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因为结果可能使所有公立大学在录取学生时考虑种族因素的行为完全违反宪法。”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