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都观察

6月6日，《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在推特上对一篇文章中“来月经的人”（those who menstruate）这一表述展开了猛烈抨击：“来月经的人。我很肯定曾有一个词语可以形容这些人。谁帮我想想：吕人？绿人？钕人？”（‘People who menstruate’. I‘m sure there used to be a word for those people. Someone help me out. Wumben? Wimpund? Woomud?）

由于J.K.罗琳平日常常对公共事务发表评论，《哈利·波特》更被认为蕴含着反种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隐喻，其言论引发的讨论至今仍未平息。

6月10日，罗琳在个人网站上发文自我辩护，讲述自己曾遭受的家庭和性别暴力，提到正是因为自己的经历，让她对“保护”女性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并对自己被扣上“排跨基女”（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TERF）的帽子表示拒绝。

 “排跨基女”究竟意味着什么？在2018年的温哥华女权大游行中，有一张照片在全球网络疯传，照片里，一名女性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跨性别女人是男人。真相不是仇恨，别相信谎言。跨性别意识形态是厌女与恐同。女人不是一种感觉、服装或刻板印象的表现。女人是生物事实！没有任何伦理与道德责任为了安抚男人的感受而说谎。”这名女性就是罗琳在声明中拒绝被指的“排跨基女”。但一般而言，她们认为这个称呼是一种诽谤（slur），而是自称“性别批判女性主义者”（gender critical feminist）。

▲ 温哥华女权大游行标语。© pinknews.com

在女性主义的历史上，排跨基女由来已久。1973年，排跨基女对担任美国西海岸女同志会议（WCLC）讨论会协调员的跨性别女性贝丝·埃利奥特（Beth Elliott）大打出手，甚至波及到阻止他们使用暴力的其他基进女性主义者。

排跨基女珍妮丝·雷蒙（Janice Raymond）曾出版《变性帝国：人妖的制作》（The Trans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一书，指控跨性别女性是“男人侵入女性主义与女同志阵营的间谍”。其后玛莉·戴莉（Mary Daly）也在其著作《妇女生态学：基进派妇女主义的转化伦理》中指控进行性别确认手术的跨性别女性是“父权医学为男性幻想制造的科学怪人”。而希拉·杰弗里斯（Sheila Jeffreys）指控跨性别女性是“男人透过扮演女性的屈从享受性高潮”，认为跨性别女性作为女性所承受的性别歧视甚或性暴力，都是一种男人淫欲驱使下的丧心病狂。

近年来最受舆论关注的吉曼·基尔（Germaine Greer）公开宣称：“跨性别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并在编著的名为《铲除女性：一场向女人、女性及人权宣战的性别政治》（Female Erasure: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Gender Politics' War On Women, the Female Sex and Human Rights）一书中指控跨性别运动是为了铲除女性的生物现实。而政策上，诸如妇女解放阵线（Women’s Liberation Front）等欧美国家的排跨基女组织，则旗帜鲜明地反对保障性别认同的法案，阻止跨性别女性进入妇女庇护所，要求将跨性别女性从政党的女性参选人名单中删除。

尽管同属于基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一些女性主义者并不一定支持排跨基女的主张，例如凯瑟琳·麦金侬（Catharine MacKinnon）就曾表示，生理构造不能定义女性特质（womanhood），女人是政治群体。

但排跨基女可被视作基进女性主义极端化的产物。基进女性主义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纽约和波士顿男性新左派（New Left）的阵营。“基进”（radical）一词，主要取其语源上的“根”（root）的意义，他们主张妇女受压迫是所有其他种族的、经济的、政治的等等压迫的根源。“基进”一方面指较新左派更根本的革命立场，另一方面也暗示其较自由派女性主义更广泛、深入的进步性。

基进女性主义普遍地颂扬做女人（womanhood），包括女人的成就、文化、精神、同性恋，还有身体，特别强调女性生理固有的力量，以及与生理有关的创造力。

同时，基进女性主义指出“身体”是父权制度产生的必然，大部分文明形成的社会皆是父权体制，例如家族中的继祀制度。即便当代迫于政治正确的共识，使得性别间的矛盾较少浮现在台面上，但现象一直存在，而只要身体的差异存在，性别平等就不可能到来。

一部分基进女性主义者认为，通过科技进步和思想改造，社会将成为一个人人皆能拥有二元性别气质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仅崇尚阳刚气质，包含竞争、征服欲、勇敢等加诸于男性的期待，包容、友善、情感等属于女性的阴柔特质也将同等重要。但另一部分基进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只有女人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度，排除所有男人以及所有由男性衍生出的文化与价值观，压迫关系才得以解消。因此基进女性主义者所说的女同性恋，并不只是个人选择的性倾向偏好，更是政治性的立场宣称，是身份认同的一种资格。

基进派认为性别不平等的很大原因来自于身体差异，因此他们也认为性是父权衍生的罪恶。在整个男女互动模式的背后概念是：男人是人，但女性只是次于人的某种工具。男性普遍通过性的过程主宰女性、而非纯粹受欲望驱使。

正因基进女性主义紧绕着妇女的（生理）性别角色而发展，跨性别自然格格不入。如雷蒙就认为女性的身份和资格取决于染色体和她们所被指派的生理性别（sex），针对“女性”这一身份的迫害仅是针对生理性别的女人的迫害。因此，她认为根本不存在对跨性别者的迫害。排跨女性主义的观点也是如此：跨性别女性是“由男人伪装的”，她们试图进入女性独有的安全空间（如卫生间）对女性实施强奸。

正如罗琳在其文中所述，排跨基女担心“女性”这一主体被消解，从而失去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基石。然而，这种对符号的执着，或许正建立起一套伪装成价值重要性阶层的牺牲体系，表面上强调自己有更重要的价值必须遵循，实际上则是用毫无理由的冒险与牺牲来掩盖或忽视自身价值逻辑的缺陷。

其实不只是基进女性主义，很多女性主义流派，包含跨性别女性主义都将性别系统（gender system）视作造成性别压迫的原因之一，但跨性别女性主义者明确指出“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和“性别角色”（gender role）的不同，后者是社会的性别规训结构，前者是主体在性别结构中，所发展出来的自我认同与归属感。在实际生活中，跨性别者不仅基于出生性别受压迫，同时为了让性别认同得到社会肯认，行为及穿着受到性别角色的限制与规训的境况可能更严重，像是跨性别女人经常就被社会要求必须“比女人还女人”才行。

德勒兹派的女性主义哲学家罗西·布拉多蒂（Rosi Braidotti）就曾指出，无论是何种层面和身份的女性，在父权制下的从属身份是一致的，而女性主体性的重要性在于证明她们的感受和挣扎是真实的。跨性别者的挣扎和体验同样都是基于此。无论她们选择摄入荷尔蒙，还是选择性别肯定手术，或是仅是对自己的“女性身份”再度进行确认，这些都是在进行“成为”这一过程。正如女性主义评论家阿米莉亚·亚伯拉罕（Amelia Abraham）在《卫报》上撰写的评论：“顺性别女性和跨性别女性都知道你的身体意象审视，在工作中面对歧视和工资差距，以及经历性暴力意味着什么。”认同跨性别者的存在，不仅未曾消解女性主义的基石，反而扩大了结盟的力量。

女性主义的诞生，正是行动者试图在男流（malestream）的父权社会中，凸显女性的主体性。对女性主体性的重视，使得“姐妹情谊”的普适性不断受到挑战，从而造就了建立在大量论辩与自省之上的女性主义运动。十九世纪末，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者索捷娜‧特鲁斯（Sojourner Truth）的经典名言：“难道我不是女人？”（Ain’t I a woman?）挑战了白人中产女性主义的主导地位，扩大了女性主义的结盟力量。

罗琳事件除了作为茶余饭后的八卦之外，更重要的意义或许在于：它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谁是女人”、“什么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这些重大议题，从而反思过去的思考与行动，不至落入父权制“分而治之”的陷阱之中。